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起官民冲突化解看网络民意与和谐社会建设

通过对发生在贵州省铜仁地区杨家坳乡政府与下官阡村民的水源冲突事件的分析,认为这起网络化解官民冲突的事例,不仅反映了今天某些地区的官民关系,更突出反映了今天中国民众对政治文明的诉求和建立"机会均等,平等参与,自由讨论,良性互动"的公民社会理想状态的渴望,同时也表明了新媒体显示出的巨大传播力量,网络传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阐述了互联网在这起剧烈冲突中影响事件发展的格局与走向,进而促成事件解决的巨大作用,分析了和谐社会建设和政治文明发展在网络传播作用下形成的三个特点。利用互联网及时快速和正确地解决重大突发事件,由此建立长期而有效的突发事件网上处理机制,正是中国社会实现民意充分表达和公民社会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路径。

官民冲突视野下的乾隆南巡

乾隆南巡是清朝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乾隆研究的标志性事件。透析乾隆南巡的三个案例——房鋐叩阍、官贵震传播伪稿和彭家屏私藏禁书,在微观的层面上展示了官僚阶层对百姓的掠夺和迫害;呈现了代表盛世景象的南巡,背后充斥着激烈的官民冲突;并澄明封建皇帝维护的繁荣是坚持封建统治的、高压政治压力下的虚假繁荣。

官民冲突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表现、成因与应对

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现阶段官民关系冲突明显,官民矛盾加深,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群体性事件频发。官民冲突成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症结,通过对官民冲突的特征分析以及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规律探讨,寻求消解群体性事件和缓和官民冲突的路径。

旧城改造与官民冲突——绅商自治与军阀统治时期上海南市的工程管理(1905—1923)

上海南市老城厢地区的市政工程,在清末民初时期先后经历了绅商自治(1905—1913)与军阀统治(1914—1923)两个时期。在绅商自治时期,受到租界市政工程的垂范影响,以及与华界市容的强烈对比刺激,南市自治绅商通过道路桥梁工程、疏浚河道工程、自来水工程、电气工程与拆城填濠特别工程,将旧有的上海县城逐渐改造为现代化的城市格局。在军阀统治时期,南市市政工程经历了镇守(护军)使、警察厅与工巡捐局等机构“九龙治水”式的多重管理,以建码头、迁木材之大工程为案例,可看出这一时期的南市市政工程陷入了上下悬隔、动辄得咎的官民冲突境遇。

清代华北乡村的治安问题及其官民应对——基于顺天府宝坻县青苗会组织的考察

近代以来,随着生态恶化,经济萧条,华北乡村出现了大量偷窃、抢劫、赌博事件,社会治安问题严峻。对于乡村繁多的治安事件,州县地方政府限于治理资源的不足,难以全面干预,不得不加强与乡村社会的合作。在此背景下,华北乡村自发形成了以青苗会为主要代表的自治组织,肩负起村庄治安的各项事务。在维持村庄秩序的过程中,村庄与州县政府不断探索,从而形成了协同合作的关系模式。

民国时期旱灾中官民应对与调适——以1934年的江南旱灾为中心的探讨

1934年长达3个月之久的江南大旱灾,考验着政府和民众在应对灾害上的能力,更使官民关系在这场大的灾害面前经受严峻的考验。大旱灾中城乡民众进行的祈雨活动与近代科学的背离,使已逐步接受近代科学的官方人员与民众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各地官员对祈雨活动的态度和应对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和结果。

清代京畿灾荒与秩序控制——以乾隆朝顺天府通州告赈案为例

灾荒容易诱发社会冲突,乾隆朝中期,顺天府通州发生了一起乡民告赈案,面对灾情,地方社会、地方官、皇帝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置措施。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采取群体告赈的方式,谋求生存权利;州县官在处理告赈事件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地方社会与皇权的双重压力;乾隆帝以维护统治为首要原则,采取宽严相济的策略,及时调整赈济政策,缓和官民矛盾,从而到达秩序控制的根本目的。告赈案反映了清代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多方互动关系。

大治安格局的官、民、匪三角演义

三角形最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处置社会冲突,构建社会稳定,必须注重大治安格局的官、民、匪三角关系,必须研究其三角演义。大治安格局的官、民、匪三角冲突,主要触发于三种情形:一定的官防民、官扰民、官害民所形成的官民冲突;一定的斗争哲学、一网打尽、高压稳定所形成的官匪冲突;一定的嗜血成性、殃及无辜、杀身成"仁"所形成的民匪冲突。大治安格局的官、民、匪三角应对,亦可分为上、中、下三策:官、民、匪三方讲求科学;官、民、匪三方构建和谐;官、民、匪三方固守底线。

江右族规“禁争讼”文化初探

中国的宗族伦理文化深厚,尤其是江右地区。不同的族规由于历史传统和地域等差异,所立族规各有特色。深受阳明心学影响下的江右族规,创造性地注意到江右争讼中土客矛盾和官民冲突的症结所在,并从"致良知"的角度对症下药,对于加强江右地区的宗族聚合力,缓解基层矛盾冲突,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如果我们能对其做一些分析,研究江右族规关于"禁争讼"有哪些规定,又是如何保障实施的,为我所用,相信对于建设和谐城乡与服务型政府,一定有所裨益。

村政瘫痪:其中的腐败、民怨与抗争——山西省郭村的个案研究

本文通过对山西省郭村的个案研究,展示了瘫痪村庄内在机理的腐败、民怨和抗争的事件与过程。本文在对这一瘫痪村政的探讨中提出了三条解释路径。①沿袭斯科特的思路,作者认为以生存为首位的村民是一个分散无组织的群体,其理性算计是自保而不是组织起来推动公共事务的发展;②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来看,集权主义的国家瓦解了所有的反抗,是造成村庄瘫痪的直接原因;③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单一目标形成政经一体化的体制,在此,国家权力的扩张损害了村庄社会的自组织结构。这种国家的强控制模型是社会（村政）瘫痪的内在原因。瘫痪或曰摧垮的只是社会组织自治的法理逻辑,＂国家＂作为意识形态依然盘桓在社会纹理和关系网络之上。这三种解释共同揭示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渗透的时代面相。本文在结语的讨论中为以上的解释建构了一个共同的德性论的分析框架,并以现象学社会学本质还原的方法逐一进行了解析。

分裂·弥合:新闻网站与社会化媒体的舆论博弈——以一起司法案件的新闻报道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新闻网站和社会化媒体对夏俊峰"死刑核准日"在24小时内的报道框架,研究发现,它们同样可以借助于图片、文字和视频等多元化组合形式呈现的新闻,呈现出不同的新闻框架,两种平台所呈现的舆论相互补充。

信仰与秩序:1935年徐州城隍信仰风波探微

民国时期的徐州,城隍信仰已然融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并形成一种共有习惯,既具有满足民众日常需求的工具效用,亦起到了稳定基层秩序的“安全阀”作用。铜山县基层官员忽视民众日常生活中精神与物质的双重需求,违背上级不得“骤行废除”的指示,做出了烧毁神像之举,导致官民之间发生严重冲突。官府对传统信仰习俗的改造不应采取激进手段,而应将民众的基本诉求作为解决问题的核心。

雍正朝聚众抗争事件探析

雍正朝无全国性反叛活动,但约有百起奏报到皇帝的聚众抗争事件。这些聚众抗争事件基本为反抗官府,主要与钱粮问题相关切。反横征暴敛、滥派差役,维护地方和士人、兵丁、工商、官僚等阶层利益等诉求,抗议官府判决不公等,也是抗争事件的重要内容。聚众抗争形式主要有喧闹州县衙门、辱官、罢考、罢市、鸣锣、扯旗等,大多组织散弱,规模小,持续时间短。地方官员为免于问责,往往瞒报和从轻处理。皇帝和朝廷则严厉打压,雍正甚至还以个人意志法外加刑,但也有妥协退让方面,总体上是宽严相济,恩威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