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江西官办图书馆研究--以庐山图书馆为个案

近代以来,图书馆的创办与发展离不开官方的支持与推动,因而衍生出诸多官办图书馆。庐山图书馆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政治背景,深受江西省政府及国民党高层的重视。不管是经费,还是人力,以及图书的募捐,都得到当地政府和国民党党内要员的深切关注。庐山图书馆见证了民国政治的发展变迁,也揭示了近代公共事业发展的困境,是我们了解当时政治变迁与社会发展的一个横切面。

从国家法团到社会法团:官办NGO改革路径的再思考——基于J省官办基金会的调查

官办NGO是中国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大多行政色彩浓厚,效率低下,缺乏活力,亟待改革。学术界大致勾勒了三条改革路径:国家法团主义的依附式发展,多元主义的去行政化,现实主义的官民调和。与前两者相比较,相对折中的官民调和路径,更具可行性且合乎政府转型与社会发展的趋势,但表述相对模糊。在明确并论证其"从国家法团主义到社会法团主义"的国家社会关系的前提判断的基础上,这条路径可提炼概括为"从国家法团到社会法团"的改革路径。该路径在承认官办NGO的法团地位与功能的基础上,一方面以"借力"和"增量"的手段培育其社会化基础与社会服务能力,另一方面通过逐步"放权"与"撤离"的方式降低其行政化比重,最终使其与政府的关系从基于领导的职能补充,转向基于引导的功能合作。

非对称竞争:地方政府与官办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困境

当代非政府组织的快速崛起已成为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以公民社会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中心论"和以法团主义为基础的"国家中心论"具有较强的西方语境,无法反映中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的复杂图像。以"国家在社会中"为理论分析起点,从组织的目标实现与策略选择两个面向出发,得出一个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互动关系的类型学意义上的分析框架。借此分析框架,通过对一个官办非政府组织参与汶川地震灾区村庄恢复重建的个案分析,发现其与地方政府经由互动所形成的是"非对称竞争"的关系。一方面,两者通过相似的行动策略来实现各自不同的组织目标,形成竞争型的关系类型;另一方面,由于在权力来源、民众期待以及责任承担上的差异,两者的竞争型关系呈现出非对称的鲜明特征。正是这种非对称竞争造成地方政府与官办非政府组织在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互动困境。

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探析

义学是清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普遍设置的官办初等教育学校。清代云南的义学自康熙朝起由地方官府主持创办,经过雍正、乾隆时期的快速发展,曾达到700余所,遍布云南各地,深入到山乡夷寨。清代云南的义学以边疆少数民族子弟为主要教育对象;以“训以官音,教以礼仪,学为文字”为教育内容;以“识字明理”、“开化夷民”为教育目的;它所创立的“官办民助”的办学形式和经费筹措管理模式,也成为清代边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典范。义学在促进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增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官办抑或民办:中国慈善事业在网络化时代的变局

围绕官办慈善组织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关系线索,可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慈善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官办＂慈善＂垄断与民间慈善消失阶段（1949~20世纪80年代末）、官办慈善主导与民间慈善萌芽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2011年）、官办慈善危机与民间（网络）慈善壮大阶段（2011年至今）。2011年以后的慈善变局,是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的历史纠葛在网络化时代的集中爆发,是机会建构的产物。通过雅安地震灾后官办与民办两种慈善组织的募捐行动对比,能够管窥这一变迁过程。面对线上新格局,中国慈善事业将向何处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两种慈善组织的互动中,可以探索＂三步走＂的规划,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能性路径。

官办型公益组织的价值突围

与西方国家公益慈善组织在自治、独立的文化氛围中孕育的"胚胎"不同,中国公益慈善组织大多萌生于政府组织内部。公益慈善组织本应秉持其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自由、实现公共利益的价值"原教旨",在社会治理中,成为与政府、市场相互勾联的"多中心"治理体系中"社会"一极的主体。但综视我国公益慈善组织的生存现状,它们基本是作为政府职能的"补充"生存成长下去的。具有官方背景的官办型公益慈善组织应从理论关照和自身发展的现实考量的角度来寻找非营利组织"官办性"和"自主性"的逻辑平衡点,实现价值突围。

官办NGO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基于浙江省消费者协会的个案研究

作为官办NGO的浙江省消费者协会在调解消费纠纷、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开辟了一套高效的运行机制。这一运行机制不仅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效能,而且还进一步融洽了社会关系、稳定了社会秩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消协"为样本的官办NGO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所发挥的公共服务和社会协调功能,是任何政府机关和纯民间组织均无法替代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官办NGO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积极创设其良性运行的条件。

妇联组织官办性的成因分析:一种路径依赖

妇联作为中国最大的维护妇女权益的群团组织,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而言,应是独立于政府的自治性组织。但当前我国的妇联组织在其运作过程中仍存在着较强的"官办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可以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该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容易形成路径依赖现象的原因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二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妇联官办性的成因从本质上讲亦是既得利益团体和非正式制度安排导致的路径依赖,而摆脱官办性带来的制度低效则需要政府和妇联组织的协同努力。

宋代官办慈善机构管理初探

宋代官办慈善机构按其管理权和运作方式可分为中央官办和地方官办两大类。主要包括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慈幼局和漏泽园等机构。在行政管理和经费管理上,宋代官办慈善机构已具有制度化、规范化的特点,有效地提高了慈善机构的运作效率,促进了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同时官办慈善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兴起,促进了宋代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化和多元化。

“官办的”火把节与“建构的”地方性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与临近的布拖县一样，都被看作是彝族火把节传统的诞生地。最近几年，为了将火把节办得更热闹，除了在日都迪萨火把场有自发组织的传统火把节活动外，县里还会在县城边上的民族广场组织盛大的“文化旅游火把节”开幕式。2009年，我在火把节期间实地考察发现，

互联网对官办慈善组织的互构式影响及其边界

官办慈善组织近年来在网络上的表现是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事实上,这一话题可以在技术与组织关系的学术脉络上找到链接,并且,由于互联网丰富的社会属性,能够有效扩展既有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技术与组织互构的基点上,可以发现互联网与官办慈善组织的互构主要包含两点:一是互联网对于官办组织的改造与影响,主要表现在慈善生态、组织内部治理状况、公信力重建、制度建设等方面;二是官办组织对于互联网的吸收与选择,能够在社会化逻辑与垂直管理制度、开放性逻辑与专业化趋向、注意力逻辑与科层文化这三对互构机制中表现出来,同时,在互构发生的过程中,能够清楚地看到其作用边界。只有技术与组织相互作用并相互协助的时候,才能达成最好的效用,实现技术革命。这对认识当前官办慈善组织的变与不变大有益处,并有利于规划官办慈善组织在网络化时代的新发展。

清末官办邮政与民信局的关系研究(1896-1911)

1896年大清邮政成立,官办邮政与民信局进入了直接竞争时期。官邮具有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身份,它以国家强制力作后盾,制定出各种政策并采取各种措施排挤和打击民信局,表现在压缩其经营空间、业务空间、利润空间和查缉其私运邮件行为等方面,同时还积极向竞争对手学习,导致双方势力的转变,初步实现了在邮递事业上的垄断地位。官邮垄断地位的形成,是利用国家强制力实行行政垄断的结果。

从官办到民营——日本明治政府殖产兴业方针的演变

本着民富国强的原则 ,明治政府从早期的官办为主 ,迅速转变到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体的阶段 ,为此他们采取了官办示范、官督民办、官助民办等多种形式并举的政策 ,多方扶植诱导。在民营经济成长壮大之后 ,他们又果断地低价出售国企 ,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 ,缔造了明治维新的奇迹。

宋代官办慈善事业新探

宋代是一个官办慈善事业发展迅速的历史时期,传统观点一般归结为受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但换个角度看,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税收负担沉重,由此导致的城市贫民和游民数量增加,社会贫富分化现象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徽宗时期更是发展到高峰。故宋代官办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城市贫民数量增多,社会矛盾突出,统治者不得不借助官办慈善事业来稳定统治秩序。

自治与官办之争:1908年新旧中国公学风潮述论

中国公学是由抗议日本"取缔规则"风潮而罢学归国的留日学生创立。由于创办之初,赞助者甚少,只能由学生自己垫款办理,由此形成颇具特色的学生自治体制。后为学校长远发展计,需争取官方的捐助,而随着官款捐助的增加,官方对于学校的影响也随之加深,从而带来体制上的变革。围绕修改学校章程的问题,学校内分裂为主张官办和自治的两派,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主张学生自治的学生退学另组新中国公学。新旧中国公学风潮的发生反映了清季新式学堂学生在民主思想的熏陶下,自主性加强,与清廷疏离的倾向明显。风潮最后的结果是新旧中国公学的合并,也凸显了学生自治体制的困境,即欲求学校之发展必须得到官方之资助,而官方之资助必然损害学校之自治。

明代官办医学研究

明代的官办医学,分太医院和地方官办医学。太医院除满足宫廷需要外,还担负考选全国医官的任务;地方官办医学,平时救疗贫病军民,荒疫时参与政府组织的救疗活动。特别是官办医学还担负着诊察各级官吏的身体健康状况,作为决定其病退、病休、康愈复任等的依据。官医对官吏有一定监督作用。官办医学对稳定社会及推动社会医学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医学发展,亦有很大作用。

“官办民助”抑或“官助民办”——政府在老年人社区照顾中的责任定位

老年人社区照顾,兴起于二战之后西方的"反院舍化"运动,主张老年人回归社区受到照顾。作为国家社会福利服务的主要输出途径,老年社区照顾由"官办民助"、政府主导,并充分利用社区资源使老年人不脱离社会。我国借鉴西方的老年人社区照顾,大力发展老年社区服务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巨大需求。但现行的"官助民办"政策并不符合我国国情,极大地抑制了老年社区服务的发展,应该尽快确立"官办民助"的指导思想,遵循"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构建完善的老年社区照顾体系。

宋代官办救助机构述论

两宋时期封建政府重视社会救助事业,先后建立了福田院、居养院、安济坊、养济院、漏泽园等官方救助机构,以帮助那些穷困潦倒、无法生存的穷困百姓。宋代这些官办救助机构的建立对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认同分化与文化阻滞——社会认同视角下官办慈善危机的发生机制

现代慈善,社会认同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以社会认同为视角,是理解官办慈善危机发生机制的一个新思路。国家自上而下建构的'合法性认同'支撑了官办慈善的启航发展,但也为其良性发展埋下了隐患。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及网络社会的崛起,自下而上的'评价性认同'逐渐彰显并迸发出巨大的行动效力,'合法性认同'遭到挑战,官办慈善危机由潜伏走向前台。而我国慈善文化现代性的缺失,无法为大众的慈善行为提供稳定的意义来源,阻滞了大众对慈善正向认同的建构,则是官办慈善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因此,官办慈善危机的'解'不仅在于体制转型;更在于宣传、普及现代慈善文化,使之内化为公众日常生活的价值和行为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