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男子的“状貌”书写与官吏仕进

“状貌”指某人的面容面貌及身体外形特征,它是汉代传世和出土文献关于男性描述的常见信息,也是政府档案记载官吏身份的基本信息。汉代某些特殊职官对状貌有一定要求,绝大多数情况下状貌并非官吏选任、迁转的影响因素,更非决定因素。但在非常态下,状貌可以左右个别官吏的仕进。强调功劳的仕进制度、谏议制度、重德轻貌的儒家思想等是汉代防范状貌因素干扰、破坏官吏仕进的重要保障。

《新唐书·地理志》所见唐代兴修水利工程官吏考述

唐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水利的支撑,唐代官吏主持兴修大量的水利工程来推动当时农业的发展。《新唐书·地理志》保存了唐代水利建设的一手资料,从中统计出唐代有姓名可查的130名官吏主持兴修水利工程,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道、州(府、郡)、县各级官吏,反映出唐代从上到下对水利的重视。唐代兴修水利工程的官吏,唐前期多于唐后期,南方多于北方,反映出全国水利重心的转移;任职以地方的州刺史和县令为主。水利工程不仅是中央考课地方官吏政绩的重要指标,也是百姓评价官吏的主要依据,唐代水利工程多以官命名体现出百姓对官吏水利贡献的认可。

清代官吏考核的在地化与普遍性——以稀见卷宗《江南安徽府州县各官贤否清册》为中心

官吏是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考核与王朝正常运转乃至更替密切关联。不列颠图书馆藏珍稀文献《江南安徽府州县各官贤否清册》涉及清代江南官吏考核的在地化,与安徽行政地理密不可分。通过对史料所涉官吏年龄、籍贯、任职类型及考语等普遍性指标的分析,可窥见安徽官吏考核乃至江南官场行政运转及其政治趋向。清代安徽官吏考核乃至选拔经验,涉及江南地区府州县乃至清廷治吏理政的集权主义思路,得失成败值得省思。

统治风险与胥吏人事:官吏分途现象形成与持续的政治逻辑分析

本文试图论证,官吏分途从治理逻辑来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安排,其形成与持续主要是政治逻辑支配的结果。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朋党与官僚贵族化等官僚人事风险,导致统治者的人事权力受到侵蚀,危及统治基础。胥吏人事制度涉及各级政府如何安排僚属的问题,因而与上述官僚人事风险紧密关联。文章认为,官吏分途的形成是东汉以来官僚贵族化的结果,贵族与庶族的社会身份差异影响了正式官制的设置,造成官与吏在来源人群、等级地位与道德评价上的全面分途。官吏分途的持续则与后世统治者对官僚人事风险的防范有关。胥吏人事的合理化需要重新引入政治上风险巨大的辟署制,统治者宁愿忍受官吏分途导致的治理弊病也不愿变革。本文的研究拓展了“风险论”的视野,揭示了此前较少为人关注的官僚人事风险及其对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统治风险在当代依然部分存在,也受到中央越来越多的关注重视,并着手防范整治。

清代官吏抱告制度初探

官吏抱告指官吏作为原、被告时,不能自己呈递诉状,必须由家人代为告呈。官吏抱告制度的本质是限制官吏的告呈资格,属于法定义务,具有强制性。官府设立官吏抱告的真实意图是防范官吏滥用特权扰乱司法,却无需承担刑罚,与示矜全无关。清代官吏抱告的规定在《大清律例》、“状式条例”及诉讼习惯调查报告中均有体现,足见官府对此项制度的重视。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官吏抱告的案由主要为揭发举报、鸣冤申雪、呈请旌恤及陈言事理,与文本规定的婚姻、田土、钱债等细故相差甚远,因此清代官吏抱告制度的执行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可谓是有其名而无其实。

东汉官吏诈病现象研究

东汉时期官吏们出于政治、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等原因而选择诈病。诈病期间,官吏们拥有一种“病人”身份,在行政程序上,他们能够合理地拒绝进入、退出官僚队伍。但“病人”身份被人识破的官吏,可能因此遭到惩处。对多数诈病的官吏而言,“患病”是其进行政治博弈的筹码。借助“患病”,部分诈病的官吏可以传递出难以明言的政治隐意,隐晦地表露个人期望。官吏诈病是东汉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诈病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策略,它是否被运用,取决于官吏的个人需求。

汉代官吏选任中的身份“破格”现象

汉代官吏选任中除有正常的仕进外,还存在不以典章制度或诏令为规则的身份“破格”现象。史籍所见汉代官吏选任中的身份“破格”现象大致可分为商贾为官、王国官吏担任中央官员、臧吏为官、宗室典三河、打破“任子”身份限制为官等五大类。其中,既有因为才能、声名和功劳出众而被“破格”选任的官吏,也有因为家世显贵、受皇帝喜爱等因素被“破格”擢拔者。汉代官吏的身份“破格”现象既有灵活用人、激励他人进取、维护封建统治的积极作用,也有有失公平、破坏规章制度的消极影响。究其根本,是汉代官僚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

元代去思碑对县级官吏的形象塑造

去思碑的主要记颂者为县级官吏,其内容多是对县级官员执政一方的政绩歌颂。利用去思碑文可以了解元代县级官吏的职司。元代去思碑在塑造县级官吏的同时也是立碑各方情感沟通的过程。塑造循吏形象是去思碑在元代地方社会的价值体现,也是游牧文明在农耕文明世界的一种文化选择。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状况,提出以"官吏相对谱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文章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这一人事制度造成了官僚体制的二元结构及其迥然不同的职业生涯、激励设置和利益群体,为中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打上了鲜明烙印。本文充实和扩展了"帝国逻辑"的理论思路。

从《诗经》中看周代底层官吏的生存状态

《诗经》深切反映了社会现实。从《诗经》中描写底层官吏的诗篇中可以窥见周代底层官吏的生存状态。这些底层官吏在官场中地位低下,是任人差使的对象,他们不仅工作忙碌辛劳,还得不到家人的关心和体谅,处于内外交困的难堪境地。在这种处境下,他们心里充满着忧愁怨愤,同时因为受忠孝观念的影响,他们的内心又不仅仅只是苦闷怨愤,他们还常常处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中。

《明大诰》民拿害民官吏制度研究

为了以严刑去奸贪,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的治吏措施与相关法律规定。“民拿害民官吏”制度正是朱元璋在明初吏治背景下通过《大诰》颁布的规定:民间“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可以主动检举贪官污吏并允许百姓将其绑缚进京接受惩处。纠察百官,典正法度本应由中央行政监察机构御史台(明清改为都察院)执掌,但由于明初特殊的历史背景,朱元璋将监督州县衙门长官的权力部分赋予了百姓。从实施效果来看,它起到了对奸贪害民官吏的惩处与警示作用;达到了扶贫济弱、恤民爱民的社会效果;突破了里甲制度对于人口流动管制的相关法律规定;十分罕见地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平民百姓对官员的直接监督,打击了官吏特权制度。但需要认识到传统封建社会既无民主也无法治,民拿害民官吏先天不足,且缺乏国家大法的规范,最终未能实现法制化、常态化。

明清“滥设官吏”罪

“滥设官吏”罪是明代确立的罪名,清朝因之。“滥设”是与“额设”相对的,“额设”是制度上允许的额定员额,由朝廷人事主管部门按缺铨选委署,是职官管理制度的重要构成。“滥设”则是制度上不允许的,是所谓定编之外的官吏,不经朝廷人事部门或主管部门按缺铨选委署,则属于犯罪。理清“额设”与“滥设”的关系,分析各种各样“滥设官吏”罪的案情及千变万化的情节,则是本文的重点内容。

“官吏之别”及“官吏关系”的若干历史问题

本文着眼于中国古代"官"、"吏"区别及其相互关系的基本面貌,讨论了在将此视为当今基层公务人员履职和生存状态的某种渊源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文中指出:魏晋以来官、吏关系的发展,集中表现为"一个过渡区间的两次重要变迁";从中可见历代"官"、"吏"界线具有较大幅宽和弹性,又为区别化管理划出了必要边界。其总趋势则是两者从身份鸿沟深刻走向界线松弛,并通过以往吏职成批上升为官职和确保吏员上升为官之途,不断加强了其间的相通性。这就使明清吏员的生态,仍在朝廷统官而官员统吏的框架下呈现了可控性,具有区别、限制和上升、流动相互衔接、协调的一系列特点。总之古、今基层公务人员之况既有可比之处,又因时代和体制有别,使相似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症结和解决途径。

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以1980年-2006年大陆学者研究为例

在对140篇有关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1980—2006年,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研究格局与中国古代赃罪立法的"草创—完善—成熟"的历程基本同步;学者对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的研究质量较高,研究热点出现在惩贪肃贿、法律与制度研究两个领域,这种趋势在2000—2005年之间显得更加明显;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官吏赃罪的犯罪构成、官吏赃罪涉足的领域、官吏赃罪的犯罪走向及趋势等成为研究中的盲点,对受赃法律的动态的、功能的研究不够,研究视角狭窄,研究资助问题突出。

秦汉时期的官吏任用法规

秦汉时期的官吏任用法规仝晰纲秦汉时期的官吏任用，有许多原则性法规。虽然从现有文献资料中难以找到系统的记载，但从散见于众多史籍的具体事例中仍可勾勒其大略。一、对资产和出身的规定秦汉两朝，都把资产作为任官的一个重要条件。秦韩信“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

我国古代官吏选任与监察法律规制及其当代启示与借鉴

我国历代都极为重视官吏选任和监察。从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到秦汉时期选官察举征辟制度,从《唐六典》、宋《庆元条法事类》到《大明律》和《大清律》,我国古代对选官条件、标准、权限和程序都作了严格法律规制。最早开始于西汉的官吏选任回避制度,是为防止官员徇私而设。我国古代官吏监督制度分布在古代政令法令中,贯穿于官吏行政的各个环节,《周礼》、《秦律》、《唐律》、《大明律》和《大清律》等都对官吏监察进行了严格法律规制。对我国古代官吏选任和监察法律规制进行流变考证,对我国当前公务员法律规制和西方文官选任和监察制度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历史时期官吏在海南开疆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以海南岛开疆文化的发展为例 ,探讨了历史时期各级官员在海南岛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指出我国历代的朝廷官员因为特殊的选拔机制 ,从而较一般人更有能力在边疆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主要作用。文章最后指出 ,现今我国的西部大开发中 ,从经济发达地区选派干部到西部挂职锻炼 ,以及从经济落后地区选派优秀干部到经济发达地区挂职学习是新时期的两种行之有效的开疆举措。

中国古代官吏致仕制度

官吏致仕制度,亦称官吏退休制度。致仕制度,是官吏制度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国家机构新陈代谢的一项政治制度。称为“致仕”或“致事”,即交还官职之意。致仕制度源于商周,确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完善于唐宋,鼎盛于明清。致仕条件主要体现在身体和年龄两个方面。据东汉班固等所编撰的《白虎通义》记载,致仕制度有三条规定:①官吏年70,耳目不聪,腿脚不便,就得致仕;②致仕后。

御史纠弹:唐代官吏犯罪的侦控程序考辨

御史纠弹是唐朝追诉官吏犯罪的程序。“纠察”为调查程序 ,指御史依职权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吏的各项职事进行主动监督 ,以发现犯罪并进行调查。“弹奏”为控诉程序 ,指御史将其所发现并已核实的案件事实直接向最高统治者提起弹劾。纠与弹是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 ,前者是手段 ,后者是目的。御史纠弹制度中的一些合理设置 ,可为当今追诉职务犯罪的制度建设提供史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