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

作为清人编订的第一部大型宋诗总集,《宋诗钞》的面世契合了京师之诗学趣尚,并有力地推动了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在浙派的发展历程以及清初诗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究《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彼时诗风演进的一些动态特征。

清新妙绝:日本江户诗坛的宋诗接受——以七绝选本为中心的考察

江户后期诗坛,为了对抗蘐园古文辞派的因明学唐的伪唐诗,宋诗派领袖人物山本北山提出宋诗清新主张,并选定宋三大家诗歌作为清新诗风的代表。北山子山本绿阴、弟子大窪诗佛编选《宋三大家绝句》(1803),北山作序推广,风行日本,是为诗坛宋诗接受的标志性事件。由是带动了宋诗派另一领袖人物市河宽斋编选续编《三家妙绝》(1807),宽斋成名弟子大窪诗佛、菊池五山、柏木如亭作序跋推广。大窪诗佛、菊池五山更绍继其师,编选续续编《广三大家绝句》(1811),宽斋作序推广。连续编刊的三大家七绝,承载着清新性灵的宋诗学旨趣,矫正模拟剽窃的伪唐诗,推动了江户诗坛的宋诗兴盛。柏木如亭亦绍继乃师,编选《宋诗清绝》(1813)、《续宋诗清绝》(1846),将“清绝”作为了选本之名,选诗旨趣承袭北山、宽斋之清新,将选诗目光扩展到了三家之外的宋代七绝,但多选江湖诗人,选诗诗家增多,格局反趋卑狭。

韩国古代诗话中的宋诗论

宋诗论是韩国历代诗话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其主要内容有宋诗自得论、宋诗用事论与宋诗批评论。宋诗自得论,强调的是宋诗具有自是一家的特色,自高丽至朝鲜,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宋诗用事论包含用事的理想、用事的方法和对创作主体的要求。宋诗批评论则涉及"知诗为尤难""诗可以达事情通讽喻"以及诗要"细味之"等问题。

宋诗选本与唐宋诗之争

聚讼纷纷的唐宋诗之争在历代宋诗选本中都有所反映.选宋诗者,或站在尊唐的立场上,通过编选宋诗而行贬抑宋诗之实;或站在尊宋的立场上,强调宋诗与唐诗之异.晚清的宋诗派将唐宋诗视作一个整体的审美范畴,力图兼融唐宋,他们的宋诗选本把对宋诗的理解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论《宋诗删》

《宋诗删》主要根据《宋诗钞》删订而成,并继承和发扬了后者的遗民宋诗学思想,选诗突出宋诗的伦理价值,追求"以诗存史",偏尚悲慨刚健的风格,部分收录诗歌反映了清初遗民的复杂心理。《宋诗删》对《宋诗钞》"宗宋"过甚的倾向提出批评,选诗一定程度上存在"以唐选宋"的倾向,这也是对清初诗坛宗宋流弊的一种批判。

论宋诗中董仲舒形象的人文价值

宋代有百余首歌咏董仲舒的诗歌,数量多,题材广泛,名家云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研究董仲舒思想传承的宝贵文献。从诗歌用典和意境的创作上看,宋诗中的董仲舒不再只是作为单一的历史人物被歌颂,他的事迹也不只是被当作具体事件和典故被记录,董仲舒的形象逐渐被诗意化,成为博学勤学、传道授业、廉直清正、革故鼎新、怀才不遇等的代名词和一种精神象征。意象化的董仲舒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深刻的文化价值,成为流淌在历代文人血脉中的基因记忆,产生了强大而持久的文化力量,诠释儒者在文化传承和精神赓续方面的时代使命和担当。

钟嵘、刘勰对于晋宋诗学状物追求的真实态度

面对晋宋诗学呈现出的重视文辞、追求写物的倾向,钟嵘和刘勰均提出了一定的批评意见。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此乃钟、刘对晋宋诗学的形式主义的批判。而实际上,二人并未否定晋宋诗学的状物、尚辞倾向,亦不曾主张以应物斯感的比兴传统来纠此写物倾向之“偏”,更未因此否定晋宋诗学的价值。而晋宋诗学也并非是所谓“物”现而“感”藏。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风的兴起

《宋诗钞》的编选、刊刻及流传是清初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宋诗钞》被广泛赠送京师著名诗人,为宋诗风由京师向全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吴之振、吕留良的宗宋诗论,尤其是对江西诗派的推重,大大促进了宗宋诗风兴起的进程。

《宋诗钞》与清代诗学

《宋诗钞》是清代宋诗文献的核心,它是清代其他宋诗文献尤其是选本最重要的文献来源,也是读者接受宋诗的主要媒介。这一方面取决于它可靠的文献来源、精审的校勘质量、线索清晰的体例、切实精到的诗评这些内部因素,另一方面也关乎清代宋诗文献相对匮乏的外部环境。《宋诗钞》对宋诗体派流变的系统叙述、某些新颖独到的见解深化了人们对宋诗的认识,推动了宋诗学史的发展。同时,时代局限和社会风尚也在它身上留下烙印,首先,它对宋诗的接受主要基于"主真重变"的思想框架;其次,遗民思潮使它形成"宗经"、"尚气"的选评倾向;再次,公安诗学的影响和浙派诗学的群体追求导致它对性灵的偏尚。

《宋诗百一钞》的诗学思想和批评策略

《宋诗百一钞》版本至少有16种。它以"原本忠爱,温柔敦厚"为选诗宗旨,在题材上强调宋诗的伦理价值和盛世气息,在诗史叙述上具有扬"初"抑"晚"等倾向。这是清代宋诗选本庙堂化的产物,也是乾隆时期盛世文化的反映。沈德潜格调学亦深刻影响了《宋诗百一钞》,选诗主近唐远宋,但另一方面,编者又对宋诗体派流变保持了较大的尊重。《宋诗百一钞》的理学气息并不浓厚,认为它选诗依从理学标准的看法并不准确。

《御选唐宋诗醇》对白居易诗歌“诗史”价值的重新审视

作为受清高宗敕令编修的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御选唐宋诗醇》一反清初盛行的贬白风气,予以白居易诗歌极高的评价。选评者不仅通过强调白诗的史笔之实和立意之正,首次将白诗纳入“诗史”的评价传统,更是给予白诗上承魏晋盛唐、下启苏陆的诗史定位,首倡白居易为唐诗第三家。虽然就质量而言,《御选唐宋诗醇》评语良莠混杂,部分有生搬硬套、言过其实之嫌;但其对于白诗所作出的许多结论性评价,以及评析中所采用的诸多新视角新方法,在其后的诗坛中均得到了广泛回应并影响至今。可以说,作为链接清初持“神韵”说者大肆贬白与中晚持“性灵”说者不吝褒白两阶段之间的关键选本,《御选唐宋诗醇》在清代白诗接受史上有着态度转折之关捩作用。

清人编撰的三部宋诗总集述评

本文从文献学的视角，探讨了《宋诗钞》、《宋百家诗存》及《宋诗纪事》的编纂目的、体例以及各自的成就、局限与版本。量化分析与史料比勘是文章立论的基本方法。

法意与人情:宋诗视角下的“折杖”之刑

宋代刑罚体系承唐而来又有所创新,“折杖法”在两宋时期作为常刑代用刑而广泛使用。宋初秉持“哀矜原则”推行“折杖法”,利于稳定社会环境,缓和社会矛盾。但随着相关法律条文逐渐增多,“折杖”行刑的问题也愈加凸显。发言为诗,宋代诗人对“折杖”刑罚多有关注,他们或有所参与,或旁观所悟,或听闻所感,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共时记录。宋诗中对“轻刑省罚”之实施,禁网加密之扩大,州县官吏之落实有较为详尽的书写,反映了两宋时期“折杖”之刑法网禁令日益增多,地方执法官吏皆系由人等问题,行刑枉滥不仅有违哀矜百姓之本义,也难免有轻重悬殊之弊,降低了政府刑罚威慑的公信力。

叶燮诗歌与唐宋诗之争

叶燮是清初诗坛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交游广泛,与唐宋诗派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叶燮在《原诗》中为宋诗张目,提升了宋诗之地位。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又力求兼取唐宋。只是,他的兼取并非平等,在许多地方仍透露出其偏向宋诗的立场。这一点也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使其诗歌呈现出多元却有所偏重的局面。

中国诗话与唐宋诗研究

当今唐宋诗研究的出路在于建立一门新的学科。本文从中国诗话论唐宋诗的角度,通过范畴、范畴群及其体系之研究,揭示了唐宋诗各自不同的特质。

从“符瑞”到“祥瑞”:唐宋诗歌瑞物书写的世俗化转型

汉魏以来,祥瑞物象都是咏物类文学作品的常见题材,唐宋时期的祥瑞咏物诗在写作主题、表现重心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显著的世俗化倾向。诗歌所题咏的祥瑞物象的产生空间逐步下移,不但从中央王庭下降到了地方郡斋,还有从公共空间转入私人园舍的趋势。伴随着空间的转换,所咏之物也逐渐褪去了“国之祯祥”的神异色彩,祥瑞关涉的对象也进一步下移到家族或私人身上。以唐宋诗歌中常见的“并蒂花”题咏为例,外延的扩大和诗人的偏爱使得这一题材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的话题性物象,其本身形貌的奇丽取代吉兆寓意成为了诗人关注的重点,诗歌主题也从整齐划一的颂圣转向了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更为个性化的祝福。写作模式的变化折射出了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的变迁和士人知识结构的转型。但“世俗”并不等同于“民俗”,基于灾异政治文化形成的写作范式依然制约着文学作品的生成。

论唐宋诗流变视野下“姚贾”并称意义的延伸

“姚贾”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知名的诗人并称。“姚贾”不仅是姚合、贾岛二位诗人称谓的简单组合,随着姚贾诗风在晚唐五代的风靡、在宋元明清历代的蔓延以及历代诗论家不断地总结与评价,“姚贾”并称又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如中晚唐之交有别于韩孟、元白诗人群体的第三种势力的代表,以姚合、贾岛为核心的五律创作群体,晚唐五代五言律诗风格的主流,由唐风向宋调转型的重要推手等。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中对“姚贾”并称的认识也经历了由对举到并称、由人物到风格、由群体到流派这样一个内涵与外延都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

《御选唐宋诗醇》与清代的杜诗接受

《御选唐宋诗醇》体现出强烈的“崇杜”倾向,杜诗不仅入选数量为六家之最,更是成为衡量其他五家诗歌的标准。究其原因,固然与杜诗的崇高地位有关,也是此书深受乾隆以“忠孝”论诗观念的影响所致。随着《诗醇》的广泛传播,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举考试重新加入试律诗以后,它几乎成为各种考试场合的“考试大纲”,杜诗亦因之出现了社会性的接受趋势。主要表现为:一、乡试诗题得句出自杜诗者高居历科之最。二、《诗醇》成为上至翰林院、下至府州县学的必备书目。士子们在考场上和日常备考过程中都在不停地模拟、敷演杜诗,使得清代中后期的杜诗接受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唐宋诗比较视野下诗歌中的驴意象

“驴”从唐代开始大量出现在诗歌中,形成具有特定艺术风貌的“意象”。同时“驴”这一意象也在宋诗中得到了继承和开拓,呈现出不同的审美内涵和风貌。而这种差异性背后蕴含的是唐宋诗歌不同的审美趋向和表现:唐诗中的“驴”意象尚情,宋诗中的“驴”意象则重理;唐诗中的“驴”意象因唐人的“不平则鸣”而情思强烈,宋诗中的“驴”意象则因宋人的义理沉潜而温柔敦厚;唐诗中的“驴”意象表现出唐人积极进取的事功之心,宋诗中的“驴”意象则表现出宋人以俗为雅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