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自然利率的冲击——兼论低利率环境中的宏观审慎政策选择

2008年以来,全球货币利率普遍下调,至今难以回调,其中影响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促使自然利率出现趋势性下行,牵引政策利率向下适应性调整。(2)在低利率环境中,“零利率下限”约束挤压中央银行利率的操作空间,导致货币政策难以发挥作用。(3)货币政策框架中设置有目标的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发挥压舱石作用,缓解“零利率下限”约束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且“信贷产出比”更适合作为金融稳定的衡量指标。这对于深入认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探索完善应对老龄化时代的宏观审慎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

宏观审慎政策宽松实践、效果评估及现实启示

宏观审慎政策不仅要在风险积累时坚定稳妥收紧,而且要在风险显性化时及时有效放松,已有研究多聚焦前者,针对后者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后者对于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同样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探讨了宏观审慎政策宽松的内涵、作用机理和制约因素,梳理了新冠疫情前及疫情期间宏观审慎政策宽松的国际实践,并基于66国数据采用计量模型科学评估了政策效果,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宽松的有益经验,分析了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宽松实践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宽松可通过稳定信贷市场、保障金融运行、引导正向预期、产生外部性等传导渠道实现政策目标,但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总体看,疫情期间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宽松显著缓解了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压力和金融压力,其中,逆周期资本缓冲工具的宽松效果相对突出;有效积累缓冲、保障缓冲释放、把握好政策尺度是提高宏观审慎政策宽松效果的重要因素;我国探索开展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宏观审慎政策宽松实践,但还存在政策潜力有待释放、政策工具箱仍需丰富完善、政策视野需要向非银金融部门延伸、政策应对非传统风险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结合我国宏观审慎管理实际,本文从健全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宽松实施机制、疏通宏观审慎政策宽松传导渠道、把握宏观审慎政策宽松操作尺度、夯实宏观审慎政策宽松工具储备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GaR尾部期望风险测度的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效果评估

宏观审慎政策需要统筹“稳增长”与“防风险”两大目标,在促进短期经济增长与预防中期下行风险之间进行跨期权衡。为了评估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选取2000—2021年中国宏观金融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首先,采用分位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对经济增长和金融条件的影响。其次,构建在险增长尾部期望风险测度指标增长短缺和增长盈余,引入多期GS和GL到收益—风险分析框架,构造社会福利函数。最后,通过反事实情景分析,量化评估了宏观审慎政策的跨期权衡。实证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对称影响,紧缩政策在经济繁荣时期能有效减少下行风险,而在经济危机时应采取宽松政策以促进经济复苏。

宏观审慎政策能否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10—2020年中国225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抑制银行风险承担。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宏观审慎政策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更大。(2)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及杠杆率在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多重中介作用,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通过降低银行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及杠杆率渠道来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宏观审慎政策—同业负债/贷款集中度/杠杆率—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均有效。(3)跨境资本流入对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跨境资本流入规模增大会减弱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4)银行家信心对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银行家信心提升会减弱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该成果将为提升宏观审慎监管效率及防控中国银行业风险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与制造业企业价值

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通知》,该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包含外债币种、期限一体化管理和逆周期调控两个显著特征。基于2006—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结果发现: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助于促进企业价值提升;这主要通过降低财务费用、缓解融资约束和减弱资产负债表效应三个渠道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对规模较小和外汇风险敞口较大企业的影响更为突出;同时,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对企业价值的积极效应在汇率波动较大时期更加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外债管理制度,引导企业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持微观企业活力等具有政策启示。

基于银行风险承担视角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研究

基于2009-2021年中国88家商业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实证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双支柱”政策在银行风险承担方面能够产生较好的协同作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整体能削弱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银行风险承担上升;不同类型的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不同,银行流动性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更为显著;“双支柱”政策的协同效应因经济周期存在非对称性,经济下行期的协同效应要强于经济上行期;政策协同效应存在银行异质性,对于全国性银行“双支柱”政策协同作用不显著,而对于地方性银行则显著影响其风险承担意愿和水平。

宏观审慎监管、信贷结构优化与风险缓释效应

本文构建包含金融摩擦和企业异质性的宏观经济模型,系统考察不同宏观审慎政策的信贷结构优化效应和金融风险缓释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应在传统货币政策规则的基础上盯住资本资产价格,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盯住产出缺口和信贷量;第二,宏观审慎政策的介入可有效削弱金融供给冲击导致的资源错配问题、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同时可有效缓解金融风险冲击造成的经济紧缩现象、避免金融风险积聚,相较于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可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控和金融稳定作用;第三,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逆周期调控效果会随着国有企业占比的提高而加强,进而有效纠正金融资源错配问题。本文研究顺应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政策方针,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实现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金融科技发展会提升金融稳定性吗?——基于宏观审慎监管有效性的视角

金融科技已逐渐成为国内金融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但也引致“涉众太广而不能倒”等一系列难题,对金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宏观审慎监管有效性视角,用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金融稳定,分析金融科技发展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会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且具双门槛性质;传染性是风险传递的中介机制;单一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效果有限,但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有效缓释金融科技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在经济下行区更加明显。研究结论为金融科技发展和监管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宏观审慎政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研究

为应对系统性风险冲击,中国已经在宏观层面构建形成可供操作的监管体系,统筹实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维持金融市场稳健运行。以2007-2020年193家商业银行经验数据,实证检验宏观审慎政策的收紧会促使商业银行直接减少流动性创造;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证实了“宏观审慎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流动性创造”这一间接传导渠道;“双支柱”调控的协同影响最终表现为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减少,充分发挥出宏观政策对银行微观个体的金融稳定效应;当考虑经济周期时,相比于经济下行期,上行期宏观审慎政策收紧对流动性创造的抑制力度更大,符合逆周期调控的政策方向。研究结论为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对相关监管机构把握“双支柱”调控的监管力度有较强启示意义。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与政策工具

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制度作为十大课题之一,将宏观审慎监管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制度的子课题,可见国家对宏观审慎监管的高度重视。研究宏观审慎的含义并对政策目标进行探讨,对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构成以及如何安排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实施进行研究,以便为中国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提供参考。

金融科技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双刃剑”影响——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调节作用

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速实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已成为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间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基于金融科技的“赋能”效应和“挤出”效应,考察了宏观审慎监管下金融科技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整体上能降低银行风险承担,但贷款结构调整、银行竞争程度分别在金融科技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过程中发挥着竞争性的间接作用,此外,宏观审慎监管对金融科技“赋能”效应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对金融科技“挤出”效应有反向调节作用。研究从银行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的视角出发,为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和监管部门制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提供了理论探讨和经验证据。

宏观审慎政策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商业银行的经验证据

分析研究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稳定的实施效果及其作用机制,对于健全我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完善系统性风险防范化解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0-2022年中国16家A股上市商业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分析其影响机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的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地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经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流动性类政策工具在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方面的效果最强,其次是资产类政策工具,最后是资本类政策工具。(3)银行的规模越小、资产经营的多元化程度越低、资产盈利能力越弱,宏观审慎政策在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方面的效果越强。(4)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通过减缓银行风险承担、削弱银行间互联性来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最后从丰富和优化政策工具、以银行特征为依据的差异化监管、理顺政策作用路径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缓解银行风险承担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本文以2017年我国实施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了跨境融资体制改革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表明:(1)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对银行对外负债的正向敏感度得到了有效抑制,即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效缓解了银行风险承担压力。(2)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不仅显著降低了银行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也显著降低了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即对银行信贷集中度形成了有效约束。(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资产规模较小和流动性风险较高的银行中,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更为凸显。本文强调,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不仅有助于化解银行流动性风险,而且有利于优化银行投融资期限匹配、降低银行信贷集中度。

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理论演进与实践路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重要性已经被大部分国家所认可。本文通过分析微观审慎监管体系的起源、发展,从政策的假设条件到执行工具的各个层面,研究了微观审慎监管体系的正反两方面作用,总结了宏观审慎政策理论基础、政策工具。通过构建封闭经济体、静态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发现,实施宏观审慎政策需要在产出、通货膨胀间进行权衡取舍。从社会整体福利角度出发,宏观审慎政策的确能够避免金融失衡,特别是当经济陷入金融顺周期性时,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改善经济所处的失衡状态,提高社会福利。

风险冲击、政府担保与最优宏观审慎政策——基于金融加速器效应

随着全球经济运行不确定性的增强,宏观审慎与政府担保逐渐成为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手段.因此,构建含有不确定性风险冲击、政府担保及宏观审慎的金融加速器模型,来探索风险冲击下的最优宏观审慎政策,以及政府担保与宏观审慎间的政策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应同时盯住资本价格、融资溢价等多个信号源,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应盯住资本价格单一信号源.第二,宏观审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均可削弱风险冲击,其中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可直接影响企业和金融中介的信贷行为,调控效果更优.另外二者的混合搭配虽会产生“叠加效应”,但对经济的提振效果十分有限.第三,政府担保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同时也会带来资源错配和挤出效应的不利后果,兼顾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可以有效削弱政府担保的负面影响.最后,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并不会显著影响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效果.文章顺应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政策方针,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金融风险底线有一定借鉴意义.

能源价格冲击、金融风险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构建一个包含企业违约率和银行不良贷款率因素的DSGE模型,研究能源价格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效果和福利效应。研究发现:能源价格变动将导致金融市场波动,且这一冲击在对能源依赖度、市场信用水平和价格黏性较高以及能源使用效率较低的经济主体中影响更为明显。在政策调控上,相对于传统的泰勒规则,高强度的泰勒规则和引入审慎因素的扩展型泰勒规则对金融稳定的调控效果更好;而高强度的泰勒规则、引入审慎因素的泰勒规则、引入审慎因素的监管政策均能有效减少福利损失。为此,建议降低经济发展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构建灵活的市场和企业价格调整体系以及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治理机制,积极防范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提升金融体系稳定性。

宏观审慎政策对国内外债券市场联动性的影响

近年来跨境融资活动大幅增加,而资本流入会导致金融风险累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自2016年起实施。本文考察了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和管理境外金融风险方面的有效性。我们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定量分析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政策不同实施阶段下中国债券市场与国外债券市场溢出效应的变化。研究表明,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实施增加了国内外债券市场的总体溢出效应以及国际债券指数对中债指数和中资美元债指数的溢出效应。此外,宏观审慎政策降低了国内外债券市场间的风险溢出,同时降低了国际债券波动率对中债指数波动率的溢出效应。这些结果凸显了宏观审慎政策在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同时防范外部风险的有效性。

广义信贷与货币政策传导——兼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将广义信贷作为重要的审慎监管指标。广义信贷更加客观地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变化,丰富和拓宽了货币政策传导,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和金融稳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基于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的理论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广义信贷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验证了广义信贷渠道传导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我国货币政策广义信贷渠道传导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地域投机文化如何影响地方银行信贷风险?——兼论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影响

投机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对地方银行信贷风险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发现:浓厚的投机文化氛围会导致地方银行面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而会加剧其信贷风险。一方面,投机文化可以通过促使地方银行过度进行风险承担和过度加速资本周转两条途径加剧信贷风险。另一方面,净利差收窄和同业竞争加剧带来的压力均会加剧投机文化的不利影响。加强微观审慎监管可以抑制投机文化的不利影响。宏观审慎管理方面,收紧贷款发放条件和提高流动性要求均有助于抑制投机文化的不利影响;单纯提高静态的资本要求则容易造成“逆向激励”的问题。

宏观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监管套利行为的影响研究

防范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商业银行同业业务通过隐匿信贷资产规避微观审慎监管,而宏观审慎监管在理论上能够防止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行为。宏观审慎监管对商业银行通过同业业务进行监管套利行为产生影响。本文通过搜集商业银行财务数据构建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规模指标及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压力指标,以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规模变动刻画其监管套利行为。首先,分析了微观审慎监管压力对商业银行监管套利行为的影响;其次,在模型中加入宏观审慎监管压力指标,分析了宏观审慎监管压力对商业银行监管套利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宏观审慎监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防止商业银行通过同业业务规避监管,但针对同业业务的资金拆出方和资金拆入方的政策效果具有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