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简《诗经》异文的文献学价值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简称“安大简”)内容为《诗经》国风,其中丰富的异文材料对于研究《诗经》文献有着重要的意义。将安大简《诗经》与传世文献《毛诗》进行对比研究,细致梳理其中的异文材料,可挖掘简本异文在传世文本校勘、字词训诂、音韵等文献学方面的价值;同时也可对《诗经》中的一些诗意作新阐释。

孔子制语:安大简“仲尼之耑语”新说

安大简《仲尼曰》末句“仲尼之耑■也,僕快周恒”的文字释读有很大分歧,尤其是“耑■”二字,有“端语”“论语”“短语”“彖语”“转语”“颛语”“颛顼”“諯逆”“端诉”“耑诉”“短谏”“短识”“微语”等十几种不同意见。根据传世文献“耑”声之字与“制”相通以及“屰”和“语”的基本声符“五”音义相近,联系《大戴礼记》的篇名“曾子制言”,“耑■”应该释读为“制语”,篇名《仲尼曰》可称作《仲尼制语》或《孔子制语》。

安大简《曹沫之陈》校补、注释、点评类简文研究

安大简《曹沫之陈》有三种不合常规的文字书写:一是正文中相对正常文字间距过于密集的书写;二是简背上与正文文字相关的书写;三是在正文篇后与全文问答内容相关的书写。对于这三种书写,文章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辨析,研究认为:其一,文字间距过密的书写,是校对者在字之间距中补写进抄手抄写时的遗漏文字所致,可谓校补类文字;其二,从简背书写与正文相关或对应的文字之间的关系分析,当是对相关文字的注解或校读,可谓注释类文字;其三,篇后书写与全文问答内容相关的文字,关乎书写者对全文的理解与观感,可谓点评类文字。据此可以推测:抄写者与校补、注释、点评类文字的书写者当不是同一个人,校补、注释、点评者当是兼职教学的楚国官员,他为了讲授简文的需要书写了这些提示性的文字,这类文字虽然与后世的注疏、训诂相类似,但又有明显的区别,然而却可以视为研究战国时期文章注疏与训诂之发生与发展的参考资料,有着研究早期训诂学历史的重要价值。

也谈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兼论安大简《诗经》的版本问题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二国风当确指“魏风”与“唐风”(晋诗),其命名之所以异于传世本《毛诗》,可能是由于该本之祖本采用了根据采诗或献诗时魏国实际政治中心所在(“霍”,即“侯”)与晋诗的实际采取之地(“晋国之魏邑”)命名的方式。从“侯六”“魏九”命名的原生态化,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安大简《诗经》的祖本应该是早于儒家诗教本的一个两周官学的初编本,楚国学官出于对本国礼乐祭祀文化的保护目的,在此初编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节选,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无《雅》《颂》和《国风》不全的安大简《诗经》的面貌;而从安大简《诗经》中异体字大量出现于同篇的特点来看,该选本可能同时兼有“识字辨义”的教育功用,是教授楚国官学之“国子”的初级教本。

由安大简释战国齐玺印“■”字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的发表,对古文字学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学者可通过安大简提供的新见字形,对旧有疑难古文字进行重新释读。根据安大简《诗经》用为“食”的“以”字写法,可以考释出战国齐玺印中用为“伺”的“嗣”字异体“■”,印文“司马伺”“司马门伺”当是司马属下的伺察官吏行使职事的标识,此类官玺的考释丰富了战国时代齐国的武官督查体系。

论先秦儒家“慎独”的三种形态——以安大简《仲尼曰》的出土为契机

先秦儒家的“慎独”包含三种形态:其一,安大简《仲尼曰》和《中庸》的“慎独”是指闲居在家时的慎言慎行;其二,简帛《五行》和《礼记·礼器》的“慎独”是遵从心本体而舍弃外在形式;其三,《大学》和《荀子》的“慎独”是“诚其心”。后两者的含义又可归纳为“慎其心”,只是两者对“心”的看法不一,前者认为心是德行之本,是至善无恶的,因此需要遵从本心,而后者认为“心”容易不正而倒向恶,故而需要“诚其心”。“慎独”含义的变迁反映了“心”在儒家思想中的逐步凸显。在孔子、子思之后,“慎独”由一种外在的修养工夫朝着两种面向发展:一种是《大学》和《荀子》的偏向于内心的修养工夫,另一种是思孟学派的顺从心本体。

据《管子·枢言》释读安大简《仲尼曰》一则

安大简《仲尼曰》简8—9“中尼曰GF9A9中善=才老讫”,整理者释读为“仲尼曰:‘管仲善,善哉!老讫’”。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22年,第44页。“老讫”,整理者训为“寿终”,或读为“小器”。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编,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第49—50页。

基于安大简谈《诗经》中的联绵词问题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诗经》与《毛诗》相较,在联绵词上呈现如下情况:《毛诗》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且非联绵词;《毛诗》不为联绵词,简本文字有别而为联绵词;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而文字有别;简本与《毛诗》均为联绵词且文字全同。这些情况说明研究中要尊重出土文献自身的文本内容,以客观、统一的标准和原则处理传世与出土文本的异文。其也证明了简本对于《诗经》语言文字和文本研究的重要意义。

安大简《诗》同篇与同简之同词异字现象

同篇文献或同一支简内同词异字的现象,在楚简中比较常见,同时,由于其所处语境范围较小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安大简《诗》中亦存在着大量同篇或同简的同词异字现象,这些异字之间多为通假、异体关系。先秦时期文字体系不规范、字词对应关系不稳定,是造成同词异字现象的根本原因。书写也是形成同词异字现象的重要原因,包括听写或默写、避复、抄手、多次传抄等因素。对同篇或同简同词异字现象进行研究,不仅能够深化对字词关系的认识,也有助于了解古书的形成与传抄流传。

安大简《诗经》与《毛诗》异文类别研究——以“音近可通”为例

安大简《诗经》作为目前已知最早与今本《诗经》可对应的版本,其异文价值不言而喻,这使得其与《毛诗》的异文类别研究成为必要。从这样的整理中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出安大简《诗经》的文献地位以及与传本《毛诗》的文本关系。文章以“音近可通”这一异文类别为例,从异文的具体分析、字用情况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反映出《诗经》在流传过程中的文献状态。

安大简《仲尼曰》异文的语法学考察

对安大简《仲尼曰》与相关传世本的若干异文进行考察,发现《仲尼曰》在句类上以感叹句和疑问句为主,使用“乎”较为频繁。在句型上,常使用并列复句,尤其是表示对举关系的并列复句,这种复句对比鲜明,说理性更强;同时,发现无判断系词的判断句自上古汉语时期就已开始使用,由“主语+名词性谓语”构成,是早期判断句的主要形式。在用词上,简本部分语录与传世本差异较大。本文综合整理者的意见及学界研究现状提出自己的意见。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安大简《仲尼曰》佚文所见孔子思想管窥

新见《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仲尼曰》篇为战国楚文字抄本的孔子语录,其中一些未见于传世文献的佚文反映了孔子思想中关于客观世界及处事之道、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内容,呈现了孔子思想的更多侧面,是对孔子乃至儒家思想的又一次补充。对当下时代仍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安大簡《詩經·關雎》“要翟”補説——兼談歷史觀在聯綿詞研究中的作用

安大簡《詩經·關雎》“要翟”一詞,已有不少討論,但仍有可補之處。文章贊同“要翟”是聯綿詞的觀點,進一步指出“要翟”是由“嬥”重疊音轉而來,這一演變路徑可以從“X——XX——YZ(X)”這一演變模式中得到證實;“要翟(嬥嬥)”的“好”義源於直長,這可以從其同源詞“籊籊、了佻”的意義中得到證明;本文强調歷史觀在研究聯綿詞的産生和繫聯聯綿詞的詞群/族時具有重要作用。

安大简《仲尼曰》简背简文“习字说”质疑与释文解读

安大简《仲尼曰》有三支简之简背写有文字,整理者认为:“简七、八、十二背有抄写者练习写的字,与正文内容无关。”仍然坚持在安大简《诗经》整理中提出的“习字说”。然而“习字说”并不能成立,我们在《安大简<诗经>尾题“矦六”下四句简文释读》一文中已经论证了“习字说”及其立论根据“与正文内容无关”论的误识。而今面对《仲尼曰》整理者“习字说”的再次提出,我们又对三支简的简背文字的释文逐一进行了解读,事实证明简背文字不仅与正文有关,是对正文孔子语录的点评,而且其评论文字无论是简要的一字之评,还是用字较多的十八字之评,均能针对正文孔子语录关涉的要点问题作以释说,且所言或举证为说,或发人深省,或为经验之谈,反映出书写者刻意点评的导读意识。

安大简与毛诗《羔羊》的章指对读

通过对安大简和毛诗《羔羊》的对比细读,发现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存在着异文和章次安排的差异。搜集前贤经学训诂和小学训诂材料,运用文献研究中的文例排比法和语言研究中的历史比较法,梳理“皮、裘、革”概念聚合与“紽、总、緎”概念聚合的对应关系,释读该诗对“节俭正直,先公后私,化行文王之政”的卿大夫赞美的章指内涵,只是不同的版本系统塑造主人公形象的方法不同。

安大简《仲尼曰》简背文字书写者考辨

安大简《仲尼曰》共有整简13支,记载孔子言论25条。除此之外,简13还有对孔子言论的总体评价“仆快周恒”4字,意为孔子的言论“朴实智慧,无处不达到最高境界”。安大简《仲尼曰》简12背面有“寡人……玉帛”18个字,简8、简7背面有“豫”“人人人人人”6个字,安大简整理者认为这些字是“抄写者练习写的字,与正文内容无关”。实际上这些字可能是战国早期某位熟稔使用楚文字的诸侯王批阅《仲尼曰》所写的文字。该诸侯王对孔子万分景仰,称赞孔子为“善豫之人”,称赞孔子的“教令实在是太伟大了”,要求下属将《仲尼曰》作为诸侯会盟、国使交往时的珍贵礼品,使之发扬光大。这一发现对于研究《论语》成书和流传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据安大简《曹沫之阵》“咠”字异体谈春秋金文“印燮”的读法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曹沫之阵》“咠”字数见,有一例从“口”“印(抑)”声的异体写法,颇具文字学价值。“咠”可写作从“印(抑)”声,为“咠”“印(抑)”相通提供了出土文献中的确切用例,也为解决旧有疑难问题带来了重要启示。春秋器曾伯■簠铭文“印燮繁阳”之“印”,向无善解。今据安大简用字及相关资料可将其读作“辑”,“印(辑)”“燮”并训和,属同义连用。新出卫侯之孙书钟铭“燮■(辑)”、清华简《四告》“燮■”均可与之互证。

安大简《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兼与传世文献互证

新出安大简《仲尼曰》作为战国写本,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新材料。本文重点探讨《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对论及言行关系的简文加以解析,并指出《仲尼曰》所见孔子言行观的三个方面:主张言不过行,要求少言慎言,并强调慎言与“仁”的关联。在战国竹书本与传世文献相对读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窥见儒家思想的传承性与复杂性,同时能够对《论语》等传世文献的成书、流传以及儒家思想的演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也談安大簡《羔羊》中的“後人自公”

上古漢語中“退”有時可以表示“後”,“後”也有類似“退”的含義。安大簡《羔羊》“後食自公”“自公後食”之“後”,不是“退”的訛字,而應理解成“退”的同義詞,“後食”即“退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