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实害犯的扩张——历次刑法修正案背后的刑事政策解读

在八个刑法修正案中,有四个修正案涉及到非实害犯的增设或修改,这些修正案反映了非实害犯逐渐增多的立法趋势。这种趋势的刑事政策考量在于:实害犯罪构成对法益保护不足、实害结果于实务中难以认定、对刑法一般预防功能的强调。历次刑法修正案中非实害犯尤其是抽象危险犯的增多,反映了我国刑法的基本立场由结果无价值向行为无价值倾斜、由报应主义向预防主义倾斜的总趋势。尽管非实害犯有助于周延法益保护,但若运用不当,就会造成无限制地扩张刑法干预范围,因此,应对非实害犯犯罪构成设置保持高度的警惕,予以必要的限制。

中国式刑法立法模式下的结果犯与实害犯

鉴于中国刑法"立法定性又定量"以及将预备和未遂概括规定于总则中的特点,应当将实害犯界定为以实际的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犯罪类型,而有别于存在未遂的结果犯。综观中国式刑法立法模式,可分为八种类型:仅表述行为型、数额型、数额行为选择型、数额情节选择型、情节型、严重后果型、后果情节选择型、危险描述型。严重后果型犯罪属于实害犯,如生产、销售劣药罪,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滥用职权罪,没有犯罪未遂成立的余地;至于其他类型的犯罪,是否值得处罚犯罪未遂,应进行具体、实质性判断。一般而言,法益不很重要、法定刑也不重的罪名,没有必要处罚犯罪未遂,如骗取贷款罪、虚假诉讼罪。

行为犯·结果犯与危险犯·实害犯两组概念不容混淆——兼析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各罪名所属的犯罪类型

行为犯·结果犯与危险犯·实害犯两组概念有各自的理论价值。前者解决的是既、未遂标准的问题,后者解决的是犯罪成立标准的问题。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分在于是以无形的结果还是有形的结果的发生作为既遂的标志。危险犯与实害犯的区分在于是以造成危险状态还是造成实际的损害作为犯罪成立的标志。实害犯与结果犯的概念尤其不容混淆。

论危险驾驶的实害犯——兼论刑法第133条之1第2款的不足与完善

刑法第133条之1第2款的规定只是解决了危险驾驶罪同其他犯罪的非并罚问题,却回避了危险驾驶的实害犯的性质。无论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以交通肇事罪来定性危险驾驶的实害犯,都无法避免理论和实践中遭受的质疑。在其难以妥当纳入现行体系的情况下,单独规定其刑事责任,将其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来处理,既能有效解决交通肇事罪的刑罚结构设置的不足,协调交通肇事罪与危险驾驶罪之间的关系,又具备针对性,消除公众质疑,使得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真正得以落实。

论污染环境罪的实害犯形态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加之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形态在理论上失去了定型性。行为犯、结果犯、危险犯、具体危险犯以及准抽象危险犯等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基于立法对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选择和对环境法益的独立保护,将污染环境罪的犯罪形态定型为实害犯,既合乎刑法规范,也能够避免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及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下行为犯、危险犯等犯罪类型的解读,对环境法益的保护不足或者对人类法益保护目的的过度无视。因此,实害犯的定论是对污染环境罪犯罪形态的理性解读。

非实害危险犯未遂说实证

危险犯除传统分类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外,依据严重危害结果是否发生,可分为非实害危险犯和实害危险犯。依据主观罪过形式的不同,可分为故意危险犯和过失危险犯。与危险犯相对应的实害犯不是结果加重犯,而是危险犯。应承认过失危险犯的存在。非实害危险犯不属于犯罪既遂,而是属于犯罪未遂。确立非实害危险犯未遂说使危险犯成立中止有了理论依据。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法益确证及展开——兼与李冠煜商榷

关于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保护的法益存在“法益一元论”与“法益二元论”,其中“法益二元论”又可以分为“一元法益说”与“多元法益说”。“法益一元论”与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因果性不足,“多元法益说”则模糊了法益保护的内容,而从法益内涵、性质看,本罪保护的法益应是“一元法益说”中的体育竞技公平公正。在体育竞技公平公正法益内容的指涉下,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不属于抽象危险犯,而是实害犯,“情节严重”是对“引诱、教唆、欺骗”行为性质的规定,属于违法性要素,对其认定应发挥法益对构成要件的解释机能,重塑“情节严重”的内容。

刑法变革视野下的刑事处罚早期化——走向“实害危险二元立法例”

刑事处罚早期化总体上应当予以肯定,作为我国传统刑法的重要补充,其机理可以通过"风险诱导说"和"法律局限理论"得到说明。主张将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中的"危害"替换成"实际损害或者危险",倡导"谦抑的法益保护早期化原则"。在提出刑事处罚早期化总体思路的基础上,认为危险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并提出了设立过失环境危险犯等建议。

论法定危险状态出现之后能否成立中止犯

在刑法同时规定"危险犯"和实害犯的犯罪中,对于在法定危险状态出现之后能否成立中止犯有多种学说,对于"危险犯"与实害犯之间是何关系也有多种观点。其实,行为人主观上有且只有一种犯罪故意,即针对实害犯的实害结果的直接故意,所谓"危险犯",并非独立的犯罪形态,仅是刑法为实害犯实现过程中出现的危险状态单独配置法定刑而已,其目的在于限制危险状态的刑罚适用,其同时适用于实害犯的未遂和中止。因此,尽管法定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的中止本质上属于实害犯的中止,但只能在"危险犯"的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轻处罚。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之实证解读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侵犯公共秩序的犯罪,一般并不会危害公共安全。该罪的客观要件包括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结果要件的规定说明该罪是实害犯而不是抽象危险犯。司法实践中要避免仅根据行为要件定罪而忽略结果要件的倾向,否则就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

论危险犯的危险

危险在刑法体系中具有特定的含义。作为危险犯核心内容的危险是刑法理论中危险的一种，与以未遂犯为代表的实害犯的危险并不相同。危险犯的危险是危害行为所导致的违反常规的客观非常状态的属性，即可以依据客观预测很有可能不久即将发生的实害。危险犯的危险的概念是建立在可能性基础上的，具有客观性和实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等特点。对危险犯的危险应作客观的判断，即只能根据具体案情，实事求是地分析行为中是否包含引起某种实害结果的必然性和原因力。

危险犯的犯罪中止问题探讨

危险犯在法定危险状态形成后,行为人又主动采取措施排除其造成的危险状态,是否成立犯罪中止,学术界目前尚无统一认识。危险犯在达至既遂状态后,成立犯罪中止,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中止成立的时间要求,符合我国刑法所坚持的犯罪构成理论。这一问题的解决,既给了犯罪人回头是岸的机会,也保护了面临犯罪侵害的合法权益。

略论危险状态在危险犯中的地位和作用

危险状态是危险犯既遂形态的构成要件而不是危险犯的成立要件。危险状态的存在意味着危险 犯的构成要件齐备,从而构成既遂。危险状态出现以后,即使行为人采取积极的措施消除这一危 险状态,仍然属于危险犯的既遂,而这种既遂和实害犯的中止形态存在着竞合关系。

过失危险犯与环境犯罪

过失危险犯是自产业革命以后 ,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产生的 ,其存在是对传统过失犯罪须以“一定的实害结果”为必备要件的挑战。在环境犯罪中引入过失危险犯 ,不仅是由环境犯罪自身的特点所决定 。

危险犯初探

一、危险犯的概念一般认为,危险犯是与侵害犯(实害犯)相对应的概念:以对法益的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①,称为侵害犯;以对法益发生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便是危险犯。②或者说,构成要件以侵害法益为内容的犯罪,属于侵害犯;构成要件以侵害法益的危险为内容的犯罪,属于危险犯。

危险犯既遂后主动排除危险状态行为的定性

危险犯既遂后主动排除危险状态行为的定性问题是刑法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此学者们进行了不断的探讨。理论上存在危险犯既遂说、危险犯中止说以及实害犯中止说三种观点。本文在评析这些观点的基础上,赞同实害犯中止说。

危险犯之独立性研究

危险犯的产生是实害犯处罚标准前移的结果,在立法补漏、行为指引和行为人主观罪过的可责性上都有其正当性。作为一种独立犯罪类型,危险犯并非实害犯之未遂犯,而是一种既遂犯,其既遂的评价标准为稳定、静止危险状态的出现。

论“危险状态犯”的犯罪形态问题

论“危险状态犯”的犯罪形态问题郑有荣，唐世涛在中外刑法理论上，作为“危险状态犯”，一般是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某些特定犯罪的总称。根据我国刑法的不同规定和这些犯罪的构成特征，可以把其分为“方法的危险状态犯”和“对象的危险状态犯”两类。从具体条文分布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