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理学与元代徽州地区的宗族建构

在徽州理学发展与宗族建构的整合过程中,新安理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中介的作用,他们推动着朱子礼制的下移,为宗族建构提供了心灵上的凝聚作用及制度上的保障。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们在推动理学与宗族互动中做出了一种可贵的坚持;而元代中后期,理学化的乡绅成为这种互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至正壬辰战乱,使新安理学与徽州宗族建构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这两方面互动浸润的传统保留了下来,并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从双系传承到宗族建构——以韩国光山金氏为例

在中国历史上,宗族是国家推行的一套礼制,宗族的建构与社会变革有关。韩国的宗族是在中国的强大影响之下建构起来的。但由于韩国在历史上实行双系传承制度,宗族的诸多要素在朝鲜原有的文化中并不具备。因此,韩国宗族的建构事实上面临着一个外来文化如何地方化的问题。韩国光山金氏的建立与发展是朝鲜宗族史上的一个典范,它的历史建构过程是在长期的文化变迁过程当中得以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推动固然是大的前提,但更重要的是士大夫的地方化过程。他们回归乡村,在乡村中重建新的秩序,这才使得宗族的诸要素缓慢成形。在此基础之上,他们又通过复杂的联宗过程形成具有内部张力的宗族结构。总之,朝鲜宗族的建构既有受中国宗族意识形态影响的礼仪化的一面,同时又有根据利益关系而演变出来的实践。

建构宗族的社会因素探析——以漳浦蓝氏畲族的宗族建构为例

畲族是我国东南部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明嘉靖二年,定居漳浦赤岭的蓝姓畲族,在石椅村建置了蓝姓宗祠"种玉堂",并修建了自己的族谱,象征着漳浦畲族蓝姓宗族建构的完成。宗族的建构实际上是世系的建构,追溯先祖的世系源流是建构宗族的关键,延续世系是宗族存在的基本条件。本篇笔者主要从蓝姓畲族建构其先祖世系的角度,来探讨影响宗族建构的社会因素。

潮汕地区宗族建构模式的转变——以泗水周氏为中心

传统的宗族为了与社会变迁相适应,其建构模式也会发生一些转变。以潮汕地区的泗水周氏宗族为例,明清时期,泗水周氏主要在"士大夫主导"的模式下开展宗族建构活动。步入清朝中晚期,其宗族建构转向了"商人主导"的模式,宗族话语权转移到商人手中,表现出潮汕宗族应对社会变动的自我调适能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理事会主导"的宗族建构模式逐渐成熟,引导了潮汕宗族在组织结构、日常运作等方面的革新,使之更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宗族建构过程中的血缘与世系

宗族是一个"建构"过程,其客观依据、基本逻辑、核心理念及价值标准,是建立并维系一条完整悠久的父系单系世系,而不是、也不可能形成所谓"纯洁"的父系血缘。以《尔雅》、《仪礼》为代表的经典文献,表明了古代上层学者对宗族建构特征的深刻理解,展现了宗族建构的方向与具体步骤,民间宗族活动则从实践层面反映了大致相同的过程。明确"血缘"与"世系"的区别,强调世系原则在宗族建构过程中的基础地位,对改善宗族研究的理论范式,提高宗族研究的专业水准,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试论族谱粉饰现象背后的宗族建构与策略选择——以《诗山凤坡梁氏宗谱》为例

族谱修撰中的攀附和炫耀基本被学界视为普遍现象,但正是这种共识,降低了其被重视的程度,进而湮没了对于粉饰背后不同宗族在建构与策略选择上的认识,而这些正是对一个宗族形成全面且深刻了解的重要面相。在《诗山凤坡梁氏宗谱》中,充斥着对南宋丞相梁克家的凸显,这种粉饰的背后,是基于梁叶构怨所带来的近一百多年的外族威胁,使得梁氏与官方有着较多的接触,进而影响到整个宗族在家族策略上,更注重在科举功名上取得的成绩。这一粉饰背后所呈现出的不同的宗族建构与家族策略选择,也体现出了在闽南乡族自治化趋势下,国家政权存在的重要意义。

卫所、藩王与明清时期的宗族建构——以韶山毛氏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通过韶山毛氏家族的个案研究,揭示明清时期军户移民及其宗族的建构历程。韶山毛氏本为江西吉州的垛集军户,迁徙湖南之后又因藩王占田而促成家族内部的整合调整,最终形成'四大房'的发展格局。清代韶山毛氏的宗族组织化建设渐趋活跃,家族控产机构也逐渐由明代的庵宇过渡到清代的家庙与'公会',实现了家族产业的扩张与士族身份的转变。

祖先叙事与宗族建构中的分合——基于莱芜城子县村朱氏宗族的考察

宗族的系谱性与功能性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以往学者在“国家与地方社会”视角下开展的宗族研究过于凸显外在的功能性因素,不利于全面认识现实中的宗族建构活动。当下莱芜城子县村朱氏宗族中的不同支派,先后主导了修祠堂、续族谱、为祠堂塑像这三场宗族建构活动。分析这些活动中产生的关于其先祖朱童蒙的不同叙事,可以发现系谱性的支派观念影响了宗族的分合。同时,以往被遮蔽的弱小支派的声音也得以呈现。据此,宗族研究应超越“国家与地方社会”的视角,兼顾系谱性原则与功能性原则,并恰当处理二者的关系。

礼俗互动视角下的当代宗族建构现象分析——鲁中大窎桥村王氏宗族考察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礼俗互动的结果,是连接国家礼制与地方民众的中介,这一传统在当代社会中仍以不同形式有所延续,并在乡村社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鲁中大窎桥村王氏借助其丰富的家族历史记忆,以家谱续修、祖先祭祀、祠堂修建等形式,持续进行宗族建构实践活动,与当今自上而下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形成互动关系。从礼俗互动视角予以分析,有助于发掘乡村宗族的文化意蕴与运作机制,促进民众自发行动与政府合理施政之间的融合,助推当代乡村振兴战略。

建构与解构:淄博冯氏宗族源流和活动研究

淄博冯氏在明中期由于自然灾害、政策等外部原因由河北枣强迁回山东淄博,和睦乡邻,团结地方,逐渐形成了世代流传的族规和家训来教化族人,同时依靠开垦荒田,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为后来的族人参加科举考试准备了物质基础。淄博冯氏以淄川冯氏为主体,部分向博山县发展,两地族人通过共同续修族谱等宗族活动以维系双方情感沟通和文化共鸣。从第十二代孙后,该宗族会及时迎合当朝统治,通过参加科举、从政等方式使淄博冯氏实现了从一个外回迁族到当地簪缨世胄的转型,从而提高了冯氏宗族在淄博甚至全国的影响力。近代以来,该宗族趋于衰落,凭靠祖荫及自身劳动得以继续在淄博继续繁衍生息。

“同姓不同宗”:对黄宗智、杜赞奇华北宗族研究的商榷(上)

在挑战弗里德曼的宗族解说模式时,黄宗智、杜赞奇以外显姓氏符号进行华北地方社会的宗族建构。然而,本人在山东后夏寨所做的田野工作表明,华北村落存在着同姓不同宗的社会事实。就此而言,以姓氏符号建构的宗族,不足以解释华北村落的实际亲属结构和复杂的村落政治现实。

显赫一时:明清以来高平孝义祁氏宗族研究

高平孝义祁氏宗族,号称"山西南祁"。明季由山西洪洞迁居高平孝义。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特别是清朝以来,家族人才辈出,地位显赫,俨然已经成为高平地区的大姓望族,官宦世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祁氏家族进行了一系列的实体宗族建构活动,包括修族谱,营坟墓。本文主要以高平孝义祁氏宗族为个案研究,摆脱以往宗族研究的模式,一方面从宗族建构过程出发,利用家谱、碑刻、坟墓等资料,重点关注祁氏宗族自身发展历程和宗族建构过程。另一方面,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宗族实践观的运用,探讨明清以来华北宗族自身发展的脉络,深化我们对华北宗族的重新了解和认识。

英雄祖先传说与地方社会建构——基于杨家将宗族叙事的田野考察

山西代县鹿蹄涧村杨氏宗族以杨家将为始祖,利用英雄祖先传说不断进行宗族的自身建构,其宗族叙事折射出国家观念和地方社会秩序。对杨氏宗族多层次叙事结构的整体性关照,不仅可以深化、拓展宗族建构的理论研究,还为推进当代社会伦理建设、再造乡村振兴的内源性动力提供有益借鉴。

清代黔东南亮寨龙氏土司家族的发展与演变

以清代贵州东南部亮寨龙氏土司家族为例,讨论西南边陲的土著人群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通过借助修撰族谱、建造祠堂、参加科举考试、建立地域性的宗族等文化策略与国家展开互动,借以掌握一套象征国家权力的话语,以确立其在国家秩序中的位置。

客家“祠祭”仪式及音乐考察——以广东省大埔县祭祖活动为例

文章记述了广东省大埔县客家"祠祭"仪式中的"老屋转火"仪式、"迎灯"仪式及"春祭"仪式的民俗仪式过程,并从仪式的"用乐形式"与"用乐曲目"两方面,说明广东汉乐以活态形式在民俗仪式中的作用。在"祠祭"仪式中,"宗族"建构是其核心目的,而音乐以其特定形式,起到了维系"宗族"关系、强化客家民系信仰认同的作用。

长泰新发现明清碑刻考释

长泰新发现的六通明清石刻碑铭,有石碑记、墓志铭、墓道碑等形式,均为新见史料。本文对这六通碑铭作了考释,内容涵盖长泰明清宗族建构、灌溉水利权争夺诸多方面,为研究长泰区域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祖源叙事、镇守边关与国家认同:西南边境地区土丁杨氏宗族历史记忆的阐释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族制度及其实践具有不同于东南沿海地区宗族的诸多特征和特殊意义。西南边境的土丁杨氏宗族将其祖源叙事直接嵌入中央王朝开拓边疆和镇守边关的宏大历史脉络之中,与国家力量向边疆地区延伸和守卫边关直接相联。祖先记忆强调了来自中原的血统“正统性”,确认自己在王朝秩序中“合法”的正统身份,但并没有像珠江三角洲宗族那样构筑与当地原居民的“楚河汉界”,而是与域外的“他族”相交融,生动地表现出历经艰难困苦而矢志不渝的国家认同意识,具体地表述了各民族人民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疆域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