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经营体制形成的原因及影响

晚清招商局的创办是在官府控制、庇护下,利用上海租界文化环境优势、华人商股实现的,并由此确立官督商办的经营体制。由于官府对招商局的事实占有及侵权损害,致使股东、经理者均无法完整行使其权利义务,招商局在官府的庇护、控制下转向官督官办。

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形式——以轮船招商局及李鸿章为中心

官督商办等企业经营方式,并非洋务派的首创,而是其对清廷原有手工矿厂经营方式驾轻就熟的沿袭。这一企业经营形式的出现,反映出历史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逻辑必然。李鸿章提出的"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并非完全是向官督商办企业争权,而是在适度放权,同时也是其对清廷内部顽固势力指责的一种回应。李鸿章提出的"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并非只要官督,不管企业盈亏,而是强调清政府不对其经营成功与否、盈亏与否承担连带的经济责任。这不仅是李鸿章等洋务派的主张,也是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主张。官督商办的企业经营形式一度受到欢迎,有其进步的意义。当然,清政府对于官督商办企业的盘剥与压抑也是相当严重的。

晚清洋务运动“官督商办”制度探论

晚清洋务运动时的“官督商办”是中国近代企业的组织形式。由于其产权界定十分模糊 ,扭曲了由产权确定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造成的负效应有三 :一是投资者的收益权受到侵害 ,出现产权不完全 ,对经济主体产生负激励 ,投资者在进行经济活动时 ,缺乏安全感 ,不能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 ,影响长期投资的可能性 ;二是经营管理上存在明显的外部特征 ,出现“搭便车”现象 ,造成资源的极度浪费 ,企业效率低下 ;三是由于官、商之间的矛盾 ,挫伤了民族资本的积极性 ,近代化进程受挫 ,成为影响社会变革的制度障碍。

官督商办企业:由传统向近代企业制度演进的过渡性组织形态

从19世纪70年代起,官督商办企业在近代中国活跃了30余年。然而,这种组织形式并没有作为独立的组织制度存在,而是近代工业企业由传统的手工作坊向现代的股份制公司制度发育的过程,是一种过渡型“准企业”组织形式。本文试图从官督商办企业创建的起因、运行方式及发展结果三个方面来阐述和解答这个问题。

近二十年“官督商办”研究述评

主要从官督商办体制的缘起、发展过程、性质与影响以及历史经验教训等方面,论述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官督商办"研究的大体情况,并对研究状况进行了总体检讨。

官督商办酿苦果——有关开平煤矿被英商骗夺的思考

20世纪初,作为洋务企业典型之一的开平煤矿被英商无理骗夺,成为中国近代涉外经济纠纷中极为屈辱的事件。以往学者在痛斥英商欺诈行径的同时,更多的是笔伐时任开平矿总办的张翼。本文则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它是官督商办这种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

晚清“官督商办”企业与股份制

晚清“官督商办”企业与股份制李玉股份制是社会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能有效地组织生产的经济形式，曾被马克思比作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杠杆‘”。近代西方股份制理论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炮火传入中国的，到十九世纪后半期，股份制的社会集资功能...

交易费用不对称与企业产权制度选择——对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体制的一种解释

当保护产权和市民权利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官员的权力难以按法律程序有效制约时，界定和实施产权的交易费用在官员和市民之间就会出现不对称分布。在交易费用不对称条件下，投资者与官员可能会达成某种程度的合作：投资者提供资本，官员承担保护企业产权的责任，形成为依附型产权，剩余收益权在投资者与官员之间进行分配。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体制形成的原因，并非仅出于清政府和洋务派官僚单方面的意愿。

转型期小股东参与机制实证研究——以洋务官督商办企业为例

文章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在对洋务官督商办企业小股东来源、特点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在公司的参与机制这一前人研究相对不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官督商办企业中的股东具有明显“人合”性质,股东大会处于虚置状态。文章还对官督商办企业小股东无权地位的传统观点进行了否定,认为小股东与经营决策者之间存在一对多的委托代理关系,从而实现相对有效的参与。这种相对有效的参与机制是早期官督商办受到欢迎的重要原因。

论洋务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的治理与监管

在洋务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里,股东权力从属于官方行政权力,官方主导着企业的治理与监管活动,由此产生诸多弊病。时人以西方公司企业制度为参照,批评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背离了公司企业的若干基本要求,呼吁完善企业制度建设。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以政企合一方式运作,缺乏独立性,阻碍了新式企业的发展。

晚清官督商办公司治理机制探讨及启示——以轮船招商局为例

官督商办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股份制公司治理机制,轮船招商局是实行该机制的典型代表。对其公司治理机制进行研究,分析官督商办模式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结合现代公司的发展,提出在政府干预不可摒弃的情况下,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确保政府监管适度、强化公司内控制度,寻求公司治理与政府监管的良性互动。

论林则徐的官督商办思想

针对云南银铜矿因管理混乱而衰败不堪的弊端,林则徐经逐细访查,认真调研,主张放手让商民集资承办,官方只持有“督率之权”,即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管理模式,并从“宽铅禁”、“减浮费”、“严法令”、“杜伪诈”等方面阐述了从政策法规上对厂矿加以扶持、引导的措施以及协调、激励、甄别、审批、课税等管理办法,对官督商办的探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林则徐的官督商办思想在20年后被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所践行和推广,成为民用企业的主流经营方式,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官督商办的失败

综观历史,直接由政府和官员控制的企业,很少有成功的。大国崛起不能靠政府办企业,要让民营企业成为主体,招商局的历史又一次证明了这个真理。

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官商关系

中国的官督商办企业出现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达到全盛时期。就是在清王朝覆灭以后,官督商办企业实体没有了,但是它潜在的影响仍很深远。官督商办企业作为中国早期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物,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儿。其中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例,试分析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官商关系。

中日早期现代化中的官督商办

从社会环境、目的和主持者及市场基础等方面,对19世纪下半期,中日两国在早期现代化过程采用官督商办的经营形式,一败一成、命运相异的原因进行了比较分析。

近代“官督商办”公司治理机制剖析

以往提到“官督商办”,皆以官府控制一言以蔽之。其实并不尽然,其间存在一个权利的转移过程。本文剖析“官督商办”公司治理机制,目的也就在于揭示“官督商办”公司控制权的转移过程。

略论官督商办股份制公司企业的治理与监管

洋务运动时期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承袭了传统官督民营政策,又吸取了西方股份制公司企业的筹资方式,试图赋予商人投资者一定的管理权限,但总的看来,其治理与监管表现出浓厚的官方行政干预特征,政府凭借政治、经济权力委派官方经理人员,插手企业的经营活动,使投资者的权利落不到实处,股权从属于政府行政权力,违背了制度设计者发挥商人投资者和政府双方作用,合力推进新式企业成长的初衷。

从诺思悖论看晚清官督商办企业模式的失败

诺思悖论揭示:国家的存在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同时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创办民用工业的一种企业模式,这一制度借鉴了西方股份制的筹资模式,但未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国家干预主义的路径依赖,因此仍属"器物"模仿而非制度创新。官督商办企业在创办初期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随着官权的日益膨胀,市场主体的经营权受到干涉、财产权益受到侵害,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受到压制,官督商办企业模式最终走向失败。

张之洞“官督商办”思想辨析

文章从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角度肯定了张之洞官督商办思想的积极意义和社会价值,对以往持完全否定或基本否定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官督商办企业形式在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未发生根本改变的19世纪末仍然具有生命力,张之洞在当时阐发的官督商办思想促使这种企业形式进一步完善,从而促进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