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的“天衣”在于实施:基于“五四宪法”的宪法监督之“缝”的思考

“五四宪法”的“天衣”之“缝”,典型地体现在其确立了中国宪法监督制度,却落下宪法监督主体虚设、宪法解释缺位、改变或者撤销机制错位的规范之“缝”。“八二宪法”,通过增设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宪法监督机关、明确宪法解释权、备案审查等依托机制建章立制等方面,在规范层面的“天衣”补“缝”,也形成了中国宪法监督的“宪法监督—宪法解释—撤销”三元规范结构。循此结构,新时代以来,补强宪法监督机关、落实宪法解释机制、加强和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三线接续并进,在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中编制宪法“天衣”的“无缝码”。如是梳理,以宪法监督为例,在宪法发展的阶段接续中,在规范和实践的螺旋互动中,呈现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五四宪法”之维。

在开端处研究开端——我国现行宪法历史探源初步

“八二宪法”作为我国现行宪法已实施超过四十周年,四十年意味着这部宪法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而现行状态则表明这部宪法自身并未成为历史,以四十年的历史作为时间的长河,返回宪法时间的开端处,构成了我们观察“八二宪法”整体秩序的一种重要方法。本文以彭真同志在宪法起草期间的一首诗作为论述的结构,依次论述了四个关于八二宪法开端的历史命题。其一,“八二宪法”的开端是一个三部曲的结构,由宪法修改草案的起草、草案的审议、通过和公布实施、与作为新宪法而实施的第一个五年组成;其二,返回开端,我们可以还原某种进行时的状态,观察甚至是“预判”现行宪法文本的形成过程,概括宪法起草者的“宪法观”及其文本理念,三方面分别是宪法是“纲要”,是“定型化”,文本变动限于“非常必要”。其三,作为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八二宪法”的诞生,发生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新时期的开端,它所要完成的是一场“大转变”,一场“讲法,要有宪法”的历史变革。其四,“稳定性”是宪法起草者在成文时的自觉追求,但“长期稳定”这个概念及其标准,却是内在于新宪法实施历程而形成的,“八二宪法”之所以做到了长期的稳定,就本文论述所及,主要归功于宪法起草者“有所不为”的文本策略。

宪法原则的理论澄清、识别方式和运用模式

随着宪法权威的强化,“宪法基本原则”、“宪法原则”等概念在立法中逐渐普及,进而成为合宪性审查或者司法适用的依据。之所以宪法领域存在泛化使用原则的倾向,原因在于存在着原理论、地位论和解释论的不同认知视角。宪法原则和政策、价值虽然有相通之处,但其具有相对独立性。宪法原则是指具有公认的、普遍性的宪法观念,在数量上是有限的,在内涵上是稳定的,可以视其为一种独立的宪法解释依据。宪法原则可以通过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进行识别,表现为宪法母原则与宪法子原则、宪法原则与部门法原则等不同原则类型,从而形成一张彼此影响制约的宪法原则网络。借鉴原则理论对原则与规则之间关系的结构认识,宪法原则的运用存在权衡方式、选择方式、协调方式和填补方式等四种模式。

党的领导制度的宪法学阐释

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从宪法学视角认识和把握党的领导制度,对于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党的领导制度不仅在宪法上有着“基本原则”和“规范体系”双重基础,而且蕴含深刻的宪法意涵。就宪法定位而言,党的领导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国家根本制度的集中体现;就宪法价值而言,党的领导制度有“执政党权力自我规范、规范党和国家机构权力关系、规范执政党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三重价值。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必须推进宪法全面实施,既要以完善制度内容为着力点推进党的领导入法,又要加强党内法规在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中的作用。

论“五四宪法”的地位和作用:纪念“五四宪法”颁布70周年

“五四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制度体系的确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五四宪法”既构建起国家基本制度体系、国家组织机构体系、公民基本权利义务体系,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构的任务,又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的民主基础、法理基础和观念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基石。尽管“五四宪法”由于特殊历史原因而未能得到全面贯彻实施,但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仍为改革开放后进一步完善宪法制度,加强宪法治理提供了极宝贵的经验。我们纪念“五四宪法”就是要更加认真地对待宪法,全面准确认识其历史地位、作用和意义,继承和弘扬其中的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和宪法智慧,更好地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重释八二宪法中的受教育条款——一个历史分析

针对受教育条款的既有解释欠缺历史维度,未能实质性贯彻八二宪法是对五四宪法的继承性发展这一共识。只有在参考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对受教育权和受教育义务予以联动解释,才能发现八二宪法受教育条款的真正意涵。回顾历史可知,新中国成立之初,受五四宪法过渡性与权利保障现实性的影响,受教育义务没有入宪。当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落实促使人们侧重受教育权的积极面向,认为公民受教育权只能且必须依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新中国方能实现。改革开放后,为展现国家复兴姿态,受教育义务得以入宪。这种规范变动以及当下的社会变迁共同引发受教育权积极面向的淡化及其消极面向的回归。于是,人们不再下意识地认为受教育权的实现必得依赖国家,而是将国家供应的义务教育视为一种满足基本需求的“底线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转而寻求实现更高质量教育的多样化途径。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三个向度及其宪法展开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越性在于全过程,它强调人民民主的三个向度,并蕴含于我国现行宪法中。在马克思主义全面观的指引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全面拓展了人民民主的范围广度。我国现行宪法明确了最广泛、最真实的人民民主范围,全方位表达了人民民主的内涵,并确立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人民民主形式。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观的指引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提升了人民民主的内容深度,保障了人民民主发挥正向作用。我国现行宪法贯彻辩证统一原则,平衡人民民主与多元宪法价值,促成其在不同条件下的统一,并运用公法衡量原则作了技术性权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指引下,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坚持完善中国式民主制度,推进落实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历史的必然,我国现行宪法变迁机制适时推进人民民主,为形成、发展和优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提供富有生命力的宪法基础。

“五四宪法”民主原则的当代意义

“五四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党领导人民自主地运用制宪权而制定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与时代性。在纪念“五四宪法”制定7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全面回顾和梳理“五四宪法”的制定历程,准确把握“五四宪法”的核心精神,同时认真总结新中国宪法实施的成就,客观地分析存在的问题,进而深入思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发展道路。“五四宪法”在制宪理念、制宪内容与制宪过程中以民主原则为基础,体现了新中国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毛泽东在1954年6月14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指出,“五四宪法”草案的“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

“五四宪法”的宪法观及其发展

“五四宪法”的宪法观不仅设置了中国宪制发展的基本方向,同时也构成了理解现行宪法之宪法观的历史起点。为确保讨论的聚焦,可从宪法功能观、宪法权力观、基本权利观和宪法实施观四个方面来展开。从“五四宪法”到现行宪法的宪法变迁过程中,均可看到在上述四个宪法观方面的延续和发展。在宪法功能观方面,呈现出从确认功能到规范功能的转变;在宪法权力观方面,呈现出从一元性权力向有限多元性权力的发展;在基本权利观方面,呈现出从基本权利的宣示性功能向基本权利之保障与限制的规范性功能的展开;在宪法实施观方面,呈现出从传统的宪法监督走向以合宪性审查为中心的宪法全面实施。

论党内法规的宪法渊源功能

党内法规具备宪法渊源功能,它既能够在宪法修改中充当修宪渊源,也能够在合宪性审查中充当认知渊源。以宪法文本的认可和党内法规是否涉及宪法关系、是否涉及实定的宪法关系为标准,我们可以识别出具备宪法修改渊源地位和宪法适用渊源地位的党内法规。在修宪活动中,党内法规通过中国共产党和修宪机关互动的方式转化为宪法内容;在合宪性审查中,党内法规主要通过与宪法解释相结合的方式为合宪性审查依据提供内容。在诸多认知渊源中,党内法规、党和国家政策、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成例、部分国际条约都属于合宪性审查机关应该适用的宪法渊源,应当优先适用,民族风俗习惯属于可以适用的宪法渊源,其适用顺位低于应该适用的宪法渊源。

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构建及其功能研究

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构建,自从2014年10月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其作出相关部署之后,随之得以迅速推进。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并从2016年1月开始实施。2018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对该决定作出修改。2018年3月,宪法宣誓制度顺利入宪。作为程序性制度的宪法宣誓,既是特定公职人员履新之时的法定仪式,又是其自觉遵守宪法的政治表态,亦可成为普通民众遵守宪法的榜样示范。所以,实行宪法宣誓制度有助于增强普通民众尤其是履行宪法宣誓法定义务的主体的宪法意识,对于维护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新《体育法》的宪法基础及其展开

2022年6月24日通过,202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体育法》,是对1995年颁布实施的旧《体育法》的全面修订。新《体育法》以宪法精神为指引,以宪法原则和规范为遵循,坚持依宪立法、科学立法原则,将宪法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精神贯穿于《体育法》修改全过程。宪法是新《体育法》制度构建的根本法基础,新《体育法》是对宪法意涵的丰富与展开。新《体育法》在立法目的的规定上更加集中、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宪法根据”的要求;新《体育法》通过规定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实现了宪法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体育立法上的转化;新《体育法》以宪法关于公民权利条款为基础,在保障公民体育权利方面有较为明显的进步;新《体育法》以宪法规定的“共享”理念为指导,细化了体育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与措施;新《体育法》通过规定推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落实宪法关于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保护人民健康的国家发展目标。

当事人宪法援引的实践考察与规范化路径

司法裁判中的宪法援引可有效回应社会层面对宪法实施的功能需求,进一步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借助大数据分析,可以清晰地把握宪法援引案例的总体分布情况。通过类型化梳理,当事人的宪法援引方式包括罗列式、关联式、说明式和回应式,法院对不同援引方式的回应主要包括不予支持、纠正援引和认可援引。司法实践显示,对当事人的宪法援引有回应的必要,但法院的回应率相对较低。法院对当事人宪法援引的重视程度、规范化程度以及回应能力均需进一步提升。为此,应确立援引原则、明确回应情形、开展援引培训、制发指导性文件和案例,以推动宪法援引规范化发展,使其成为有迹可循的宪法实施方式。

论宪法规范力

“法律上的宪法”在德国一度被认为只不过是对现实权力的规范表达,宪法学作为一门规范科学的价值也因此受到挑战。在此背景下,本文指出,法律上的宪法与政治和社会现实之间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宪法既受现实条件的制约,又规范和塑造着政治和社会现实。宪法规范力的作用发挥,受制于现实条件的影响、宪法对社会变化的适应性、人们对宪法的尊崇意志、宪法内容以及宪法实践。紧急状态是检验宪法规范力的关键时刻,然而《德国基本法》并未做好准备以接受对其规范力的检验。原因之一是,从“人们对宪法的尊崇意志”这个宪法规范力赖以发挥作用的最可靠的保障来看,《德国基本法》只是有限地扎根于普遍意识并得到其支持;原因之二是,包括自由原则等在内的宪法内容受到了深刻的质疑;原因之三是,《德国基本法》缺少关于紧急状态权的规定。宪法规范力能否得到有效发挥,取决于宪法规范力及其基本前提是否得到恪守和强化。

论党对宪法实施工作的领导

宪法实施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宪法学命题,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宪法的制定,还领导宪法的实施工作。党对宪法实施工作的领导包括通过发展宪法来实施宪法,通过立法实施宪法,以及宪法直接实施和监督宪法实施。针对不同的宪法实施路径,党领导宪法实施的方式略有不同,但整体而言,党领导宪法实施应当是一种宏观领导,把握大局和方向的领导,而非具体的领导,党不能干预甚至代替其他宪法实施主体开展具体的宪法工作。

作为制宪典范的1954年宪法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法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其制定当时,而是延展至今日。从其对后续宪法发展角度来看,1954年宪法具有无可争辩的典范意义和先例价值。从制定主体来看,1954年宪法开创了人民参与制宪的先例。从文本基调来看,1954年宪法奠定了规范宪法的基本框架。就立法技术而言,1954年宪法构建了“序言+四章”的稳定体例。就制宪方法而言,1954年宪法制定的组织方式、程序安排和决策理念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宪法观念的中国表达

如何认知和理解“宪法”,秉持何种“宪法观念”,是宪法理论研究和实践展开的重要前提。与一国宪法实践天然具有的本土性相契合,宪法观念具有独属于本国的内在特质及表现形式。与其他主体相比,国家宪法观念具有普遍性、主导性、稳定性和实践性。普遍性赋予观念流行的群众心理和社会基础;主导性确立观念竞争中国家的支配地位;稳定性提供观念物化的时间和力量蓄积。三者结合,使国家宪法观念获得了其他主体难以比拟的实践效力。国家宪法观念集中表现为国家使用的“宪法是什么”的话语,传递着国家对宪法的认知和理解,塑造着个体的宪法观念和当下的宪法实践,成为我们在试图回答“宪法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时,凭借直觉或稍加思索就能够加以调用的话语资源。“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依据”,是中国宪法观念表达的核心话语。“根本法”“总章程”和“总依据”,是表达中国宪法观念的具体意象和关键词汇。作为国家高频使用的宪法话语,共同承载着我们国家对宪法的认知和理解,构成宪法观念表达的中国话语体系。

宪法实现概念的三维释论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但宪法实施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宪法实现。宪法实施乃宪法实现的客观过程,宪法实现系宪法实施的效果判断。在学理上,宪法实现的概念兼具规范、功能和价值三维属性。从规范维度看,规范实现即宪法实现,它包括实现宪法规则、实现宪法原则以及实现宪法精神。从功能维度看,功能实现即宪法实现,它包括实现宪法经济功能、实现宪法政治功能以及实现宪法文化功能。从价值维度看,价值实现即宪法实现,它包括实现宪法目的性价值以及实现宪法手段性价值。

论“五四宪法”对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的奠基

“五四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得益于对国家客观宪制需求的精准把握、对制宪目标的科学反映、对各方面意见建议的充分考量,以及1975年、1978年两部宪法因受困于特殊历史背景而呈现的时代局限性,“五四宪法”在相当程度上成为1982年修改宪法的直接参照蓝本。2024年适逢“五四宪法”七秩之庆,大半个世纪前的一些宪制探索迄今仍具有相当的思想镜鉴意义。充分汲取“五四宪法”的制宪智慧,从中充分提炼其现时生命力与制度延展性,无疑是对这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奠基之作七十华诞的最佳纪念。笔者谨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下称“央地关系”)为视角,略表浅见。

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建构

构建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法学研究的基础议题。21世纪以来宪法学方法论的多元境况,成为中国宪法学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建构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应以规范主义立场的法解释学为方法论轴心,同时对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科研究方法持开放态度,遵循历史、规范和实践的三重理论逻辑展开,具有中国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学术品格。中国自主宪法教义学知识体系的主体框架,主要包括宪法总论教义学、国家组织教义学、基本权利教义学和宪法保障教义学四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