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注杜的三种整理本考察

宋代杜诗学极盛,有“千家注杜”之誉。宋人对于杜诗的注释,是杜诗学史上的开创和奠基之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种宋人杜诗注释的整理本,分别代表了古籍整理的三种类型:《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在原本散佚较多的情况下辑佚而成的整理著作;《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是在原本基础上进行了正本清源、斠证发微、订讹掘隐工作,而与原本相较,成为了一种融合较多整理者见解的新著;《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则是恪守古籍整理规范,重在校点勘误、旨在恢复原貌的精审著作。

宋人著述中的辽代捺钵史料钩沉

宋人著述中涉及较多有关辽代捺钵的史料,包括捺钵释义及路线与地点、捺钵营地及其相关情况、捺钵活动、扈从人员情况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就其价值而言,这些史料可补正史之阙失,并与正史相印证,对研究辽代捺钵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政治因素、情感态度和个人认知等诸多原因,这些史料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审慎辨别。

混乱、错误与亲蚕礼:宋人《蚕织图》研究

本文以现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宋人《蚕织图》为研究对象,通过细读图像,还原历史语境,并联系程棨本、狩野永纳本等不同版本的耕织图像,发现了宋人《蚕织图》中的混乱与错误之处。笔者认为这件作品可能因为南宋御前画师奉敕合作造画时为赶时效,不能顾及彼此间的协调而在画面中产生了冲突。同时,宋人《蚕织图》的题注者很有可能就是宋高宗的皇后吴氏。吴皇后很可能想通过题注宋人《蚕织图》并宣示后宫,作为没落于南宋的亲蚕礼的替代形式,以此宣扬自己躬亲蚕事的贤明与皇后亲蚕的威仪。这一推论也可以解释画中为何缺失了楼璹进呈《耕织图》原本时所作的耕织图诗。

故宫博物院藏宋人水墨《百花图》卷新考

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人水墨《百花图》卷,因画面本幅无款且鉴藏信息有限等因素留下许多疑点。如此图作者归属、卷末部分是否存在割移散佚情况等问题未有定论。笔者以《百花图》卷卷首墨梅画法为切入点,梳理宋元从墨梅一派到水墨花卉的史料与图像,推论出南宋画家汤正仲或为此卷作者的可能性,同时将卷中所绘64种花草进行植物名目辨识而得出花期排序,并围绕汤正仲与“一年景”风尚中四时花卉题材的关联,推出《百花图》卷卷末段可能被割移的新解析。

论宋人对陆游诗歌风格及内容的批评与阐释

作为陆游诗歌的“第一读者群”,宋人的相关批评在陆游诗歌“阐释史”上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价值。在陆诗的风格论上,宋人不仅以颇具涵容性的“淡”这一诗学理论范畴统摄陆诗疏淡、平和等多元风格,更能在辩证圆融、互补互渗的视域下发掘陆诗敷腴及雄健的一面;宋人一方面突出陆诗精工生新的艺术风貌,同时也不忘发掘其浑厚博赡的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前者可能带来的关于尖巧与刻露的印象。在关于陆诗内容的批评中,宋人极其重视陆诗“忠愤”“雅讽”等与杜诗相近的特质。宋人的相关批评开辟了陆诗风格多元化的阐释史格局,奠定了陆诗在“杜诗谱系”中的重要地位,塑造了陆游爱国主义诗人形象的基本雏形,对后世影响深远。

论宋人书论中的“法”

“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1]“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2]这是前人对晋、唐、宋时代总体书风的概括。后世论书者多津津乐道于宋书之“意”,而于宋人书论中的“法”关注较少。其实,宋代的书家和书论家对书法之“法”颇多深刻的见解,这些思想既存留在他们的书论当中,亦传达于其书作之上,启示着后世对“法”的认知。

一盏茶里的宋人生活之趣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发于神农,闻于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古代的品饮方式,有“唐煎”“宋点”“明清泡”之说。如果说唐代的煎茶法和茶圣陆羽的出现使茶文化在达官贵人和士大夫阶层繁盛一时的话,那么宋代伴随着点茶和斗茶的兴起,从天子到庶民,从朝堂到茅舍无不饮茶,无不以茶事为乐为俗。从目前的考古研究及文献资料来看,点茶的出现时间不晚于唐末五代,盛行于两宋。宋人嗜茶,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无一例外。

《宋人总集叙录》补遗

祝尚书先生所著《宋人总集叙录》一书正文部分共考证了约八十部现存宋人的总集,附录一《散佚宋人总集考》中又考证了多部宋代已经散佚的总集。本文在《叙录》之外,又补充考证了十多部《叙录》未收的宋人总集。

诗中有画:六根互用与出位之思——略论《楞严经》对宋人审美观念的影响

唐前中国传统观念是五官各司其职,大乘佛教诸经论主张“六根互用”,《楞严经》对此身体哲学尤有发挥。北宋后期,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和以惠洪为代表的僧人接受了《楞严经》“六根互用”的思想,并将之运用到艺术审美活动中,形成打通艺术各媒体之间界限的“出位之思”。苏轼关于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评论,其实是首创了一种利用六根互通的原理来欣赏作品的方法。

宋人自编集的文体分类编次意义——以欧、苏、周、陆别集为例

以欧阳修、苏轼、周必大、陆游四家集为例,首先确定其自编过程、传统承续和内在关联。然后与唐代韩、柳集比较,分析其中的文体分类编次情况,从而发现一些承传与变化。宋集将行政公文单列为《内制集》《外制集》。从先赋后诗改为先诗后赋,反映赋、诗地位的变化。题跋大兴于宋,分类也从杂文类中分离出来单独编目。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标志着跋文体在目录学意义上的独立。周必大《省斋文稿》首列"题跋"一目。陆游时代方大量使用《跋……》标题。宋四家集各种纪念文章的分类编目、标题名称、文章体例都趋于简明一致,韩集碑志文标题使用的许多别名不再出现。序、说、记、铭等文体更丰富更兴盛,皆单列目录。器物铭大兴于宋,名篇佳作迭出。

宋人改动《千金要方》词语考证

通过对宋校本《千金要方》与《新雕孙真人千金方》词语的逐一对校,发现宋人对原著原文进行了改换词汇、径补词汇、改写语句、新增语句等全面的改动,分析总结其特点有四:一是修正原文之误;二是使语句的语法结构更为规范;三是使文意的表述更为全面准确;四是使医理的阐述更为严密。这使宋校本显现出更为准确严密的词语特点,并由此促进了文义内涵的完整与丰富;既体现了宋代医学认识的不断深化,又使原著医学文献的框架更为严谨规范。该文的结论,将对探讨宋人整理中医古籍的原则与方法,重新评价宋人在传统医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如何认识唐宋历史转折时期中医理论的特点提供一定的参考。

浅析《宋人佚简》中的官称过呼问题

官称过呼,是存在于宋代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中国传统"面子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准确把握官称过呼,也是深入研究《宋人佚简》的基本前提之一。文章首先对宋代官称过呼的变化情况进行了简要的探讨,并纠正了《云麓漫钞》点校本在此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在此基础上,对《宋人佚简》中的官称过呼进行了分析,丰富了对宋代官称过呼问题的认识。最后,由于过去有关研究者对《宋人佚简》第一册中向汮写给某人的一封书信存有判断错误,因此文章结合官称过呼的讨论,对此问题也进行了细致的考据,证明其收信人为陈俊卿。

试论宋人对韩愈“不平则鸣”理论的接受

从《送孟东野序》开始到《柳子厚墓志铭》,韩愈的"不平则鸣"理论不断发展,"不平则鸣"原本探寻的是文学创作的起源,后来在这种文学起源论中又加入了"穷苦之言易好"之创作理论,并且一步步强化这种创作理论,从而使后人在认识"不平则鸣"时只注意到后面的创作理论,甚至将"穷苦"作为"不平"的代名词,使韩愈的两种起源窄化为一种,而对"不平"的本原意义有所忽略。在"不平则鸣"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宋人的理解与接受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环,从王禹偁开始到刘辰翁,在接受韩愈这一理论时都各有特色。宋人的接受亦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入金不仕的宋人诗歌及其文学意义

入金不仕的宋人诗歌从不同角度构建金初诗坛。何宏中、滕茂实等人以其刚烈的言行及诗歌感动金人,司马朴有所灵活的处世态度影响金初政要,长期滞留北方的朱弁、洪皓在南北诗坛都有积极的建设意义,高寿的姚孝锡更是引导金初诗歌向金代中期过渡。他们崇尚杜诗的艺术取向还开启金代崇杜的一代诗风。

宋人说话家数再辨

本文继《宋人说话家数考辨》之后,对有关记载宋人说话家数的原始文献,做了进一步解读。认为:由于宋代说话艺术之地位卑微,被视为百戏杂耍之流,无人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关记载的含混其辞,随意而不经心,实属正常。在前文所列十二家之外,该文又指出,说铁骑儿、学乡谈,当为宋人说话艺术中另外的两家。

晋唐粉本宋人妆——四议《韩熙载夜宴图》图像

运用粉本是中国古代绘画进行习艺、传承和再创作的重要形式,中国古画鉴定中称作"摹本"的画作,不少是根据粉本有所损益而制作的。本文以《韩熙载夜宴图》、《簪花侍女图》、《北齐校书图》为例,分析了凭借粉本构成绘画作品的三种方式。

《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载宋人陈咏轶事考

<参天台五台山记>是日本京都岩仓大云寺寺主成寻(1011-1081)撰写的入宋旅游日记.该日记的史料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仅就记载的人物而言,不但包括历史名人在内的各色人物屡现笔端,而且有关他们的记载中,还包含了不少在中国的文献中难以寻觅到的内容.因此,这些记载无疑是我们了解这些历史人物的重要史料.本文所论及的陈咏便是其中一例.

宋人崇杜的经济因素解析

经济因素和文化、文学现象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联系。然而一直以来,对这一交叉领域的研究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多将经济因素视为决定的和静态的影响因素,在研究中表现出一种简单化、粗放化的倾向。实际上,经济本身是流动和变化的,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之间呈现出复杂的互动关系;而在很多时候,经济充当的又绝不仅是影响的和外围的因素,本身更常常是文化、文学的核心内容。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策划了这期宋代经济与文学研究笔谈。笔谈中既有对宋代文学文本的经济解读,也有对文人创作的商业特征、文体的经济因素的宏观思考,希望能以一个断代为对象,为文化、文学现象的经济考察提供一个参照。

浅析宋人小品画之美

宋人小品画画幅虽小,却能小中见大。画家寄情于景,将自己的主观精神和情感融于自然之中,使画面充满了诗意。画家在现实主义美学观的影响下,在审美上追求妙得其真的自然美,追求自然生命的气韵,并把这种生命意识贯注到作品中。他们把对象作为传达自己情感的媒介,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自然景象的交融渗透,成为他们绘画的主要特征。画家善于捕捉大自然的美,无论闲花野草、鸟虫蜻蜒、自然山水,都精心刻画,各种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境界。宋人小品画既是宋代绘画的缩影,也是宋代文化的缩影。

宋人注宋诗的诗学批评

文章在对宋人注宋诗中各位注释者的诗歌创作才能的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各个注本中的大量诗歌批评片断,并对其进行了综合与归纳,从而得出:宋人注宋诗的注释者,如赵次公、任渊、李壁等,在诗歌注释中能在准确地解释意义的基础上,总结各种诗歌创作技巧,包括字法、句法、章法、对偶、用典等创作方法,并进一步对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王安石等诗人的总体创作成就与特点作了精辟的概括。研究认为,宋人注宋诗的这种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方法,在诗歌注释史与诗歌批评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