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何林学术转型的深层动因——以《〈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自评》为中心

本文以李何林1950年发表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自评》为中心,梳理和探究李何林学术转型的原委故实、深层动因,以及转型过程中所折射出的共通性和特殊性。共通性,源于1950年前后大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的推力;特殊性,在于《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本身的学术宗旨和理论取向有许多暗合于《新民主主义论》,李何林个人的文学史观也具备了这种学术转型的思想基础。李何林的学术转型,既有与时俱进的一面,更有自觉皈依的一面。

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将中国学术转型推向新境界

《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专栏成功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建设名单,实在可喜可贺。作为最早参与这一栏目的策划并为之提供了文章、尽了绵薄之力的作者,我甚感与有荣焉。如何方能进一步提升该栏目办刊质量,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对此,我个人认为,该栏目今后的建设还要在两个方面有所坚持:一是栏目设置初心,二是理论创新品性。坚持栏目设置初心,才能保持稳定而又具有清晰辨析度的栏目特色;坚持理论创新品性,才能不断将中国学术转型推向新境界,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当代建构作出更大贡献。

从经世到新学:近代学术转型中的晚清掌故学

晚清时期,随着经世学风的盛行和分科治学的兴起,掌故学由以杂史为主的史学旁支,演化为记录制度、人事兼及行政、社会经济知识的独立学科,受到龚自珍、曾国藩、朱次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重视。作为新学的一部分,晚清的掌故学逐渐从史学之中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成为了承载经世实学的一个特殊的学术门类,并进而为维新派所用,以对接古今学术,培养会通古今中西的行政人才。实用掌故学在维新变法时期到清末新政初期一度跻身正式的教学分科,出现在全国书院斋课和京师大学堂等新式学堂的课程中,但随着“癸卯学制”的颁布而很快消失。实用掌故学是晚清学人继承道咸经世学术的一种重要形式,沟通了不同代际和群体的“新学”,促进了新知识、新学科的形成。

创建新范式:五四时期学术转型的特征及意义

随着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的加剧、新学堂的开办和以思想启蒙为特征的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五四时期的中国学术，无论是精神、旨趣，还是方法、语体、文体，都处在扬弃旧范式，创建新范式的转型阶段。五四时期新学术范式的创建，迈开了建设中国现代学术的步伐，其成就，影响了几代学人。

废科举与学术转型——论清末科学教育的发展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与学术转型存在内在联系。一方面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创立促进了西学的传播,另一方面,新的学术分科制度和学术评价标准的确立,为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推广奠定了基础。以废科举为契机,清末学术评价标准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教育在管理体制、规模、程度及专业课程上获得长足发展。这既是近代学术转型的重要标志,也是传统高等教育转向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性飞跃,对20世纪中国教育和文化的演进产生深远影响。

论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

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除却人所熟知的尊经排传,而又兼采三传、变专门为通学外,更有着理念层面上的内容:独特的《春秋》宗旨说建立了经文义说的主体性;记实书法原则的运用开启了“汉”、“宋”经学义理依据的转化;重以义例解经极大地加强了经文解说的自主性;重以“讥贬之义”解经暗含着其论说立场的转变;强烈的现实关怀再建了《春秋》经世学统。

“西方法学在中国”及中国法学学术转型

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学术研究在五四运动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之下学术研究出现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的现象。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制度、文化以及学术思潮逐步传入中国,来自西方的概念范畴逐步成为主流的学术话语,基本上已经主导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方向。

惠栋“通经致用”思想及其学术转型意义

“通经致用”是传统儒学的基本价值观。惠栋是汉学吴派巨擘,系一代学风之际会,讲求“通经致用”。惠氏之“通经”,追求“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本诸“经之义存乎训”,恪守古训,尊崇汉学,确立了乾嘉汉学的治学典范;惠氏之“致用”,强调“天生之才,盖为时用”,慕汉代取士之法,求汉儒致用之方,带有较重的“以经术饰吏事”色彩。惠氏的“通经致用”思想代表了当时汉学家的普遍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学术旨趣与经世关怀。惠栋“通经”尚古文之说“,致用”引今文之法,调和古今的学术倾向是其经学实践的一种写照,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清中后期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学术转型之端倪。

尤时熙与明代洛阳的学术转型

明代洛阳学术经历了由初期株守程朱学说到中后期崇尚阳明心学及经世实学的转型。这个转型是由尤时熙完成的。尤时熙将阳明心学首传入洛,师承阳明心学又兼融传统理学,且具有一定的实学思想,以此开创了洛阳学术的新局面。

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转型与创新──试论旧课题的改造和新课题的建立

以往中国历史学轰轰烈烈的专题讨论,不仅凝聚了史学界的绝大部分精力,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或历史解释系统。它决定着中国史学的研究与编纂,塑造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当前的史学学术转型无论如何不可能回避这些旧课题。从史学学科体系的角度看,改造旧课题,将其转换成为新课题,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史学学术转型的突破口。

学科重建与学术转型时代的“建档归宗”之作——高淮生教授《红学学案》读后感

2013年2月出版的《红学学案》,以"具有突出学术个性和学术贡献之学人"为入选对象,以"新时期小说批评"为选题角度,不仅为百年红学案卷的"建档归宗"开创出先例,也为学科重建与学术转型时代的红学研究积聚起学术能量,理应得到学界的肯定与褒扬。

徐家麟对民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的贡献

在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学人群体中,徐家麟是为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杰出代表。他的贡献不仅在于将世界最新的图书馆学理论引入中国,而且还充分体现在他积极尝试将之与中国传统图书馆学理论相结合。他所提出的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想,以及对图书馆学是一门什么样科学的思考,是站在世界图书馆学理论发展前沿的突出表现,也反映出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逐渐走向成熟。

李安宅的学术转型及时代动因

李安宅的学术兼涉多种学科和领域,其学术路数及趣味在不同时期又有着不同的侧重,其学术转型与时代变化有着密切联系。李安宅的学术转型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从其关注时代来看,是由古及今;从其学术视野来看,是自西徂东;从其研究区域来看,是从北到南;从其学术旨趣来看,是由虚入实。1949年后,李安宅的学术生命就基本终结,这与他所处时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从学术转型看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肇始

晚清时期我国现代大学的产生,虽然深受外来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直接影响,但其实质是当时我国传统学术转型的结果,是新学制度化的产物。新学是学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过渡形态,是清末民初时期旧教育制度改革和新教育制度建设的学术资源。新学的过渡性使初创的现代大学在学科设置、教学组织和管理规制等方面具有现代性,但其自身浓厚的功利性和封建性制约了现代大学的发展,使其停留在肇始阶段。

“科学”的维度: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中的政治考量——围绕《新民丛报》的考察

20世纪初年,中国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中国是否"有学"的讨论。讨论由《新民丛报》发起,《新世界学报》《大陆》报回应。参与各方均欲以"科学"为标准振兴中学。由于夹杂着不同的政治理想,他们表现出对"科学"概念不同程度的迎拒取舍,以及在"智"与"德"之间反复的斟酌与考量。由此表明,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与政治变革无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整体,"科学"概念在理解与运用中的差异,反映了现实语境下学术思想向政治层面延伸与渗透的必然性与多样性,也折射出不同救国理念背后,近代学人无分轩轾的爱国主义情怀。

近现代学科分类体系在中国学术转型中的作用与局限

中国传统学术历经几千年，源远流长、自成体系，但到近代，即在“三千年末有之变局”之际，逐渐向现代学术转型。在这转型过程中，西方现代学科分类体系的引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的论者甚至认为这种转型“实际上就是从传统的文史哲不分的‘通人之学’，向现代分科性质的‘专门之学’转变。”（王桧林：探寻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轨迹。《光明日报》2005年2月3目）但是从目前中国学术发展过度强调线性学科分类情况看．学科分类体系亦有其局限性。

近代学术转型下京剧流派理论研究刍议

起步于近代学术转型语境下的京剧流派研究理论,在观念和研究范式上折射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总体上看,它是有着现代学理色彩、超越个体单向观照,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进行理论形态的系统把握和深入挖掘的综合性研究。但是,传统的传记体例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其理论研究的重要支柱。这种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学理、方法上的交织、结合,共同构筑了20世纪初京剧流派研究的理论架构,体现了流派研究在近代学术转型期基本的学术风貌。

学科规训本土化与中国近代学术转型

学科规训制度是西方学术发展的产物,它随着“西学东渐”引入中国,并促成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以中国近代学术史为背景,通过揭示学科规训本土化与中国传统学术的互动与发展,可以窥见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进程及其特征。

民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中的三大地域中心探析

在1912-1937年间的中国图书馆学学术转型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北京(北平)、武汉与南京三大地域中心。北京(北平)从一开始便成为图书馆学界力量联合的中心,引领近代图书馆学学术转型的潮流与方向。武汉则因为以培养图书馆人才为职志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成立,成为图书馆学界的教育中心。首都南移之后,南京则逐渐成为了图书馆学界与官方联络的政治中心。三大地域中心的合作与分歧,对民国图书馆学的学术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