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验到规范:“孤证”规则适用的问题、成因与完善路径

“孤证不能定案”规则常见于刑事证明活动中,目前其仍属于经验法则,尚未成为明确的法律规则。在实践中该规则存在适用不统一、适用范围不当扩张、机械化适用、片面地重视证据数量等问题。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元的,主要同“孤证不能定案”规则被误读、未实现向法律规则的转变以及同自由心证存在冲突有关联。在未来,应当实现其从经验规则向法律规则的转变,明确其适用的证据类型、适用阶段与适用边界,以更好地规范与指导实践中法官的自由心证活动。

论网络时代刑事证明中“孤证”规则的运用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在刑事司法领域,网络犯罪案件中的证明相较于传统犯罪而言具有其特殊性,应当从理论上对传统证据规则的运用进行回应,以保障在司法活动中认定案件事实的准确性。在网络犯罪中采取“综合认定”方法认定犯罪数额并非对印证的否定,而采取的是“整体印证”的模式。在证据认定中同样应当遵守“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要求,不能仅凭孤立存在的电子数据认定有罪或罪重的事实。在未来,应当注重对“孤证”概念的理论阐释,加强法官在综合认定过程中对心证过程的说理,同时鼓励辩护律师多主张“孤证不能定案”的抗辩。

“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印证主义诉讼模式下催生出的孤证不能定案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潜规则。在司法实务中,孤证不能定案的运用存在着三大缺陷:混淆和错用孤证概念,难以准确界定孤证内涵;以证据数量替代证据质量,忽视对证据证明力的审查;证明形式化,缺少对证据审查的裁判说理。为了打破学界和实务界对孤证不能定案司法潜规则的信奉,修正该规则的内在缺陷,应通过准确界定孤证的概念和类型、明确孤证定案的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运用证据补强规则并附加情态证据以实现孤证认定案件等路径,实现对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重新解读、认知和破解。

“孤证”或证据“一对一”的困境及其出路破解

"孤证"或证据"一对一"案件的证明目前成为司法证明实践中的一大难题。绝对的孤证案件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解决所谓"孤证"或证据"一对一"的证明难题,其出路在于借鉴西方国家证明领域中的补强证据规则的理论和有效经验,充分发挥间接证据对直接证据的印证与补证功能。惟此,我们才能脱离"孤证"的证明困境。

《汉语大词典》孤证词条辨正

词典的书证不仅能够说明词义和用法,还可以证明义项的客观存在及源流。对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词典来说,丰富、准确、恰当的书证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最大最权威的《汉语大词典》,孤证词条时或可见,极易造成释义、义项、书证等方面的错漏,影响词典质量。

一份沉埋的孤证与文学史结论——关于路遥1971年春的招工问题

如何书写当代文学史,可以从宏观的方面谈,也可以从微观的角度入手。本文以路遥研究为个案分析,提出已被人们接受、消化的文学史结论仍是可被怀疑的对象。尤其是一些文学史上的孤证需要谨慎对待,一份沉埋的孤证与文学史结论的阐释性的关系更需要认真处理。当前一份孤证因为沉默沉埋时间过久,已经损害了文学史结论的可靠性,在后一种孤证出现后,这种固化的问题被解除了。文学史结论又开始踏上了新征程。由此也会发现"如何书写当代文学史"绝非一个小问题。

悖离与纠偏:“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实践性反思

“孤证不能定案”作为我国重要的司法证明规则,其强调不能仅凭证据来源单一或数量单一的实质证据认定案件的定罪事实,该规则的理论型塑是基于认知论的原理和我国证据法理论的影响。但该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悖离规范目的、不当适用的情况,包括“孤证”内涵的不当扩张并侵害无罪推定原则,规则的僵化适用导致印证的“形式化”,过度强调该规则而对证据的收集、适用产生了负面影响。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我国传统司法证明理念和方式并不契合刑事诉讼事实认定机制、该规则规范结构存在局限性以及我国证据法程序性基础的支撑不足。对此应从树立“主客观平衡”的证明理念出发,完善该规则的适用原则和范围、确立以“实质证据+若干辅助证据”“实质证据+其他证明手段”的定案方式、强化诉讼程序对该规则适用的程序性支撑等三个维度进行纠偏。

直面“孤证”:态度·方法·价值

“孤证不立”是近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然而当代文学史料具有不容忽视的“当代性”。“毛罗对话”、“关于《古船》的指示”、多多的“白洋淀诗歌”与“路遥转让工作名额”事件,均为文学史孤证,却能在史实晦暗难明的情况下,显现历史真相的冰山一角,成为撬动历史真相的第一把“杠杆”,具有不容替代的文学史价值。一条孤证引发证实与证伪的学术讨论,将被埋没的史实钩沉出来,就是孤证的独特价值。“证实”孤证,给还原历史史实以有力的启迪或深刻的暗示,循着孤证线索建立完整的证据链;“证伪”孤证激发人们钩沉历史真相的兴趣,开辟出另一番学术天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应该直面孤证,当孤证尚孤之时,给予孤证足够的尊重和宽容,不能用简单的真假判断将孤证封杀在摇篮里。对待孤证,既要坚持“孤证不立”“孤证不举”的学术规范,亦当充分考虑当代文学当代性、现场感,采取“孤证不废”的策略,建立符合当代文学研究实际的史料学态度与方法。

孤证不能定案——中国版的证据补强规则

“孤证不为定说”是一个史学概念,后来被引入法学领域,变成了“孤证不能定案”,并逐渐成为我国诉讼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虽然法律从未对其进行过明确的定义和认可,但在司法实践中,“孤证不能定案”却一直起着类似于国外的证据补强规则的作用。与证据补强规则相比,“孤证不能定案”一说的含义既过分笼统,作用范围又缺乏必要限制。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的证据补强规则方面的立法经验,将“孤证不能定案”改造成为一项操作性较强的证据规则。

《汉语大词典》孤证词条存在的问题

对《汉语大词典》这样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词典来说,丰富而恰切的书证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由于编撰条件等的制约,《汉语大词典》中的孤证词条时或可见。本文从词目、释义、书证三个方面举例分析《汉语大词典》孤证词条造成的各种错漏,提醒广大词典编撰者应该充分重视孤证问题。

民间借贷纠纷中“孤证”案件的法律适用——以100份民间借贷孤证案件判决书为分析样本

民间借贷案件作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呈现出不可或缺的地位的同时,纠纷案件量也与日俱增,导致该类案件事实认定难的原因也不胜枚举。针对只有借据而没有实际交付证据和只有交付证据而无借据的"孤证"案件进行分析,对比各地方法院对此的指导意见以及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证据的证明力及举证责任的分配与转移两方面内容作理论分析,以期做出有价值的探索。

从《洛阳伽蓝记》看《汉语大词典》修订中的孤证问题

《洛阳伽蓝记》是北魏时期一部重要的著作,《汉语大词典》共引用该书76条例句作为词语或义项的唯一书证即孤证。经调查,76个例句中除28个确为孤证外,其它48个则存在着孤证词条书证可补、孤证词条释义不确、词目处理不当等问题。厘清这些问题,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汉语大词典》未来的修订工作。

从《唐摭言》看《汉语大词典》的孤证问题

作为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大型工具书,《汉语大词典》为众多学者提供了便利。然而不得不说的是,这部书也存在一些弊端。从该部书完成编纂到目前使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它在语音、释义、引证、编纂体例等方面的疏漏也逐渐被发现。其中,孤证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疏漏。探讨《汉语的词典》的孤证问题,有利于纠正对一些字词的认识和提高词典本身的质量。

“孤证不能定案”的逻辑证成

"孤证不能定案"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立法原则。然而,学界对"孤证不能定案"的含义各持己见,争议不断。甚至有学者质疑"孤证不能定案"的原则,主张"孤证也能定案"。"孤证"包含三方面的含义,即单个证据、多个同源证据和多个孤立存在的证据。补强证据规则和证据相互印证规则,为"孤证不能定案"的原则提供了逻辑辩护。同时,依据概率逻辑视角,一个针对"孤证"的概念:多样性证据应运而生。贝叶斯定理与曲线拟合两种角度分别论证了多样性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而"孤证"的证明力微弱,从而为"孤证不能定案"作为一项法律原则适用于司法实践,提供了逻辑证成。

孤证规则的内在逻辑与制度构成——基于“印证证明模式”展开的论证

孤证规则的内在机理,是通过多个证据的相互印证确保刑事诉讼中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是对自由心证的有益补充。在明确“孤证不能定案”原则的基础上,孤证规则的构成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孤证的认定标准。孤证,是指证明案件核心事实的证据只有一个,孤证既可以是言词证据也可以是实物证据。孤证的判断是实质判断,其标准是证据的信息来源是否同一。二是孤证不能定案的例外。包括“因待证事实证明标准降低而设置的例外”和“基于经验法则而设置的例外”,前者适用于对程序性事实、非要件事实、量刑事实的证明,后者则包括完整记录犯罪行为的录音录像、遗留在隐蔽位置的生物组织、证明被告人案发时唯一在场的证据等。

探索孤证也能定案的可行性

文章通过对一起强奸案的案情介绍,引申出对于"孤证不能定案"理论的反思,进而通过解疑人们对于"孤证定案"的疑惑,阐明在只有被告人供述的情况下,仅凭孤证是可以定案的可行性。

“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适用问题及破解

“孤证不能定案”是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也是普遍被接受的一种定案观念。由于司法人员对“孤证”的本质含义理解偏差,导致实践中法官将“孤证不能定案”的焦点仅仅放在证据数量上,而忽视了单个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不能够灵活运用这一规则,所以有必要对“孤证”的含义进行清晰地界定。随着侦查水平和法官素质的不断提高,“孤证不能定案”也会出现例外情况。另外,“孤证不能定案”不仅适用于案件全部事实的认定,也适用于案件部分事实的认定。

中国传统证明力标准的现代价值——从“众证定罪”到“孤证不能定案”

"孤证不能定案"如今是诉讼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司法实务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为多数人所认同。虽然我们在现有的法律条文之中找不到明确的规定,但其在实践过程中仍在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为什么"孤证不能定案"理念能够得到我国司法界的广泛认可,其价值基础何在?在其理论背后,是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契合,所以才能够得到国人的普遍接受?其究竟是近代司法的产物还是与传统价值理念一脉相承,饱含数千年来先哲的价值观和证据观,贴合我国的民众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