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史记》:实录精神与托愤精神的二重变奏

《史记》与《红楼梦》分别为中国史学与文学史上的两座丰碑。各自的独特魅力究竟何在?彼此的内在相通之处又究竟何在?一直是史学界与红学界所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抽绎出"实录精神"与"托愤精神"两个工具性概念,并通过这两个层面的比较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史记》与《红楼梦》的内在相通之处即在于都是"实录精神"与"托愤精神"的二重组合,前者以"实录精神"为主而蕴含"托愤精神",后者以"托愤精神"为主而蕴含"实录精神";各自的独特魅力则在于都深刻地表现了历史与道德二律背反的文化悖论,具有为一般史书和小说所缺少的哲理意味与美感张力。

论杜诗的写实性与《史记》实录精神

司马迁撰写《史记》坚持"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不仅对后世史家著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诗人创作也有所启迪,比如杜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示例。杜诗之所以被誉为"诗史",不仅仅因为它善陈史事,还因为它能"书法不隐",直言批判唐代最高统治者,这固然与时代环境、杜甫忠君爱国之心以及对《诗经》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等有关,但更是杜甫在思想层面上自觉接受司马迁《史记》实录精神的结果。

司马迁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实录精神与处世之道

司马迁在《史记》中摒弃了世俗观念、个人情感,站在一个史学家的高度,对历史上颇受争议的帝王作出客观公正的记述评价,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姿态,严谨务实的科学精神,秉笔直书,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正是他"史德"的集中体现。司马迁在《史记》大量人物传记篇章中,选择典型的历史事件,用寓论断于叙事并将叙事故事化的手法,在对故事的记述以及对《史记》的创作构思中蕴含着其深刻的哲学思想,诸多的处世之道都是他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遗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实录精神与补史意识

虚构是小说的构成要素之一，这是当今学界所取得的共识，也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个主要特征。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作者和评论者由于受史官求实文化的影响，往往秉承史家的实录精神来创作小说，并且常常为小说的真实性辩护，存在着强烈的求实精神与补史意识。

楮墨实录书史事 笔锋托愤抒胸臆——《史记》实录精神与托愤精神的二重组合

文章以《史记》实录精神与托愤精神组合为突破口,阐述了实录精神、托愤精神的远源和在史文中的凸显,进一步挖掘二者之间相悖的二元性关系,从而揭示《史记》中所蕴含的这种文化悖论本身的深刻性、美感魅力以及难解的文化之谜。

“实录”概念的两种倾向与《史记》实录精神的双重平衡

班固对“实录”概念的界定包含两种对立倾向,二者皆其来有自。《史记》的历史书写包含“其文直,其事核”的客观倾向与“不虚美,不隐恶”的主观倾向的平衡;作为“文直事核”的实录,《史记》包含历史细节与理性规律的平衡;作为“彰善贬恶”的实录,《史记》包含理性规律与非理性精神的平衡。这共同构成了《史记》实录精神的双重平衡和留给后世的双重遗产,也是《史记》具有永恒魅力的重要原因。

从《史记·李将军列传》看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史记》因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被称为"实录",其中的每一篇章都蕴含了作者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在《史记》记载的众多人物中,李广是太史公钟爱的人物之一,但即使是这样,太史公仍旧能够秉笔直书。他通过选取李广一生中的典型事件,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客观、立体、丰满的李将军形象,并将个人情感与实录精神巧妙地融合,著成了《李将军列传》这一不朽的篇章。

从《疑古》、《惑经》看刘知幾的实录精神

刘知幾在《史通》的《疑古》、《惑经》两篇中,以"善恶必书,斯为实录"的原则对《尚书》、《春秋》进行了大胆批评,形成独断之学。分析这两篇内容,不难看出刘知幾的实录精神继承了前人的优秀传统,体现了出强烈的通识意识。

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及其实录精神

《史记》一书,被人们称为“实录”,获得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赞誉。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本文试就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作一些肤浅的分析,以窥其实录精神之一斑。

不以好恶掩真实——论《史记》的实录精神

太史公司马迁编著的《史记》是我国封建时代史学和文学的优秀遗产。在《史记》中,司马迁表现出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一直受到国内外史学界和文学界的重视和推崇。司马迁在描述历史人物时,无论对自己喜好的人物,还是厌恶的人物,都坚持了"不虚美,不隐恶"的原则,并通过"互见法"这一创作技巧使人物性格更加完整、丰满。司马迁所坚持的实录精神,使《史记》成为中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

民本思想和实录精神——关于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特征

关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现实主义问题,近几年来有不少同志发表了许多好的意见。但是,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则探讨得不多。西欧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虽然在奴隶社会时期已经产生,然而在整个中世纪,并没有什么新的进展,主要是发达和盛行于资本主义时期。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萌芽和产生也很早,它的发展和成熟则是在封建社会,因而和西欧相比,有很不同的社会背景,从而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之处。我国古代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受儒家思想和史学写作原则的影响很深,它反映出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民本思想和实录精神。这里,我们拟就这两方面作一点分析,以进一步阐明我国古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产生、形成、成熟的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

《吴晗传》与《史记》的实录精神

《吴晗传》与《史记》的实录精神方竟成苏双碧、王宏志所著的《吴晗传》，是我国新时期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它以翔实的史料、鲜明的爱憎客观地反映了著名明史专家、原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从学生时代到他被迫害致死的历史，其中许多突出事件和入木三分的描写，具有深刻和深远...

论司马迁传记文学的实录精神

《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而且也是一部杰出的优秀古典文学作品。鲁迅曾赞扬《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评价了它在史学和文学两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实录”精神是《史记》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就是说。

史传的实录精神与小说的求真原则

史家“实录”理论的精髓和真谛，在于关怀现实、写实求真。而小说既然“记正史之未备”，那么，史家“实录”原则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小说所应遵循的创作原则。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实录”理论对明清小说的积极影响：第一，促使小说关注社会、贴近现实，快捷及时地描摹驳杂多色的社会现实生活；第二，史家“不虚美，不隐恶”，“善恶必书，妍媸毕露”的实录精神，促使小说人物形象由单色调向多色调演进，由定型化、绝对化向动态化、复杂性发展，并最终创造出具有高度个性化的、具有复杂性格结构的艺术典型。

从《史记》中帝王类的人物外貌描写蠡测其“实录”精神

《史记》是中国伟大的历史著作,开创了"不虚美、不隐恶"客观记载了历史的"实录"精神,其对帝王类的人物外貌描写坚持"实录"精神,笔者试图分析太史公如此创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私家修史、"无征不信"和遭受"宫刑"而发愤著书,并尝试分析这种"实录"精神对当前文学创作及社会发展的当下意义。

从《史记》的人物外貌描写管窥其“实录”精神

《史记》是我国伟大的历史著作,开创了"不虚美、不隐恶"客观记载历史的"实录"精神。正因如此,它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笔者在研读《史记》时,发现太史公除了原原本本记载历史事件外,其对历史人物的外貌描写也是秉承"实录"精神,对人物外貌进行客观直录。因此,文章尝试从其对先贤将相外貌的"直录"和对芸芸众生的凡人外貌的尚真的两个层面,来管窥其坚持的"实录"精神和价值。

《史记》人物外貌描写“实录”精神的原因探析

《史记》对帝王国君、先贤将相和凡夫俗子的外貌描写坚持"实录"精神,文章试图分析太史公如此创作的主要原因在于太史公私家修史、"无征不信"和遭受"宫刑"而发愤著书,并尝试这种"实录"精神对当前文学创作及社会发展的当下意义。

《活力中国》:当下中国人的精神实录——纪录频道首批播映现实题材纪录片评析

从2012年3月5日起,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时代写真》栏目每晚推出现实题材纪录片《活力中国》,首批播映14部。这次面向市场的运营,给纪录片创作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本文以首批播出的14部纪录作品为依托,分析其总体呈现的时代风貌,探寻其纪录风格的衍变,以期对当下纪录片创作做出有价值的思考。

“数奇”笔法,“实录”精神——以《史记·李将军列传》为例

结合《史记·李将军列传》思想内容,探讨"数奇"笔法:一是选材典型,剪裁得当;二是对比手法,突出烘托;三是融入情感,寓论于史。在"数奇"笔法运用的同时,其难能可贵的是"实录"精神,可堪写作信史之典范。

求实录与扬名教: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双重原则──读《史通》札记

刘知几在《史通》中一方面力倡秉笔直书，确保“实录史学”，反复强调史家和史著要“审实”、“故实”、“摭实”、“寻其实”……；另一方面又主张“激扬名教”，笃信“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求实录”与“扬名教”构成了刘知几史学批评的双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