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入刑定罪量刑标准的调适与完善——以“血液酒精含量+情节”的重塑为进路

醉驾入刑十余年以来,虽然醉驾案件审判质效不断向好,但醉驾案件办理仍存在规则不统一、类案不同判等突出问题。其根由在于醉驾入刑标准与行政处罚标准的同质化、醉驾刑罚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对冲化、司法为弥合对冲时的地方差异化等。通过醉驾行为发生前、发生时、发生后“三分法”来重塑醉驾情节,并确立“血液酒精含量+情节”的醉驾的定罪量刑新思路,可以认为,将醉驾定罪处刑的血液酒精含量下限标准提高至130毫克/100毫升,具有妥当性。

定罪量刑视域下“社会危害性”的作用与功能

“社会危害性”在定罪量刑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功能。从定罪看,它是重要的标准,发挥着“出罪”功能;从量刑看,它是根本的标准,决定着刑罚的轻重。但我国司法实践中,“社会危害性”的作用与功能却存在“失常”现象。在定罪方面,“社会危害性”的应有作用未能正常发挥,由“入罪”向“出罪”的功能转换未充分实现;在量刑方面,“社会危害性”作为根本标准的作用也未充分发挥,诸多犯罪行为的量刑结果与它们的“社会危害性”大小不相称,未呈正相关关系。要发挥“社会危害性”的正常作用和功能,一是要为“社会危害性”作用和功能的正常发挥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二是要提高法官认识和判断“社会危害性”的水平和能力。

网络著作权犯罪定罪机制实证研究

网络著作权犯罪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要犯罪类型,其定性争议频发,立法规定和司法适用均颇受质疑。《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在立法层面回应了网络著作权犯罪的定性问题,然而,修法是否契合司法实践,如何规范网络著作权犯罪的认定需要进一步回答。以《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之前的2024个网络著作权犯罪样本为分析对象,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发现网络著作权犯罪的定罪机制。通过分析发现:控辩因素对定罪具有潜在影响、刑罚与定罪存在一定的逆向制约关系、主观目的是司法实务考量的首要因素。在立法积极修正的背景下,司法应当对既有的司法裁判规则进行完善,通过辩护因素与指控因素的衡平、裁判说理对定罪逻辑的阐释和司法解释对相关概念的明确,以准确适用罪名,实现司法裁判的统一。

刑法谦抑性在亲属间犯罪定罪量刑中的适用研究

刑法谦抑性作为当代刑法一个重要原则,蕴含着刑法紧缩性、补充性、节俭性等理念。亲属间犯罪侵害社会关系的双重性、犯罪人主观恶性的特殊性、受害人诉求的矛盾性,决定了其在立法、司法、执法上的复杂性与困难性。亲属间犯罪科学定罪量刑不仅有助于刑法的实施,还有助于家庭伦理关系建设。所以,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亲属间犯罪在立法上进行分类限制,在司法上区别对待,可以实现亲属间犯罪刑罚效益最大化。

我国定罪理论体系构造的设想

定罪理论体系的构造应兼顾静态层面和动态维度,定罪对象、定罪目标与刑法解释是定罪理论体系的关键要素。广义的定罪对象和刑事诉讼对象的功能实质等同,定罪事实与规范适用交互构成定罪对象。广义定罪的实质是刑事责任的动态归责,定罪目的是刑事责任归责,犯罪的认定具有静态狭隘性,罪刑相适应缺乏专属性。定罪对象的事实性和规范性决定了解释的必要性,刑法解释与动态定罪体系应当紧密合作,以确保刑事归责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人工智能辅助定罪的进展、理论与应用

刑事司法正经历深度智能化。人工智能辅助定罪办案系统加速迭进,冲击着传统定罪观念的知识禁区。传统定罪理论体系、本质特征、运行机制整体上遭遇挑战,由此孕育专属的人工智能辅助定罪司法知识体系、理论基础。人工智能辅助定罪由经实践检验的理性要素合成其制度本体,为量刑正义赋以新能。经由算法逻辑及其规则,形成科学的理论知识谱系与实践理性模型,并辅以完备的匹配、验证等运行机制,铸成人工智能辅助定罪系统的基本应用原理。人工智能辅助定罪不脱离传统理论。以司法大数据及其蕴含的“活着的”定罪逻辑为实践前提与参照,奠定辅助预测定罪功能的客观性、真实性与可靠性。当前,针对认罪认罚案件的人工智能辅助(确认)定罪,迎来得天独厚的实践优势与探索契机。

仁义与审慎:董仲舒“原心定罪”主张新解

董仲舒的‚原心定罪‛主张直接催生了汉代法治的‚《春秋》决狱‛实践。通常对‚原心定罪‛的解释会援引董仲舒的‚德主刑辅‛‚阳德阴刑‛思想,将阴阳与刑德比附论证。然而,这一解读方式忽略了董仲舒‚原心定罪‛主张在其篇章中与仁义、审慎论述的相关性。从伦理视角看,董仲舒将‚仁‛理解为泛爱与理性思考,推究得到‚慎‛这一态度;将‚义‛理解为内在规范力量,推究得到‚以经正义‛这一方式,因而‚原心定罪‛无需通过阴阳比附论证也可成立。这种对董仲舒德刑思想的解读方式,有助于董仲舒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的现代化理解。此外,董仲舒对道德主体的行为自主性有更明显的肯定,动机在确定主体道德责任时有更重要的地位,这展现出他有在当代被解读为理由内在主义者的可能性。

证券犯罪定罪论

本文与刑事定罪的基本理论与证券结合在一起,对证券犯罪的定罪概念、作用及基本原则等进行论述。总结出对证券犯罪认定的基本方法。

轻罪治理背景下定罪免刑的功能激活与规则优化——基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定罪免刑审判实践的分析

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的定罪免刑制度是提升轻罪治理质效的重要实体法资源。通过以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相关案例为分析样本展开的实证研究发现,轻罪司法裁判中定罪免刑的适用呈现出规范基础存在争议、全面审查思维缺失、裁量依据择取不当等定性难题,以及对影响基准刑的情节把握不同、对从重处罚情节的态度不同等定量难题。对此,应将《刑法》第37条的独立适用范围原则上限定于轻罪领域,并围绕作为刑罚裁量核心要素的责任和预防两方面构建“犯罪情节”的全面审查和甄别提取规则,从而化解定罪免刑裁断中的定性难题。考察责任和预防及其内部的子要素在定罪免刑裁量中的主次地位和比重大小,发掘“罪责导向下人格责任的有限突破”之定罪免刑裁量要素的结构地位,并将这一结论具体应用于针对影响基准刑的情节和从重处罚情节的规范性分析中,实现定罪免刑定量规则的系统优化。

间接证据的定罪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刑事犯罪趋于隐蔽化,越来越多的“零口供案件”出现,直接证据愈发难以获取,为侦查人员侦破案件带来了非常多的困难,故运用间接证据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定罪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刑诉法解释》第140条出发,尝试说明间接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定罪的重要性并梳理其法律依据,同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现阶段运用间接证据定罪所存在的一些不足,并为完善我国的间接证据定罪规则提出一些解决策略。

公正定罪实现论纲

公正定罪是刑事法律运行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之一。要实现这一任务,需要靠形式的定罪知识即法律的规定、实质的定罪知识即自然法与法治的理念、程序法律设置即保障实体法运行的公正的程序、定罪思维方式即解释法律的犯罪论的理论体系等要素的多元支撑,单纯依靠哪一个都不能保证公正定罪的实现,而必须依靠多因素的有机结合。在此前提下,各因素之间的契合性研究也是本题应有之意。因此,如何实现定罪公正之和谐的多元支撑是必须给予关注的课题。

定罪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各有其特征。一般而言 ,它们性质不同 ,作用各异 ;但有些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功能具有交叉性和双重身分性。在同一案件中 ,两次适用双重身分情节 ,并非是对一个事实的双重评价。法定情节与酌定情节在影响刑罚裁量方面 ,具有一致性和功能互补性 :法定情节决定量刑的基本方向 ,酌定情节起补充和具体化作用 ,能决定具体刑度。对于多功能情节以及在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 。

论定罪量刑的社会学模式

现行刑事立法赋予法官享有一定的定罪量刑自由裁量权,该自由裁量权受诸多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影响,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影响定罪量刑的过程及其表现出的样式就是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定罪量刑的社会学模式以案件社会学理论为参照,并基本被实证研究所证实。由于同性质的具体案件的社会结构不同或同一案件在不同诉讼阶段的社会结构不同,法官受其影响程度也不同,定罪量刑不公正现象由此而生。实现公正定罪量刑的关键在于避免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发生作用。

中国古代定罪原则的法文化分析

中国古代法律上的定罪原则是原情定罪,同时,在定罪过程中又表现出鲜明的主、客观归罪。古代定罪原则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其发展线索,勾勒出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在文化的意义上,原情定罪对现代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仍有较大的选择适应性。

定罪之研究

定罪是指对犯罪的认定。犯罪论体系主要是围绕着定罪而展开的,犯罪构成为定罪提供了法律模式。本文就定罪原则和定罪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偷税罪定罪公正论

我国现行刑法中对偷税罪的定罪标准是１９７９年刑法中主观主义的延伸。在几年的实践中，其矛盾与缺陷已逐渐表现出来，实际操作中放纵了偷税罪的犯罪分子。而与之相对立的以客观实害作为定罪标准的客观主义，更能符合公正性的要求。鉴于此，设立偷税罪定罪标准时应向客观主义倾斜，以达到定罪的公正。

《刑法》第37条中定罪免刑制度争议问题的梳理及评析

《刑法》第37条中的定罪免刑是一个政策性极强的制度设计,它与其他的法定免刑情节之间是包容关系,"犯罪情节轻微"与"不需要判处刑罚"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刑法》第37条中的定罪免刑制度应当独立适用。

“原情定罪”考辨

由于在中国古代多种语境下的复杂运用,“原情定罪”的含义处于不确定状态。综合考察中国古代“原情定罪”的运用情形,“原情定罪”中“原”字的基本含义是考察、推究、研究;“情”字的基本含义是犯罪事实,具体含义则比较丰富,包括犯罪行为、犯罪的主观状态、犯罪人的言辞和情态以及其他具体的事实、情节等内容,犯罪动机和人伦亲情也是其中重要的两项;“罪”字的含义包括罪之有无、罪过大小、罪行(罪愆)轻重和具体刑罚等几个方面。因此,“原情定罪”的基本含义是在考察、推究具体案情的基础上,确定行为人是否有罪、罪过的大小和具体的刑罚。当然,在涉及家族人伦关系的犯罪中,行为人的动机、行为目的与家族人伦关系的关联是定罪量刑必须考量的情节,但不是唯一情节,更不是“原情定罪”的基本含义。

关于定罪三段论的问题及其解决

定罪三段论是三段论推理在司法审判实践中的具体运用,而它的否定形式却违反了三段论的普遍规则。但是,无论是将其作为一种特殊三段论看待,还是采用定义置换的方法,都不能合理地解决定罪三段论的否定形式与三段论一般规则之间的矛盾。而采用把定罪三段论转变为“充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方法,则可以比较好地解决这个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