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王出镇:安史乱后杜甫平叛思想的文化意义——以《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为中心

安史乱后,剑南道内外交困,杜甫于广德元年十二月底撰《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在表中,杜甫为剑南道治政提出“宗王出镇”“合并两川”的主张。前者与房琯、刘秩的政治主张一脉相承,因格于玄、肃二宗中枢政局的权力争夺和代宗对地方势力、宗王势力的防范,而被弃用。后者则与广德二年正月代宗的诏令内容基本吻合,表现出杜甫对时局的深刻体察与谋断。与杜甫颇具故谊的高适、李白也曾于安史乱后各撰表疏,针对时局,提出救治主张,然皆各因其弊而失败。相较之下,颇可见出杜甫策议之切中时弊,并可突破《旧唐书》本传语辞的藩篱,见出更为丰富、多元、立体的杜甫形象。

“維城作固”與“防閑禁錮”:宗王出鎮與唐代政局

唐前期的宗王出鎮受到政治局勢的深刻影響。貞觀初年,唐廷對地方的掌控並不穩固。原隋末羣雄割據的地區,叛亂仍時有發生。唐太宗令宗王出鎮地方,加强中央對地方的控制。這與其他措施一起,確立李唐皇室在國家權力體系中的地位。貞觀後期,宗王在最高權力交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玄宗時期宗王出鎮政策的變化,是神龍至開元初年政治秩序重建的結果。唐玄宗君臣推崇“公”的政治理念,宗王被排斥在權力結構之外。這一變化也意味着中古皇權統治模式的變革。

宗王出镇与刘宋政局

刘宋在西晋之后继续推行宗王出镇制,其根源在于门阀势力仍然较强,皇帝不得不任用家族成员以保持力量对比上的优势。这一制度对刘宋政治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在刘宋初期对巩固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出镇宗王势力过大,在孝武帝以后开始成为皇权的威胁。孝武帝及明帝采取各种措施削弱出镇宗王的势力,却导致了异姓势力的兴起,并最终导致了刘宋王朝的灭亡。

元代云南宗王考析

宗王之治是元代云南政治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它与行省制、土司制和宣慰司体系等一起构成元代在云南的一元多极政治体系,为元代中央政治在云南统治的加强奠定基础。通过对元代云南"九王"的世次和任职时间作考证,并对其他诸王进行对照考察,可以看到宗王在元代云南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及负面影响。

元代云南宗王之“九王”考

元代在云南的政治统治是多方面的,宗王统治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但云南宗王中的"九王"所指为何至今仍无详证。在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九王"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考证,并进而提出"九王"在整个元代对云南统治时期三个阶段的重要作用、"宗王"之治成为在云南的一种新的统治模式的观点,对元代云南宗王之制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北魏宗王官佐系统考述

北魏配合封爵制度,为地位尊显的宗王设置幕府和封国两系官佐。这套制度是在汉晋旧制基础上融汇南朝前半期制度成果的综合产物,并成为后世隋唐效仿的典范。宗王府佐和国官权责明确、界限分明,前者执掌日常行政,后者因王不治国而由事务官变成咨议侍从官。在门阀士族体制下,流内部分的宗王官佐例取门第二品的名族子弟,专供其释褐、迁转之用。朝廷牢牢掌握宗王官佐的委任和管理权,并通过朝官兼任的方式实现权力的渗透,以加强对王国的控制,确保统治秩序的稳固。宗王与府佐是上下级间的施敬关系,与国官则维系形式上的君臣之义,但所承载的责任义务大为逊色,此乃皇帝蓄意切割所致,中古王国势力代表的封建贵族政治终将回归皇权专制的正轨。

司马氏宗王斗争的延续与两晋政权的交替

西晋的宗王斗争并没有因"八王之乱"的结束而结束。晋愍帝被俘后,在司马氏晋政权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镇守建康的司马睿和占据关中的司马保没有联合起来共克时艰,却纷纷自称"晋王",为争做司马氏晋政权的继承人继续明争暗斗。司马睿为了谋求帝位,不惜以破坏北方抗胡来打击其政敌司马保。斗争的结果是司马保最终因无力抵御匈奴的紧逼而走向灭亡,司马睿得以坐上晋皇帝的宝座,不过司马睿即帝位就标志着两晋政权的交替,司马睿就是东晋政权的开国皇帝。

宗王出镇与南朝文化

南朝时,宗王出镇的幕府里集聚了不少文士,不少是府主的属吏,他们在好文的府主支持下,在儒释道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文学创作、群书的编纂等方面都作出了贡献。

元代出镇云南宗王考

近年来,由于对元代云南政治体系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元代统治云南三大势力的重要一支——宗王统制,其作用与地位日益凸显。但由于有关云南宗王事迹的文字实录稀少且不能相续,只能根据散见的史料及碑刻等有关文献,描绘出较为详细的云南宗王出镇列表,这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元代云南宗王系列问题的必要前提。

行省、宗王、段氏并立时期的段元关系——元代云南民族关系研究之二

本文认为:元代自云南行省建立后,随着元政权在云南统治的巩固和深入,元统治者对以大理总管段氏为首的少数民族上层从一味依靠改为对其权力加以削弱和限制,同时继续拉拢和利用的两手政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元朝政权与段氏的关系进入了行省、宗王、段氏并立的新时期。

南齐前期宗王政治略论

齐初统治者高帝和武帝沿袭了历史上的分封制并有所改进,他们一边重用宗王,一边又对宗王加以严密控制。推行这种宗王制度,既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环境的考虑,同时也借鉴了历史上对于分封制的经验教训。

从萧嶷和萧子响的人生看齐初宗王政策

萧嶷和萧子响同为齐武帝的近系亲属,萧嶷尚文而得以保全,萧子响崇武而最终被诛。两人不同的人生历程充分体现了齐武帝时重文抑武的宗王政策。这种政策的形成与宗王制度本身的特点和齐武帝狭窄的心胸有着极大的联系。

论北魏宗王政治与有限皇权的短暂发展

建立在草原武装基础上的北魏拓跋政权,由于初期受鲜卑异姓军功贵族的影响,皇权不能完全行使。因此中期历史主要以孝文帝改制为契机,确立宗王政治占主导及专制皇权独立权威的时期。但宗王政治毕竟不能等同于皇权政治,二者必然发生矛盾。

略论北魏前期皇帝对宗王的限制和打击

北魏前期道武、明元、太武、文成四位皇帝为加强皇权,都对地位较为强大的宗王进行了打击,如道武帝对卫王拓跋仪的打击,太武帝对乐平王拓跋丕和乐安王拓跋范的打击,文成帝对临淮王拓跋谭、永昌王拓跋仁等人的打击.通过打击宗王,北魏皇帝维护了自己的皇权,使北魏的中央集权不断走向强大.

蒙元时期出镇云南宗王的共镇现象研究

近年来,学界多关注于元代云南“宗王之治”统治模式及出镇宗王的个人事迹,缺乏对宗王出镇更为细致的考察。文章在查阅史料、碑刻、专著等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蒙元时期出镇云南蒙古宗王的共镇现象之具体情况进行详细考证,对进一步研究蒙元时期的云南政治乃至宗王出镇制具有重要意义。

画坛南宗王维

我国艺术史上,唐代王维在诗坛上被称作山水田园派领袖,同时在绘画方面也有着很高的成就,被明代董其昌尊为画坛南宗。 王维（701—761）,字摩诘,因官至尚书右丞,故又被称为“王右丞”。他的先祖原本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到他父亲,举家迁至蒲（今山西永济县）,遂成河东人。他自幼天资高敏,《新唐书·王维传》记载他“九岁知属辞”,21岁考中进士,随即授官大乐丞。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张九龄执政后,他被提升为右拾遗,开元二十五年（737）秋,他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使塞上,做了节度使判官。

东晋的“五马”与谯王

东晋的宗室主要为"五马"与谯王,他们南渡除战乱的原因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即他们都处于东海王越权力体系的外围。尤其是琅邪王睿迁镇建康,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东海王越将他边缘化的结果。东晋皇帝多依靠宗王来对抗门阀,宗王势力的消长与当权门阀的兴衰呈现明显的对应关系。

南朝“行事”考

"行事"是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一项特殊的设置,产生于东晋末年,在刘宋初年已出现相对固定的称呼。它除"行府州事"之外,还有"行郡事"、"行国事"等类型,与以前的"行某官(事)"及北朝的"行某州事"有明显的区别。"行事"是在南朝出镇宗王普遍年幼的情况下设置的,对出镇幼王兼有辅佐和防范的职能。"行事"的设置,对皇权具有两面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