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以1980年-2006年大陆学者研究为例

在对140篇有关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认为:1980—2006年,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研究格局与中国古代赃罪立法的"草创—完善—成熟"的历程基本同步;学者对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的研究质量较高,研究热点出现在惩贪肃贿、法律与制度研究两个领域,这种趋势在2000—2005年之间显得更加明显;中国古代官吏赃罪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官吏赃罪的犯罪构成、官吏赃罪涉足的领域、官吏赃罪的犯罪走向及趋势等成为研究中的盲点,对受赃法律的动态的、功能的研究不够,研究视角狭窄,研究资助问题突出。

中国古代官吏赃罪资格刑评析

作为官吏赃罪制裁手段,资格刑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官吏犯赃是权力的滥用,对赃吏适用资格刑,剥夺其为官的权利,是中国古代重典治吏、权力制约的重要环节。传统法律之官吏赃罪资格刑,是蕴含着官德要求的刑罚,即以德作为权力制约的内在支撑,以刑作为权力制约的外在手段,是一种儒法结合的权力制约措施。资格刑对遏制官吏犯赃、打击贪官污吏、保证吏治清明、弘扬优良社会风气、稳定社会秩序等,皆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考察传统法律之官吏赃罪资格刑,可获得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明代官吏赃罪处罚原则及其启示

在中国古代,官吏赃罪主要指贪污和受贿。明代官吏赃罪的处罚原则,包括重典原则、计赃论罪、枉法赃重于不枉法赃、有禄人犯赃重于无禄人犯赃、风宪官犯赃加重处罚、并处永不叙用等。除强调赃数多寡外,亦注重犯罪性质、犯罪主体、危害程度等方面的不同,量刑较为合理。明初贯彻了上述处罚原则,其时立法周密,执法也严,吏治相对清明。明中后期,法纪松弛,吏治日趋败坏。考察明代官吏赃罪处罚原则的名与实,可获得有益的启示,为完善现今相关法制提供借鉴。

论中国古代防治官吏赃罪的对策

中国古代的官吏赃罪，阻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故而防治官吏赃罪是历代王朝吏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夏朝开始，我国便有了专门惩治官吏贪渎的律条。随着历朝历代政权的递嬗，惩赃法规日臻系统并完善；历朝最高统治者都把对官吏监察作为控官之道，为此构置了既内外相维又上下互动的监察网络，置百僚举动以全方位的监管系统中；历朝政权为清隐患于未萌，都在选官问题上制订了严格的操守品行标准，并恪守严把用人关于前、考核百官政绩于后的信条，以对官风激浊扬清。

论唐代惩治官吏赃罪的特点

论唐代惩治官吏赃罪的特点周东平封建社会的赃罪，是与金钱和物资有关的各种经济犯罪的总称。官吏居官贪货财之利，则日贪赃，亦即所谓的官吏赃罪。就其实质来说，主要包括贪污罪、受贿罪，以及其它比较轻微的经济犯罪。它的广泛存在并成为封建官场痼疾，严重地败坏了吏治...

中国古代刑律中有关官吏赃罪的探究

中国古代自有犯罪立法的时候,就有赃罪的规定,而惩治官吏赃罪是历代王朝十分重视的立法。所谓官吏赃罪,是指官吏犯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贪污、受贿、盗窃、强盗等罪。中国古人对赃罪作解释的很多,比较系统、比较有影响的应推西晋的张斐。他注晋律云:“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加威势(暴力、权势)下手取财为强盗,……以罪名呵(恐吓)为受赇(贿赂)。”张斐对封建刑律中的盗、赃等概念所下的定义,揭示了这些概念的基本特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到了唐代。

秦汉官吏赃罪考述

秦汉时代,赃罪是指一切用非法手段取得财物的行为。本文仅研究官吏的赃罪。众所周知,官吏的合法收入是俸禄,而俸禄是受等级限制的,有限的。要满足无限的对财富的需求和欲望,只能靠法律外的手段。用法律外的手段取得财物的行为,即赃罪。“府库空虚于上,百姓贫贱于下,然而奸吏富矣。”“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因此同赃罪作斗争,是封建国家对官吏进行法律控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试论元朝惩治官吏赃罪的实践

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吸取汉族地主阶级国家的统治经验,极其重视加强监察机构的职能,至元五年在上都建立御史台官署。御史台官员的数量和品秩都明显超过唐、宋、金各朝。为适应统治的需要。

论惩治官吏赃罪的实践

我国封建社会十分重视惩治官吏赃罪的立法。并逐步形成一整套司法原则。那么,我国古代惩治官吏赃罪的司法实践究竟收效如何?不能根治官吏赃罪的原因又在哪里呢?这是本文探讨的问题。惩治官吏赃罪是统治阶级加强立法、司法,加强吏治的重要内容。古代惩治官吏赃罪司法实践的收效,难以一概而论。在政治比较清明,统治阶级上层领导核心较有朝气,所谓“英主”、“贤相”统治时期,他们往往采取一些自我调节措施,把阶级的、民族的矛盾维持在相对“平稳”的范围内,力求不使矛盾激化,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剥削和比较稳定的统治。为此。

论中国古代刑律对官吏赃罪的惩治

一在阶级社会,官吏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司空见惯,在所难免。官吏为利入仕,自然要贪污受贿,而其结果便是损害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加速王朝的灭亡。所谓“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贿章也”。(《左传·桓公二年》)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是历代王朝的支柱,同时也是自身的蠹虫。因此,为了使国家法令畅通无阻,使皇权得到巩固加强,缓解人民的怨恨情绪,统治阶级历来都把惩治赃罪作为吏治的重要一环,不仅在行政上采取措施严加监督,在立法上也往往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写入法典之中。

明初重惩官吏赃罪浅论

我国封建社会各朝代的法律中都有关于处罚官吏犯贪污、盗窃、受贿等罪的条文,统称为赃罪。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为谋求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都重视惩治贪官污吏。不但在法律中对如何处罚官吏犯赃罪作了详尽的规定,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采取重典政策。其中明太祖朱元璋表现的最为突出。本文拟就明初重惩官吏赃罪的原因,表现和后果作一简略的探讨。

从唐六赃到明六赃

自《唐律疏议》提出“六赃”后至明清一千余年中,我国封建法典普遍采用这一立法成果,并不断加以改革发展。它作为同经济犯罪——“赃”斗争的武器,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确保地主阶级私有经济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从唐六赃到明六赃的发展过程基本上就是唐以降我国封建王朝关于赃罪的立法过程,它反映了封建法同盗窃罪的斗争(主要是镇压贫苦农民)和同官吏赃罪的斗争。对六赃立法,清末著名律学家薛允升、沈家本作过考证比较,可惜颇多错失。一九三五年陈顾远著的《中国法制史》说及六赃,其中“官吏犯赃”仅寥寥六百余字。近年来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接连出了几部通史,但对六赃问题仍未予足够的重视,有的甚至没有提及。一九七七年台湾林咏荣著《中国法制史》出到第六版,有关“六赃”也一笔带过。

浅论宋初严法治赃吏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代有作为的帝王都重视整饬吏治。而惩治贪官污吏的经济犯罪则是封建吏治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各个朝代以及同一朝代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

简论唐律对官吏犯赃定罪量刑的规定

官吏贪赃,是克治败坏的基本标志,也是导致其他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同时,官吏贪赃又是加重人民负担,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历代封建统治者为整肃吏治,严明法纪,巩固封建统治,都注意严惩官吏贪赃行为。唐初统治者对这一点有着较深刻的认识,在总结历代惩治贪官污吏经验的基础上,对官吏贪赃行为及其刑事责任作了详细的法律规定。

论《唐律》中的监临官赃罪

《唐律》中的赃罪是指侵犯财产的犯罪,包括窃盗、强盗、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临及坐赃六种,其中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临及坐赃的犯罪主体均为官吏,被称为官吏赃罪。官吏赃罪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已经发表的期刊论文有周东平的《论唐代惩治官吏赃罪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侯雯的《谈唐代对官吏赃罪的惩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彭炳金的《唐代官吏赃罪述论》(《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硕士学位论文有尹柏苏的《唐代官吏赃罪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和张杨的《唐代官吏赃罪研究》(西南财经大学2010年)。以上论文对唐代官吏赃罪的内容与特点作了详细研究,但是对于《唐律》中监临官赃罪还尚无专文论及,本文就《唐律》中的监临官赃罪及其特点作初步探讨。

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小考

朱元璋严惩贪官污吏小考赵玉环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亲自参加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目睹了元朝由于官吏贪污腐败，大厦倾覆的过程。他创建大明以后，针对官吏贪污受贿的严重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制定了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洪武初期，朱元璋进行了大量健全法...

朱元璋的重典治吏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就把重典治吏作为一项基本治国原则,贯彻于明初的立法、司法实践中。朱元璋的重典治吏思想是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明初而且对明朝中后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拟从重典治吏思想产生的原因、目的,重典治吏的重点及经验与教训等几个方面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贪去廉进 惩赃兴唐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唐律历来被认为是集封建法律之大成,体现了非常高的立法水准。唐律的特点是"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即使在惩治官吏赃罪方面也是如此,这是与明代惩赃的酷烈最大的不同。在古代,官吏谋取利益的腐败犯罪,一般称之为赃罪。在继承和发展前代法律的基础上,秉承"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理念,唐律对官吏赃罪的立法可谓完善备至,臻入了封建时代的最高境界。立法方面,一扫前代的混乱状态,把各种赃罪行为归纳为"六赃"。

略论中国古代的廉政肃贪建设

一、中国古代惩贪廉政建设的历史渊源 据现有的文字史料记载,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惩治官吏赃罪的刑事立法可以追溯至夏朝,按夏朝皋陶的法律,官吏犯“昏”“墨”“贼”三种罪的要处以死刑。“贪以败官为墨”,其中的“墨”罪即指官员贪赃枉法的罪。这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古代的肃贪廉政建设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