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育种技术视角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再思考

转基因等新育种技术兴起是创设实质性派生品种(EDV)制度的主要原因。EDV制度具有减少修饰性育种、鼓励育种原始创新等价值,我国在新修改的《种子法》中引入了该制度。然而,新育种技术特别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该制度在实践中面临EDV判断标准难以确定、新育种技术改良成果转化受阻和育种者间利益失衡等困境。应立足于激励原始创新、促进新技术运用和实现利益平衡之三重目的,从设定差异化的认定标准、引入责任规则与再平衡育种者利益等方面调整EDV制度,使该制度同育种技术的发展相调适。我国已开始基因编辑品种商业化,需综合种业市场现状和育种技术发展趋势,制定符合国情的EDV制度实施办法,以推动该制度有效实施,发挥其应有功能。

植物新品种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法理溯源、问题检视与实践探索

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假冒伪劣、套牌侵权的问题。UPOV公约1978年文本向UPOV公约1991年文本的转化,为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预留空间,实现了对品种权独立保护的突破,而TRIPS协定为各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奠定了基调。我国《种子法》第二十八条的修订实施在实证法角度有了理论依据,但在实践领域应着重关注如何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证明责任如何分配,保护该制度的法律依据是否应当扩充等多个方面的规则构建。在保护原始育种者的既得利益的同时,优化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以及创设该制度的司法解释,为实质性派生品种权利人提供实践探索,在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与商业秘密保护视阈下合理评价原始权利人的权利构造,同时在区块链技术条件中实现植物新品种的信息溯源、利益溯源以及纠纷溯源,探索新模式下植物新品种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权利-纠纷解决”现实路径。

实质性派生品种的概念澄清与制度设计

新《种子法》引入了“实质性派生品种”这一概念,但法律条文对其内涵的表达仍需进一步澄清,加之植物新品种领域立法理论探索的不足,立法者并未对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做出具体的规则设计。纵览国际公约和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立法,可在构成要件上澄清实质性派生品种的内涵。而就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构建而言,在认定机制上,需明确原始品种、明显区别、基本特性等关键概念的内涵;在利益分享机制上,应给予上游育种者合理的经济补偿并以诚实信用原则为依据制约原始品种权人的滥诉;在纠纷解决机制上,要注重不同类型纠纷的分流处理并发挥基层组织的调解功能。

科技创新激励视角下实质性派生品种监管路径分析

面对种业市场中大量存在的品种同质化问题,中国经过多年的探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修订中引入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并在最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中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完善。当前主要的症结在于虽然已经引入此制度,但是尚未进行具体细化,导致无法有效地保护种子原始创新和合理分配创新利益。通过对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立法现状和立法困境进行剖析,基于法经济学视角,提出对实质性派生品种的监管不足将导致创新动力不足、不正当竞争以及创新利益分配失衡。构建实质性派生品种的监管模式,分析种质资源创新价值的最优配置方案。研究表明:以利益衡量作为实质性派生品种的监管基准有利于实现创新保护中的帕累托最优,有助于平衡种业科技创新市场中的创新利益。进一步探明,在实质性派生品种培育人和原始品种培育人之间设置公平合理的报酬分配制度作为对原始品种培育人知识产权创新能力的回报,有利于切实保证原始创新的原动力;细化法律制度用于回应育种科技创新,并提高法律制度与技术发展之间的匹配性,有利于形成正向的科技创新激励效应;创设强制开发制度赋予实质性派生品种培育人基于公共利益而产生的强制使用权,有利于构建合理有效的创新利益分配体系。

论实质性派生品种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的选择

提出我国派生植物品种侵权纠纷案件中,应该逐步以许可费率作为计算损害赔偿金额的主要方法,论证了许可费率法相对于其他赔偿计算方式的优点,包括促进许可交易和推动实质性派生品种以合法方式商业化,让原始品种权利人得到的赔偿金额与涉案品种的市场价值挂钩,兼顾对原始品种和派生品种的研发激励。

我国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必要性讨论

近年来,如何保护实质性派生品种已经成为全世界普遍关注的理论问题和各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实践中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文章分析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缺失是影响我国作物育种科技创新,造成突破性品种匮乏和植物品种权纠纷增多的重要因素,讨论了我国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角度提出了我国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对策。

实质性派生品种鉴定方法研究进展

为了保护原始品种权人的权利,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ew Varieties of Plants,UPOV)1991文本引入了实质性派生品种(Essentially derived varieties,EDV)概念。尽管我国尚未实行EDV保护制度,但EDV的保护是新品种保护发展的必然趋势。EDV实质派生于原始品种但与原始品种有明显区别,然而EDV鉴定十分复杂,系谱分析法、杂交、形态鉴定、分子标记、基因分型等方法都可用于EDV鉴定,但由于不同作物育种强度、遗传基础等不同无法建立统一的鉴定标准。总结不同国家或国际组织对EDV的判定经验,可为中国建立EDV保护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基于UPOV1991年文本有关实质性派生品种权的探讨

文章从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方式及UPOV公约的核心地位出发,重点回顾了UPOV1991年文本有关实质性派生品种权修订的内容,从三个方面对实质性派生品种权的修订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得出UPOV91文本对派生品种体系的保护给原始品种产权人以积极的、激励的结论,但对后品种权人的权利保护显得不足,容易造成后品种权人积极性下降。在此基础上,以进一步保障后品种权人收益,刺激其育种活动,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收益为出发点,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对作物育种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

国际种业对我国国内种业的冲击和我国作物育种科技创新的滞缓是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虽然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十分重视,但关于是否要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这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却仍存在极大争议。利用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 POV)公约的63个国家1984—2015年的国别面板数据,深入分析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对作物育种科技创新的影响与机制。结果表明: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有利于一国作物育种科技创新,可促进作物品种权申请量和授权量的增加;进一步,在考虑各国研发实力后,相对于研发强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对弱国的作物育种科技创新促进作用更大。此外,没有证据表明种业对外开放对一国作物育种科技创新有明显影响。

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缘起、困境与因应

实质性派生品种(EDV)制度旨在防止修饰性育种,鼓励原始创新,但中国品种权法律制度尚未引入该制度。为此,特分析其缘起、实施困境与应对之策,以期为我国引入该制度有所助益。EDV制度很大程度上缘起于对育种豁免的限制。就事实效果而言,EDV制度并不影响他人利用原始品种进行育种研究;就法律效果而言,EDV制度对育种豁免有一定的限制,利用受保护品种培育的EDV,其商业化须经原品种权人授权。实施EDV制度可能会面临“实质性”判定难、派生品种商业化利用障碍,以及农民负担增加等困境。基于专业技术的考虑,应由品种授权部门确定EDV的阈值判定标准,法院在品种侵权纠纷中适用判定标准裁判,并借助技术调查官制度以解决“实质性”判定的难题;引入责任规则以化解派生品种商业化的障碍;通过国家补贴以减轻EDV制度可能给农民增加的成本负担。据此建议,如引入EDV制度,应做好相关配套制度设计。

实质性派生品种的认定及启示

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是一项旨在平衡原始品种和派生品种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保护和激励原始品种权利人的制度。文章对UPOV公约1991年文本关于实质性派生品种的规定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实质性派生品种的认定条件,并探讨了实质性派生品种认定程序中的具体问题,认为我国引进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时机尚未成熟,对于该项制度进行研究的着眼点应当定位于了解和把握世界主要国家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发展的趋势,有的放矢地开展农产品国际贸易。

实质性派生品种判定国际实践及其借鉴

实质性派生品种(EDV)保护制度是UPOV1991应对生物育种剽窃的一项有力措施,实现了原始品种权人与EDV权人/基因专利权人在商业利用EDV上的合理利益安排,有助于激励真正的育种创新。但EDV的判定十分复杂,容易引起纠纷,因此备受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的关注。UPOV1991公约、欧盟植物品种保护办公室、国际种子联合会、无性繁殖装饰性植物与果树品种育种者国际共同体以及荷兰海牙法院对EDV判定的解释与实践,将会对中国实施EDV保护规则及判定提供借鉴。

论实质性派生品种之判断——从1991年UPOV公约的解释与应用谈起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正式引入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在判定实质性派生品种时,“由派生引起的性状差异”包含基本性状的差异,但该差异实质上等同于原始品种的基本种性状。对“等同”之认定参照适用“全面覆盖原则”,适用三步检验法:一、是否从原始品种之中派生而来,但是由派生产生了基本性状上的差异?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产生性状差异的派生技术是否在行业领域内具有显而易见性?三、如果是,实质性派生品种的基本性状是否能达到甚至超越前一品种的市场效果或在某些特征方面能起到替代或略胜一筹?如果是,那么该品种则属于实质性派生品种。而防止原始品种育种者滥用针对实质性派生品种的拒绝许可使用权,实质性派生品种的育种者也可以申请获得强制许可,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Maize 6H-60K芯片在玉米实质性派生品种鉴定中的应用分析

玉米实质性派生品种鉴定已成为当前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热点之一。为加快其精准高效分子鉴定技术的建立,本文利用多种类型派生品种为研究材料:京2416与京2416C(两者为遗传背景高度相近的两个自交系),京724与京72464(两者为遗传背景相近的两个自交系),以及由京724与京72464两者构建的893个DH系遗传群体等。研究分析了Maize 6H-60K芯片(包含61,214个SNP位点集合)应用于玉米派生品种鉴定的潜力。结果显示:(1)京2416与京2416C间存在829个SNP位点差异,GS值(遗传相似度)为98.7%,56.7%的差异位点集中分布在5号染色体长度约39 Mb区域内。(2)京724与京72464之间差异位点数目为4912个,GS值为90.1%,44.8%的差异位点集中分布在3号染色体上。(3)893个DH系与2个亲本京724及京72464之间的GS值分布均呈现连续性,其中与京724之间的GS值范围88.0%-97.0%,平均值为92.6%;与京72464之间的GS值范围88.3%-98.6%,平均值为94.5%。(4)893个DH系进行两两成对比较,共比较398,278‬对,所有DH系之间均有明确的SNP位点差异;GS值最小为87.5%,最大为99.9%,平均值为94.3%。结果表明Maize 6H-60K包含的SNP位点集能够精准评估派生、近似或极近似自交系及DH系的遗传背景,将所有材料一一鉴别明确区分开来,并具有进一步锁定与派生性状连锁标记的潜力。建议亟需基于Maize 6H-60K SNP位点集合,利用高效芯片、靶向测序等平台建立玉米实质性派生品种分子鉴定技术规程,为玉米品种知识产权保护、品种创新等提供技术支撑。

浅析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的法律价值和意义——以新修订《种子法》为研究文本

2022年3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正式施行。新《种子法》第28条、第90条首次规定了EDV制度,明确了实质性派生品种的定义。该制度的建立将激励原始育种创新,从根源上解决种子同质化问题,对推进种业振兴具有里程碑式意义。EDV制度的建立充分彰显了法律公平正义价值在种业领域的践行,它的建立激活了种业法律保障体系,将种业领域的发展带入法治化道路新进程。《种子法》自出台以来历经四次修订,从设立植物新品种保护专章到拟建立EDV制度,20多年来不断完善,引导、率领、促进我国种子行业的健康发展。

实质性派生品种本土化制度建构——基于演绎作品制度比较

2021年新修订《种子法》虽然确立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但缺乏本土化配套制度建构。规范系统上应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和相关域外立法例为体,从本土制度汲取营养以为用。研究发现:实质性派生品种与演绎作品都是处理创造与衍生创造关系的实例制度,具有较高的法律关系相似度。通过借鉴我国《著作权法》中的演绎作品制度,可以建构适用于我国实质性派生品种的制度模式。对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分别设置双重许可制度和法定许可制度并实施收益共享机制,以此构建出我国实质性派生品种的本土化制度。

我国四大作物试行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

2023年4月,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小麦、玉米、大豆攻关组启动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Essentially Derived Variety,EDV)制度试点。这意味着2023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攻关组均开展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试点工作。目前,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小麦、玉米、大豆攻关组已制定EDV制度实施的相关规范,初步约定了EDV判定阈值、鉴定方法、收益分享比例、异议处理规则等。

我国四大作物试行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

近日,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小麦、玉米、大豆攻关组启动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EDV,Essentially Derived Variety)制度试点。先行实施试点是落实国家育种联合攻关总体方案、深入贯彻新《种子法》的一项重要举措。目前,攻关组已制定了EDV制度实施的相关规范,初步约定了EDV判定阈值、鉴定方法、收益分享比例、异议处理规则等。

谈谈实质性派生品种侵权问题

农村稳则国家稳,农村和则天下和。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解决好农村社会纠纷对治国安邦意义重大。那么,如何培养农民的自我保护意识,让他们“敢于维权、善于维权”?本栏目以近年来“三农”领域内发生的具体维权事件为着眼点,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处理结果进行全面梳理审视,一方面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人们指点迷津;另一方面,为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抛砖引玉。

实质性派生品种法律保护研究

实质性派生品种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关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完善、农业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提高及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战略的实施。我国著名知识产权专家吴汉东教授说:“在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属于制度舶来品”,目前我国对此尚在借鉴与消化之中。由于此前我国实质性派生品种保护制度的缺失,引发了较多关于种质同质化的侵权纠纷。这不仅打击了原始育种人创新的积极性,还造成了我国种质资源利用水平低、品种权创造力低等问题。虽然我国在2022年3月施行的《种子法》中引入了实质性派生品种这一制度,但是其中的相关概念、认定标准以及相关实施细则等仍值得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