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学术自由权利的范畴与边界

高校教师学术自由是高校及教师个体自主选择研究问题、按照科学规范进行学术研究、发表研究成果,以及在课堂上就授课内容讲述与之相关的研究结论的自由。作为个体的教师既享有校内的学术自由,也享有校外的学术自由。其中,校内的学术自由包括课堂内的学术自由和非课程的学术自由;校外的学术自由包括作为普通公民的学术自由,以及开展学术交流、探讨和举行学术讲座的自由。学术自由的限度意味着高校教师不能跨越学术自由的边界去发表言论或研究成果,这个边界的划分需要依据国家的法律和政策的有关规定。有时,边界是模糊的,需要管理部门作出专业判断,例如:高校教师在课堂中不得宣讲与课程主题无关的研究问题;不得跨界对有争议的问题发表意见;在校内对公共问题发表的言论也存在一定的界限;教师作为管理人员或决策者发表的言论也需要注意分寸等。

中国大学学术自由发展脉络与精神重构

中国大学学术自由并非完全的“舶来品”,而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孕育于中国学术组织发展。中国的学术自由萌芽于稷下学宫和书院等古代学术组织中,历经近代动荡时期兴盛与束缚的矛盾状态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起伏与革新,并随改革开放而稳步推进,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学术自由已然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并得到相关政策制度的支持和保障。然而,学术界尚存学术评价体系过度量化、学术管理制度僵化、学术工作市场化与学术不端频发等问题。因此,学术界需重申学术自由,明确其内涵与边界,推动法治化建设,平衡学术自由与社会责任,基于我国优秀学术传统重构学术自由精神,加快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步伐。

学术自由理念的反思与重建——基于康德自由学说的思考

当前人们关于学术自由历史、含义、案例等方面的论述,基本上把学术自由视作一个由他者给予的行动空间:它是外界给予的,是在与他者斗争中争取出来的,过分强调对外部干预的排斥或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而忽视对自身的要求;学术自由被描述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动空间,无关道德,所有学术行为都将得到学术自由的辩护,从而可能滑向对学术自由的滥用。这些都要求走出“薄的自由理论”,以更厚重的自由学说为学术自由奠基。康德哲学以人的自由为核心关切,分析康德自由学说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别样的自由图景:一种出于自身理性的庄严承诺。自由具有先验性、法则性和义务性,基于康德自由学说,学术自由从根本上意味着一个道德原则,它预设着正直、胜任与谦虚,表现为学术勇气、学术担当和学术宽容。

美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权的制度保障

学术自由权是大学的生命线。美国大学学术自由权的制度实践表明,学术自由权与美国大学教师共荣共 生,并不是当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受到侵害时才需要它。以职业安全来保障大学教师学术自由权的终身教职制度是 美国学术自由制度的创举,具体而言,美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权的制度保障包括谴责名单制度、终身教职制度以及集体 谈判制度。

21世纪美国宪法学术自由的进展与挑战--以“格鲁特案”与“加赛迪案”为例

学术自由在美国被视为一项宪法权利历来备受关注,其发展曲折且争议不断。进入21世纪,格鲁特案(Grutter v.Bollinger)和加赛迪案(Garcetti v.Ceballos)是司法领域中对宪法学术自由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判例。格鲁特判决的意义在于"机构学术自由"权利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更高认可和尊重;加赛迪判决的影响在于"个体学术自由"权利面临新的不确定风险。宪法学术自由在"机构"与"个体"之间境遇迥异。

开放获取S计划合规路径中的学术自由问题研究

学界处理欧洲S计划和拉丁美洲开放获取关系的不同方式显示了S计划引发的学术自由争议。通过将证词、解释和市场正义作为学术自由的价值基础,可采用数理方式分析S计划对欧洲和欠发达地区学术自由的不同影响。尽管量化分析存在同质化处理各类非正义现象等问题,但可得出如下有益参考:S计划执行之初,证词、解释非正义程度与学术自由下降程度呈反比,这可以解释我国对S计划的温和态度;S计划全面执行后,需要通过其他开放模式多维度转变认知非正义问题,以保证学术自由持续提高;地区间数字鸿沟会逐渐增大,维持了既有科学生产的政治经济结构;需要加快促进重要期刊开放获取,以保障学术自由高质量提高等。但是,S计划依然为开放获取提供了一种符合当前学术语境的温和过渡样式。在加入S计划方面,我国需持审慎态度,探索新型开放获取模式,同时在推动认知正义、减弱西方资本主导下科学交流系统的权力地位、减小数字鸿沟等方面可做出积极贡献。

美国学术自由的多重博弈:以拉铁摩尔事件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拉铁摩尔事件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最为著名的学术自由案例之一。通过对拉铁摩尔事件相关历史档案资料的综合考察可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作为利益相关方,在拉铁摩尔事件中表现出复杂的态度,从多重博弈的视角看,美国高校学术自由观念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出复杂历史面相,充分表明美国私立大学在学术自由理想与多方利益复杂博弈的现实困境之间的态度立场。

我国大学学术自由实现的制度分析

基于学术失范泛滥的学术自由限制的讨论基础是不成立的,学术失范泛滥恰恰是学术自由缺失的表现。现阶段,实现我国大学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学术自由,在制度的框架下,要通过构建以落实教师职务聘任制改革为核心的外在制度来保障权利层面的自由,同时重构以培育学术自由精神核心的学术独立意识、学术良知和学术规范的内在制度来保障精神层面的自由。

大学自治权的法源探析——基于学术自由制度性保障的视角

大陆法系国家宪法学中的"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理论奠定了西方大学自治的法理基础,并使大学自治权获得了宪法上的保障。本文在分析"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基础上对大学自治权的法律性质及其界限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期望能对我国的相关方面的研究起到推动和借鉴作用。

学术自由权利的法理分析

学术自由思想源远流长,自由哲学思想和中世纪大学的出现,促进了学术自由伦理的空前繁荣。学术自由作为一项法律上的权利,与其他基本权利既独立又交叉。从学术自由权利的主体、客体及其内容等法律要素进行分析,学术自由权利的主体不应限于大学及其教师,还应包括有能力从事学术研究的组织和个人。与学术研究相关的都可以成为权利客体。学术自由权利的内容宜采取"宽泛主义",权利的内容可以教授(研究人员)、高校(研究机构)、学生三种主体分别予以列举。学术自由权利在教授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会受到克减。教授自由、学术自由权利不仅要通过硬法的保障,更重要的是要透过学术共同体的"软法"规则加以保护。

学术自由权的法理分析

学术自由是一种古老的信仰,最初表现为学者探索真理的个人自由,在中世纪大学转变成学术共同体集体层面的自由。学术自由具有内外两种尺度:精神层面的学术自由和制度层面的学术自由。始自"法兰克福宪法",学术自由从理念走向制度化,转变为一种法律权利。现代意义的学术自由权是一种介于自由与约束之间的法权,是学术权力与学术权利的统一,具有多个向度。学术自由权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逻辑起点,但其行使须遵守相应的学术规范,并有合理的限度。

论学术自由及其主体

目前,学界对学术自由以及享有学术自由的主体范围颇有争议,学者们几乎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7条作为学术自由的宪法依据,与此同时,却有不少学者得出只有公民中的少数人才享有学术自由这一矛盾结论。文章旨在厘清这些问题,界定学术及学术自由的内涵,分析学术自由的宪法依据,明确享有学术自由的主体范围。

试论科学把握学术自由的度

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精髓,其作用重大。但学术自由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它是相对的,是有限制的。根据学术自由的概念,学术自由的限制应包括学术自由主体的限制和学术自由活动的限制两方面。

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的整合认同——大学定位的再思考

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具有文化系统的两重性 :外在的社会性与内在的学术性。前者要求大学介入社会事物 ,为社会服务 ;后者要求大学超然于社会事物之外 ,“为学术而学术”。大学外在的社会性意味着社会干预的合法性 ;大学内在的学术性昭示着学术自由的合理性。然而 ,要真正实现学术自由与社会干预的整合认同 ,要求我们不仅在理论上 ,更要在实践中解决好大学的定位问题。

学术自由:现代大学制度的奠基石

现代大学制度以促进知识生产为根本目的,要求以保护学术自由为起点,以完善大学自治为基本条件。德美两国在保护学术自由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从而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典范。德国自柏林大学开始,就确立了学术自由原则,通过宪法、讲座制和公务员待遇等来保护学术自由。美国自大学教授联合会成立之后就把维护学术自由作为使命,而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最终形成了以终身教职制为特色的学术自由保障机制。借鉴国际经验,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应注重学术自由立法,运用法治来捍卫学术自由免受各种侵害。

发挥大学学术自由探索的优势

根据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多为大学教授这一事实,论证了大学最具备基础研究所必要的学术自由探索的氛围和条件。指出中国当前大学学术自由探索的潜在优势没有受到重视,基础研究的大学主业地位没有得到确认;所提倡的大项目、大平台、大团队的方式实际上是追随研究机构在发展和应用研究中的做法,忽视了大学自身的核心能力,是大学科学研究工作的错位;认为当前大学科学研究工作实际上遵循任务导向的战略思路,偏重发展和应用研究、强调团队精神和“攻关式”战术;建议采纳基础设施导向的战略思路,以基础研究为主,改善软硬件环境,促使研究个体充分发挥学术自由探索精神,采用“散兵式”战术。

论学术自由:规范内涵、正当基础与法律保障

作为法律概念的学术自由有不确定的特征,对学术自由是谁的自由和学术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一直充满争议。在学术自由规范内涵的争议背后是对其正当基础认识的分歧,对为什么要保障学术自由的认识会直接影响我们对保障对象和保障手段的选择。学术自由正当基础的多元性决定了学术自由的主张者既包括作为个体的学者和学生,也包括作为集体的大学或其他研究机构。学术自由不同于言论自由,二者有着不同的正当性基础,服务于不同目的。学术自由的正当性一是促进知识增长和社会进步,二是具有宪法价值,三是具有道德责任。学术自由需要宪法保障。我国学术自由面临去行政化困境、司法救济缺失和专业社会团体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等问题。

论学术自由的法律界限

学术自由的法律界限有哲学和伦理学上的依据。历史上有关学术自由法律界限的学说主要有绝对自由说、限制行为说和限制利益说。对学术自由的客观限制主要来自于某些法律价值,即学术自由应以个体权利、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为界。个体权利成为学术自由的法律界限主要是指教师的权利、学生的权利和机构的利益对学术自由行为的限制。学术自由权利社会化使学术自由权利主体间的侵权行为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于著作权、人格权对学术自由行为的限制。公共利益的界限主要表现在公共秩序与安全对学术自由行为的限制。国家利益的界限主要表现于国家安全利益对学术自由行为提出的必要限制。

作为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学术自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与法理

学术自由是否是一个法律概念、一项法定权利,历来是一个问题。在美国法上,学术自由作为大学和教师管理核心学术事务的权利,是一项由最高法院创制的宪法未列举权利。美国早期的学术自由依附于契约权利,体现了一种大学内部政策,即大学管理者在规章制度范围内通过签订契约而赋予教师的自由权。在"学术自由第一案"——Sweezy案——中,最高法院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将学术自由提升为一项值得宪法保护的价值,并指出其基本内涵是自主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谁被教";在Keyishian判决中,法院进一步明确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的特殊关注",将其纳入了宪法权利话语体系之中。至Grutter判决,最高法院肯定了在高等教育领域,学术自由是一项独立的、未列举的宪法权利,并可先于其他宪法权利受到保护。相应地,对大学学术性事务的决定,法院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给予尊重;尊重的程度,取决于决定是由什么样的主体做出的、需多大程度的学术技能、意识形态中立与否以及是否危害到了别的权利。

我国“学术自由”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发展中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本文通过全面回顾国内关于学术自由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 ,对学术自由的含义、起源、条件及其所涉及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