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寺院经济的地域差异

魏晋以来佛教的中心差不多一直在北方地区尤其是北方的一些大城市如西安、洛阳等。唐末五代时期南方佛教寺院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特别是五代十国时期在福建、两浙等地割据势力的竭力扶植下寺院发展更快。然而北方地区却经历着周世宗的灭佛运动因而北方地区寺院衰落得不少。

《宋代寺院经济史稿》质疑

游彪博士所著《宋代寺院经济史稿》弥补了宋以后的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中的空白,对于许多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对有关佛教的史料或运用不当,或分析理解多有疏误。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佛教文化了解不够深入,在引用史料时产生了一些误解。

关于宋代寺院、僧尼的赋役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代封建统治者赋予了寺院、僧尼许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在隋朝以前,僧尼“不贯入籍”,寺院占有大量田产,却“寸绢不输于官府,升米不入于公仓,……家体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竭力扶植下,佛教寺院的经济力量迅猛发展,严重地影响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因而封建国家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控制寺院经济力量的无限膨胀。尤其是中唐以后,均田制的破坏迫使唐代统治者改变赋税政策,施行两税法。两税法的基本原则是“据地出税”。这个法令实施后,“

论宋代佛教寺院内部的阶级关系

佛教寺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世俗社会的一面镜子,宋代复杂的阶级关系在佛教寺院内部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然而,学术界对寺院内部复杂的阶级关系却无人问津,因而笔者拟就此问题作一些肤浅的探索,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从寺院的土地兼并看宋代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从两宋开始转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即自由兼并的时期。任何形式的干预和抑制都基本排除了。所谓“不抑兼并,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的议论,基本上概括了赵宋统治者对待兼并的态度。赵匡胤鼓励大臣们向官僚地主的道路发展,大臣中多有“择便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者,例如:宋初的青州官僚麻希梦一家,“

宋代佛教寺院基层组织及其特征初探

佛教寺院的基层组织体系相当复杂,依据寺院的不同性质、规模的大小等因素而设立数量不等的僧职。通常情况下,寺院设有住持、副住持、监寺僧、知事憎等,他们构成了寺院上层,也是寺院的统治阶层,具体负责处理寺庙各方面的事务。与前代相比,宋代寺院基层僧职出现了很大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僧职的选拔,尤其是寺庙住持的任用有多种途径,但选拔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那样的弊端,这是封建人治社会的必然结果。正因为如此,宋代基层僧职有其自身的特点,对佛教寺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试论宋代的度牒制度

宋代中国与前代相较,社会变化异常明显,整个社会的经济面貌及其特性都呈现出新的特点。自南北朝以来由封建统治阶级扶植起来的寺院经济也在外部形式和经济内涵上与前代迥然不同,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度牒制度的变化上。度牒制度,大概南北朝时业已存在,但出家须领官家度牒有明文记载的却始于唐玄宗天宝年间。度牒制度的本来目的在于限制人民随意出家,以保证封建国家拥有足够的剥削对象。但是到了宋代前期,度牒仅是一纸单纯的身份证明文件,并无限制的用意。

两宋时期佛寺藏书考略

两宋时期佛寺藏书考略□王河一两宋时期，佛风丕显，除宋徽宗外，宋历代诸帝对佛教一般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太祖建国之初，不但中止了北周毁寺抑佛政策，而且批准僧人行勒等１５７人去西域取经，并赐钱三万以助其行，而后又由政府主持，开雕了最初一部汉文大藏经———《开...

再识“煎茶”

再识“煎茶”日本学者真田岩助先生送我几包袋泡的东洋“煎茶”，引发了我的感慨，故草成一文。真田君在东京偶然读及刊有拙文的《新民晚报》，惊喜之余，涂来一信，我日语只知皮毛，识读中颇费猜力，但其间三个若大的汉字──“谢谢谢”则确凿无疑。他还托人捎来一盒包装...

玉泉讲寺的规划与建筑设计

寺庙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建筑,因其级别仅次于皇家建筑,故规划及单体设计均有严格的制式和严谨的布局方法。宋式寺庙建筑是以宋代《营造法式》为指导的建筑,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博大精深。

编后

这一期的内容与前期比较,最大的变化就是内容变得更广泛了,特别是与佛教有很深关联的佛教艺术、考古等等,都占有相当的篇幅,然而更重要的是本期出现了很多新的作者,这些至今还不为大家所熟悉,学界新秀的参与不是更说明了佛学研究的队伍壮大了吗?尽管他们当中有的人的文章看起来还有一些不够老道,然而推出新人是我刊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办刊的方针之一,今后我们仍然坚持这一作法,为更多作者提供一个发表心得的园地。

法音近录──佛教寺院经济扫描

法音近录──佛教寺院经济扫描默雷摘编寺院经济研究的缘起及范围通常研究佛教史，多注重教理的流派及演变，一般佛教史家及社会史家都不甚致意或致力对教团史及寺院经济史的研究，有些社会史家甚至还不知道教会和寺院财产在历史上的重要性。直到１９３３年，日本成立“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