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播学专业学科建制

学科是现代社会知识生产制度化的一种产物,同时学科本身也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制度得以存在。学科的变迁与发展是一个涉及众多变数的复杂动态过程,其发展轨迹并不完全服从于内在逻辑,而受包括学科制度在内的众多因素制约。学科制度是规范特定学科科学研究的行为准则体系和支撑学科发展和完善的基础结构体系,基本构成是学科制度精神与学科制度结构。在学科制度的提出者福柯和创立者华勒斯坦看来,学科制度的社会性建构重点包括学科设置制度、学科知识生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评判制度以及对特定学科“知识行动者”的“培养”与“规训”制度。这种学科制度观念被引入我国后,费孝通等学者对学科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和要素化。

学科、学科制度、学科建制与学科建设

学科制度的讨论是近年来高等教育研究的热门话题。但对于学科制度的界定似乎过于宽泛 ,以至于学科制度无所不包。笔者以为 ,学科本身就有制度的含义 ,如果再提出学科制度的概念 ,应有严格的界定。可以用学科建制一词专门指称学科制度中的物质层面或说是外部层面的东西 。

试论美国护理学科建制化过程

为促进我国护理学本土化和国际化建设,以美国护理学科建制化过程为切入点,从护理教育、护理学术团体、护理学术期刊、专家社会角色、护理技术创新和护理行业标准6个方面对其组织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提出两个值得重视和借鉴的观点,一是护理学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从植入性转为生成性,二是大学在整个高等护理教育发展阶段起着决定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建制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开始恢复并快速发展,理论体系日益丰富,学科建制不断完善。高师院校中课程与教学论的系科设置从无到有,组织机构逐步壮大;专业学位点不断增加,研究生培养数量逐渐增多;专业学术机构纷纷成立,学术交流愈加频繁。随着学科组织机构不断壮大,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日益繁荣,学术队伍日渐庞大,学科发展获得了稳固的平台支撑。

传播学科建制发展的两难境地

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关闭,以及美国传播学理论创新的枯竭和学术水平的低下,使传播学的学科发展陷入了困局。在施拉姆的推动下,以控制为核心内涵,以效果研究为主要领域,以实证研究为主要方法,以个体主义(形式主义)为主要框架,以服务于主流利益团体为价值立场的传播研究范式是美国传播学学科建制的主要特征,这种学科建制理论繁殖力有限,也比较容易受到意识形态转型的影响。而强调反学科建制与纯粹学术的批判学派又无法得到社会的支持。与施拉姆和美国传播学相比,批判学派提出了有利于学科认知层面发展的诸多理论,但在学科的社会层面却很难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很难撼动和改良目前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的美国传播学。但在中国当下的传播学领域,学者们并非无能为力,研究则可以先从批判旧有僵化的学科结构开始。

我国成人教育学科建制的30年回顾与展望

对我国成人教育学科建制的30年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和回顾,具体包括:成人教育研究机构、专业学位授予点、规划课题、文献载体等。基此,对学科建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审视,以为成人教育学科的未来发展寻求积极的启示。

知人论世、以人代史与心史建构——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的传记写作传统与学科建制

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历来都有为作家立传的传统。从学术谱系上看,这一传统主要有三种形式:其一是知人论世,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和现代科学精神为作家立传;其二是以人代史,以史释人,通过传主经历反映文学史发展的整体脉络;其三是从建构心灵史的角度重塑传主形象,再现传主的精神真实。总体而言,这些作家传记不仅反映了武汉大学严谨求真的朴学传统,而且见证了当代作家传记写作的发展历史。

现代学科建制中文学的角色变迁与文学性的再认知

关于文学性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现代的文学科学和文学批评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而20世纪下半叶人文社会科学中出现的文学转向,将文学和文学性引入学科交叉与整合的理论建构过程,使文学性再次成为现代学科建制的革新力量。从形式主义诗学中的"文学性"到新近人文社会科学中的"文学转向","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扩展和深化,对"文学语言"独特性的强调,被置换为作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的文学再现模式,成为一种可弥补现代学科建制的科学主义缺陷并培养人性的人文伦理的可能性。文学性和"文学"概念经历了从语言到话语、从分化到去分化、从纯文学观到大文学观的转变,超出了文学学科自身的范畴,融入了审美、认知和伦理等多重元素,不仅丰富了对文学的理解,也承载着对文学的美好想象。这种情况反过来又被文学理论家所关注,促进了文学理论对社会、道德、政治、哲学等元素的重估与吸纳,重建了文学研究领域的理论自信。

从“视界融合”到“学科建制”:中国政治传播研究40年学术检视与理论思考

基于中国政治传播实践和经验智慧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已历四十载。从发展历程和学术脉络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历经“孕育”“开显”“成型”“突破”四个阶段,早期政治宣传研究、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和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研究三种学理和理路不断叠加和转换。从研究议题来看,中国政治传播的问题域由当代政治传播、历史上的政治传播两大向度与理论、实践、媒介和制度四大主题组合,形成了多元复合的研究架构。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已经初步形成自觉的研究意识、独立的研究对象、独具特色的研究进路和专业的研究方法,具备了理论学科的基础与潜质。可预见,下一步将通过研究意识转换、研究进路整合、轴心理论提升、学术共识凝练、研究方法创新、研究对象聚焦,从“视界融合”迈向“学科建制”,一种立足中国、放眼全球的新形态政治传播学将应运而生。

中美护理学科建制化过程异同比较

以中美两国护理学科建制化过程为研究对象,经过系统比较,发现两国护理学科建制化目标基本相同、起点基本一致、内容基本一致,但社会背景不同、过程长短不一、动力机制和方式不同,在护理教育、护理学术团体和机构、护理学术期刊、护理专家社会角色、护理技术创新和护理行业标准等方面的建制化程度不同。这些异同点可为我国制定护理学科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试论我国护理学科建制化过程特点

分析提出了中国护理学科建制化过程的6个特点:以奉献为主流护理理念;以植入为主要发展模式;以单向管理为主要建设机制;以与医学整体发展不同步为主要体现;以社会发展需要为主要方向;以中西医结合护理为可能特色。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护理发展需要坚持奉献与创新并重,重视多元化管理,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尽快实现国际化与本土化。

辛亥革命后国立北京大学学科建制改革考

国立北京大学不仅是民初国立大学的代表,也是多学科综合大学的代表,解读其学科建制是了解中国近代大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窗口。通过考证国立北京大学打破学科界限改设学系,培养文理兼通人才以及重组研究所,加强国学多学科研究的事实,展现中国近代大学学科建制与大学职能发挥之间的联系。

论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教育学科建制的影响因素

教育学科建制在中国近代国立大学中的演变历程是中国近代国立大学学科建制与发展的一个缩影。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国立大学教育学科建制之萌芽,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系是其开端。随着"高师改大"运动,国立大学中教育科系院所得到扩充发展,而在20世纪30年代大学院系整顿中教育学科建制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国立大学教育学科建制演变是由学校传统、学科知识、大学章程和宏观调整等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民国时期国立大学“院—系”学科建制考

萌芽于国立广东大学的"院—系"建制,经历了国立中央大学"院—系、科"建制的改造,最后在《大学组织法》中以制度形式确立,学科建制进入规范有序的发展阶段。1929年后国立大学普遍采用"院—系"建制,沿用至1952年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期。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多学科"院—系"建制呈现出基础学科院系设置普遍而全面、应用学科院系设置不均衡的总体特征。

传播学史书写的多种可能——一个学科建制的视角

传统的传播研究以施拉姆确立的"四大奠基人"神话模式作为历史书写的主流话语。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的传播论争及芝加哥大学"传播委员会"传播研究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传播研究的学科建制与书写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下其实具备多种可能,而非由施拉姆建构的只注重效果的单一传播研究模式。20世纪70年代詹姆斯.凯瑞等人呼吁返回芝加哥学派,其实应将其视野扩展至更大范围,提倡传播学历史书写的多元性,以期获得更具活力的传播研究前景。

论禁毒学的基础理论与学科建制

禁毒学在目前的学科划分上具有独立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具有足以支撑学科架构的理论体系。在学科内涵上,禁毒学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难以与其他学科形成有效区隔。禁毒学的学术共同体并未完全形成,缺乏类型化的发展,对禁毒学理论和实务话题缺少有效关切。从学科建制角度看,禁毒学的设立更多考虑的是相关人才培养和工作实践的现实需求,属于行政化学科建设的产物。禁毒学首先应在基础理论上形成自在自发的话语体系,即便借助其他成熟学科的既有概念或方法,也应论证其必要性以及与学科本体的契合程度。其次,还应在外部制度上建构稳定的学科体制,在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建设稳固的学术组织,从而在已经划分为一门学科的前提下积累足够且科学的支撑,形成“神形兼备”的学科体系。

以学科建制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要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使这些学科研究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国妇女运动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妇女和妇女工作的重要论述,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新的时代内涵,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学科化,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重要基础和抓手,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学科发展和妇女事业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学科建设成为学界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同的重要议题。2020年12月31日,中华女子学院邀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以及本校的专家、学者一起就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学科建设展开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研讨。与会者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二级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分析,认为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学科,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推动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可谓正逢其时,符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符合新文科发展的趋势,有较为广泛的人才需求和现实需求,对形成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参与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期特刊登参加此次研讨会部分专家的笔谈,希望以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学科化的建设与发展。

我国大学本科专业学科建制变迁的过程、原因及其影响

作为学科制度中的专业人才培养制度,大学本科专业的学科建制要素主要包括教师、学生、教学条件和组织机构。在这四大要素的分析框架下,本文对我国大学本科专业学科建制的历史变迁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1952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大学本科专业的学科建制为严密型,此后逐渐趋向松散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科教育的通识化取向、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以及本科专业设置政策的宽松化是我国大学本科专业的学科建制走向松散的主要原因。在松散型学科建制下,大学本科专业的学科建制要素必须满足教学需求,尤其要加强本科专业的学科内制度建设,以保证高等教育固有的专业性。

理论纲领确认与学科建制化:全面建设21世纪的公安学

公安学始于公安机关业务研究,是中国特色的学科。2011年,我国将公安学增列为一级学科,在世界上率先将治安秩序维护和公共安全保障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科学研究。当前,公安学学科发展迎来重要机遇,也面临重大挑战。公安学的中心任务是学科建设,包括理论纲领确认和学科建制化。理论纲领确认方面,应当坚持公安学的学科立场和价值观,将维护治安秩序和保障公共安全作为学科研究的旨归;在研究对象上应当实现从公安现象到警务活动的转变;在研究方法上应当博采其他学科所长,探索适合公安学学科自身的研究方法,提升知识增长的质量;在理论体系构建中应当加强对治安秩序、公共安全等基础概念的研究,并据此构建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在学科范畴体系构建中确立以价值论为起点的基石范畴,以本体论为核心的中心范畴,以主体论、客体论、行为论和运行论为内容的基本范畴。学科建制化方面,一是扩大公安学研究的组织基础,提升社会能见度;二是继续完善人才培养制度,提升学位授予质量;三是攻关学科标准,完善公安学的社会建制;四是推动全国公安学研究会成立,加强学科共同体建设;五是推动公安学学术期刊建设,构建公安学学术期刊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