置身于孟子研究A计划与B计划的交接处——商务印书馆《盈科后进——中国孟学史丛论》后记

中山大学杨海文教授二十多年来的孟子研究包括A计划、B计划:前者的关键词是文学、哲学、历史,重心放在内涵生产的守正创新,范式生产未能取得突破性的守正创新;后者的关键词是孟子思想研究、孟学史研究、《孟子》单章研究,不仅旨在内涵生产的守正创新,而且旨在范式生产的守正创新。从A计划转入B计划,具有“辞旧迎新”的意义:一方面,将以《盈科后进——中国孟学史丛论》为代表的孟学史研究,当作先前一个阶段暂时结束的见证;另一方面,将以“新编孟子正义”为代表的《孟子》单章研究,当作未来一个阶段正式开启的标志。

职业选择与重建道德社会--《孟子·公孙丑上·术不可不慎章》辨析

《孟子·公孙丑上·术不可不慎章》设定“天之尊爵,人之安宅”的道德形上学、“莫如为仁”的实践伦理学、“人役而耻为役”的王道政治学,旨在论述职业选择与重建道德社会的重大议题。唯有经由道德形上学达成实践伦理学、王道政治学,“术不可不慎”方能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念兹在兹的大事,慎择职业方能在重建道德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此章包含丰富的学理内涵,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值得深入辨析。

心态审美化·世态道德化·生态自然化——孟子思想要旨及其现代意义

《孟子》是一部流传了两千多年的古老经典,对中华民族基本精神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只有三万四五千字,但包含的思想异常丰富。淋漓尽致地讲好“孟子思想要旨及其现代意义”这个主题,其实是很难的。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值得反思:一是孟子讲性善、养心,这对心态审美化很有价值.

论《孟子》逻辑学的范畴与原理

孟子在诸子百家争鸣辩论中,传承发展墨子逻辑思想,把具有发端意义的中国逻辑学推向前进,是中国逻辑学走向系统总结时期重要的中间环节。孟子阐发逻辑范畴与原理,精义有四:第一,孟子阐明了“辩”范畴与“类”范畴的规定与运用;第二,孟子论述了“故”“理”“法”范畴与理论思维的原理;第三,孟子总结了类比推论的原理并应用于论辩实践;第四,孟子“知言”的两个原理“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可视为中国逻辑语义学的发端。孟子完全不同意墨子“兼爱”等政治伦理观点,但为捍卫孔学儒术,争取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激辩中制胜论敌,他并不排斥从墨学宝库中撷取墨子的逻辑利器和辩论技艺,创造性地发挥墨子总结的争鸣辩论形式、规律与方法,这也充分证明了逻辑知识的学派超越性与普遍工具性。从本质上说,逻辑学乃是古今中外各家各派共同运用的认知工具和思维利器,与世界性基础学科的普遍工具性殊无二致。

孟子政治论的关键词及其理论问题

孟子的政治论,可通过民本、仁政、王道和推恩四个关键词加以提炼。“民本”是统治者权力合法化之基础;“仁政”是政治活动的本质;“王道”是权力运作之目标;“推恩”是权力运作的方法。这四个关键词环环相扣,使孟子的政治论从理论到实践,构成一个严整的体系。本文首先指出孟子本于“民本”说,主张政权合法化之基础在于“天与人归”,“民本”说源自于春秋时代大兴的民贵思想,并开启此后“天下为公”之理念。但“民本”说与近代“民主”政治仍有距离,因“民本”说只有“民享”与“民有”而无“民治”。“民本”所建立的是“契约政权”,但孟子主张统治者如背叛契约,则人民可以起而革命推翻之。其次分析孟子的“仁政”说的普遍必然性及其理论问题,指出“仁政”说蕴含“仁之效用化”问题。继而探讨孟子的“王道”理念,指出“王者”是“道德的政治家”,“王道”是“文化的世界主义”,但其理论缺陷在于忽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运作逻辑之差异。最后分析“推恩”理念,指出“推恩”有其母性思维特质,并以“类推”思维方式为其基础。总结而言,孟子政治论以人民为主体,与大一统帝国体制之君本位政治现实互为扞格,他在以“权力”为基础的政治世界外,另建一以“良贵”为核心的“天爵”的德性世界,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职份论”,仍深具现代之启示。

经世与启蒙:梁启超的孟子学

“经世”是梁启超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关怀。梁氏孟子学前期以宣传康有为大同思想为主旨,介绍和吸纳西方思想,以西方知识性内容取代传统道德评价标准;后期侧重国民教育,以西方教育主义重新审视传统思想中的知识与道德关系,在科学知识的时代大潮中凸显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与经世思潮的深刻互动中,梁氏思想“变”中有其“不变”,“不变”中又蕴含“常变”,在救国之切、爱国之真的烘托下其经世意识更加醒目。梁启超的思考对当下增强文化自信,继承并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何必”曰“利”:孟子仁义观再探——以先秦义利的互训、对立关系为线索

《孟子》首章中“王何必曰利”的表述,在后世围绕“义利之辨”的儒家经学阐释以及当下学界的相关讨论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过往研究多聚焦探讨与阐发孟子之“利”的具体指涉,这可能是受限于宋明儒家之后一直流行未蔽的孟子被“圣化”之风。然而,当我们将孟子的辟利之举置于先秦普遍义利互训的关系,即孟子所处的诸子论辩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孟墨二者的仁义观在“利他”性上呈现了较大的差异。以此重新审视《孟子》中的诸多记载,及孟子“何必曰利”的仁义之道,我们发现孟子不仅在思想层面排除“利”的负面内涵,也无可避免地将“利”的正面指涉———包括合理正当的“利他”动机,一并与“仁义”相隔离。此举让孟子之仁义既难达到“形而上”之利他的哲学高度,也使其“形而下”的施行范围受限于战国征战环境,受制于伦理纲常,无奈于国家强弱和大小,甚至在那些更为在乎如何权衡“利”的战国学者们眼中,成为诸侯王、谋士们借“仁义”之名来遮盖其“自利”之实的工具。

孟子“仁”与“义”美德伦理学的理路及其问题

孟子的“仁”“义”观念分别指示出美德的根源以及美德行为的呈现,以此为核心的孟子式美德伦理学的基本理路有三:一是美德是人类特有且应有的生活方式;二是诸美德各有其特定的道德含义,并构成具有层次和结构的美德体系;三是美德应该依次呈现于家庭、社会和政治生活,并发挥基础性作用。其美德概念可以回应三方面的问题,即美德的约束力、美德的驱动力、美德的实现问题。其特点主要有其作为美德学说的整全性,其思想实验与对直觉的诉诸,以及其明确的元伦理维度。作为一种传统理论,孟子式美德伦理学要转化为当代形态,有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元伦理维度包含的形而上学独断因素。对于其理论的独断因素,可以有三条化解路径,即康德式路径、当代道德心理学的路径、反思平衡的方法;对其现实基础性美德即“孝”蕴含的独断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来化解,一是回到孔子的相关观点,二是借鉴当代伦理学对美德如何始于家庭的道德心理学解释。

荀子对《孟子》的袭用与批判

从《荀子》书中可以发现,荀子对《孟子》的思想、主张、观点、比喻乃至用语都有许多明显的继承、接受甚至抄袭,尽管荀子并未说明这些内容是源于《孟子》,但不难看出孟子思想和文章对荀子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荀子在其书中又对孟子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和抨击,甚至称其有“罪”。荀子对孟子和思孟一派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道家特别是庄子的思想资源;而批判的目的,则可能是为了挽救在战国末年学术思潮中趋于颓势的儒家思想。

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用古诗文篇目的版本问题——从《孟子》“斯人”与“是人”之争说起

通过对《孟子》版本源流的梳理,发现诸版本仅有“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的记载,且“是人”的用法更接近战国时期的文法习惯,而“斯人”之说源自其他文献对《孟子》文本的征引。为了发挥正面导向作用,避免近年频发的古诗文选篇的异文之争,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亟待进一步优化。不仅要充分利用影印本、整理本等优质文献资源进行版本源流的梳理和异同的比较,从中甄选出最可靠的文本,而且应当标明所选版本与典型异文情况,向中小学生普及文献学常识,传递正确和理性的版本观念。

孟子的古典管理数学思想

孟子善论辩,而为了明晰事理,他在论辩过程中经常会给出一些算术问题。因此,《孟子》一书包含着比较丰富的古典管理数学内容,如“万取千焉,千取百焉”的利益观,“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的井田制构想,以及“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的几何割补方法等。特别是孟子将“规矩”“六律”和“仁政”三者统一起来,强调把数学置于王道之国的基础地位,重视数学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应用,主张“苟求其故”的数学思维(包括数学原理和数学方法),特点非常突出。这既反映了春秋战国古典数学发展的特点,同时又是对《周礼》“九数”之艺的进一步总结和提高。

论孟子人学思想的三重维度

人与自然分离是孟子人学思想的前提,人意识到自我在自然中的独特性,意味着人理性的觉醒。孟子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自然是人对象化的存在,人应该善用自然,厘清自身欲望的限度,以保证人对自然的可持续利用。孟子人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义道德,他将人作类上的疏解,其终极价值在于完成群体意志,即维护群体的秩序,实现群体的最大化发展。以此为立场,从主体修养来看,人的终极价值在于实现宗法制度下的伦常道德;从王道政治来看,王权的合法性和仁政的具体内涵都指向群的意志与存在。孟子的人学思想奠定了儒家学派的基本立场,研究孟子人学思想的理论特点有助于勾勒儒家哲学的思考视域,把握儒家传统的精神旨归。

“亲亲仁民爱物”的儒家文明图式——以《孟子·尽心上·亲仁爱章》为中心

《孟子·尽心上·亲仁爱章》原创性建构了“亲亲、仁民、爱物”的儒家文明图式,并被孟学史守正性重构。从原创性建构看,亲亲是血缘伦理之基,仁民是王道政治之本,爱物是自然生态之根;爱物、仁民、亲亲是由外而内的充实,亲亲、仁民、爱物是由内而外的推扩,充实、推扩均是仁的呈现与敞开。从守正性重构看,基于亲亲与兼爱的对决,此章盖为墨氏而发;基于仁民与爱物的对比,仁民易而爱物难;基于亲亲、仁民、爱物的对举,先后之序、实华之分彰明较著,呵护自然、万物一体呼之欲出。孟学史的守正性重构丰富并深化了孟子原创性建构的儒家文明图式,守正性重构最能夯实并彰显原创性建构的历史演进及其时代价值。借助命题逻辑与谓词逻辑的分析,可以深入说明这一儒家文明图式。

孟子“乐”与“射”的双重隐喻

孟子乐喻中,金声玉振并非完全对应于奏乐的始终;“终条理”亦可理解为“已条理”“既条理”。“金石以动之”,如同战场之号令,金石之音皆可看作是乐曲的起始,起到节度各音的作用。从我国古代乐器实际演奏过程考虑,后世所理解的“以玉声振扬金声”的观点并不恰当;古人始终在尽量避免镈钟类乐器产生混响,又何需玉音振扬金声。赵岐、俞樾等所认为的“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以玉声振扬金声,并非乐师演奏时所追求的和谐之境,仅为经师诠释经典时的意义建构。由于金石的稳定性,孟子乐喻还涉及金石之品质,为众音之准则。金声玉振不仅隐喻孔子兼具圣人之全德,还隐喻孔子为后世之法则。孟子乐、射二喻中,不应将智、圣二分看待。《五行》篇与孟子的不同处,还在于孟子以金玉喻始终条理,兼具圣智;而《五行》篇以金玉喻内外,又强调君子集大成,最终达到合内外的思想旨趣。

《孟子·离娄上》“反其仁”章析论

《孟子·离娄上》“反其仁”章单章研究包括分析、综论两个层面。从分析的层面看,直面当下困境,把控所有困局,构成第一、二节的群己之辨;“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构成第三节的力命之辨;唯有经由力命之辨,群己之辨方能达成自身的和谐。从综论的层面看,以“反求诸己”为功夫,可谓传孔子、曾子之说;以“天下归之”为功效,可谓“承上章而言”;基于群己之辨与力命之辨的内在张力,当以“反求诸己”为切要。孟子的“反求诸己”之思,历史影响深远,当代价值显著。

养气、知言与赞美孔子——《孟子》“知言养气”章新解

中国古代的气可分为物质之气与精神之气,后者又包括血气、情气和德气。血气主要针对人的生理欲望而言;情气指人的自然情感活动,如“喜怒哀悲之气”;德气则指人的道德情感活动,如仁气、义气等。孟子的浩然之气不是来自血气、情气,不是对血气、情气的理性升华,而是来自仁义之气,是“集义所生”。孟子的“夜气”“平旦之气”均是指德气而言。孟子自称可以做到知言,可以辨别言辞的错误所在,但没有提出一套分析错误言辞的理论方法。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因为孟子过分重视良知、良能,强调心的直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经验认知的作用。辨别错误言辞不能仅仅靠良知、良能,还要靠经验观察、逻辑分析,而这恰恰是孟子所缺乏的。孟子高度肯定、赞美孔子,实际是通过孔子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视孔子为自下而上用文化、道德影响政治的新王,在得君行道之外,探寻一条觉民行道,甚至为君行道的道路,故“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从“不安”到“不忍”——孟子对孔子人己思想的发展

历史上人们将孔孟并称,忽视了二者思想之间的差异。孔孟思想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就体现在人己关系问题上,而这又可以通过“不安”与“不忍”两个概念反映出来。孔子认为正是“不安”使得我们能够仁义地对待他人。虽然“不安”与“不忍”都涉及自我与他人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二者之间存在差别:“不安”是以他者为中心的,正是他人的悲惨处境激发了我的不安,我为他人感到不安;“不忍”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忍是一种自我的内在能力,我们之所以不忍心看到他人受苦,之所以对他人做出仁义之举,是因为我们怀有不忍之心。因此,孟子把孔子的“不安”转换成“不忍”,实际上是强化了自我的道德主体地位,使得自我在道德上具有主体性。不过,这也容易使道德变成自我对他人的强加,这些都对中国伦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孟子论辩中的“对方立场”——《齐桓晋文之事》解读

孟子以“雄辩”著称,文章有“浩然之气”,语势强劲起伏,对话滔滔不绝,《齐桓晋文之事》便是典型代表。文本解读多从这一特点入手,注重孟子“以我为主”的论辩风格赏析,而忽略了他的“对方立场”。孟子在与齐宣王如何一统天下的论辩中,秉持“对方立场”,使齐宣王由开始的“笑而有惑”到最后的“惛而愿学”,并由衷地肯定了“王道”。

孟子历史观的关键词及其理论问题

孟子历史观可以从形式、本质与表现三方面析论,以“崇古论”为其形式,以“反事实性思考方式”为其本质,并表现为循环史观与“道德的历史解释”。孟子尊崇古代圣贤的典范,是为了贵古而鉴今,并是古而非今,所以崇古的历史叙事是其手段,改变当代世界才是其目的。孟子崇古论之本质是一种“反事实性思考方式”,高举尧舜典型与“三代”范式,将其作为当前事实之反命题。透过“反事实”与“事实”的强烈对比,发挥批判并对治当代的“事实”之功能。而且,孟子历史观表现出鲜明的循环史观与“道德的历史解释”,因此相信“殷鉴”不远,人可以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而安身立命,因此孟子是一个立足历史经验的审慎的乐观主义者。孟子的“道德的历史解释”,潜藏着历史中“人”的自由与责任等问题,深具21世纪的新意义。

追寻元典 彰显孟学——评《〈孟子〉学术史》

按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的说法,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后世文明的一次次飞跃发展总是要回顾“轴心时代”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并从中获得生存的智慧,点燃前进的火焰。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轴心时代”涌现出许多影响人类发展的文化巨人,创作了许多原创性、奠基性的经典文献,《孟子》便是其中之一。两千多年来,《孟子》先是被作为辅翼经书的传记,后被作为承载儒家正道的经书,地位不断提高,影响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