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宪法修改与违宪审查

日本修宪动向引起其国内外的关注。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和国会通过"解释改宪"和立法架空宪法。日本的权力结构和文化基础形成了日本法院违宪审查中的消极主义,使得违宪审查不能对"解释改宪"和立法架空形成强有力的制约。具体审查的性质也影响了违宪审查的效力,但也要求其他国家机关对法院的违宪判决予以充分的尊重。日本宪法修改程序的刚性是迫使日本政府"解释改宪"和立法架空宪法的原因之一。这种严格的修宪程序一方面有利于保障日本宪法的和平主义原则,另一方面却又影响了日本宪法的及时修改。修改宪法修改程序本身必须遵守现行宪法规定的修改程序。

我国宪法修改程序的宪政分析

宪法修改程序是宪法修改制度的重要方面,对规范宪法修改、维护宪法的稳定性、保障宪法的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现今的宪法修改程序却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我们的宪政精神也相去甚远。本文针对我国宪法修改程序的问题与不足,基于宪政的视角,结合宪政的法治、民主、人权这三大要义对其进行分析,进而作出宪政环境下我国宪法修改程序的思考设计。

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与模式选择——以中国近六十年宪法变迁为语境的检讨

在中国宪法的实施过程中,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不同修宪模式的竞争性主张,其中,渐进式修宪模式与一次修宪模式之间的观点争锋尤为激烈。渐进式修宪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宪法修改的有限度理论;一次修宪模式的理论基础为宪法修改无限制论。中国近六十年来的宪法变迁实践显示,宪法修改的许多原则性或者根本性问题仍然无法在当今中国形成共识,宪法修改仍然必须面对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价值多元与价值重构。宪法修改的核心功能已经从传统的"限制政府权力"范式转移为国家价值多元化时代的"社会共识的整合"范式。为此,采用折中的以宪法修改限制理论为理论基础的阶段式修宪模式将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修宪模式的一种最佳选择。

宪法修改的限制理论与宪法核心之保障

宪法修改在于缓解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社会现实恒动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以修宪限制理论为基础,宪法修改不得变更和不可伤害宪法核心,同时也必须捍卫和保障对宪法存立具有本质性重要意义的宪法价值。首先,宪法修改的边界在于不得侵犯制宪权的领域,以修宪之名而僭越制宪权的宪法修改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宪法破坏;其次,宪法修改的边界应该止于不可变更和不容侵犯的宪法核心,这些宪法核心包括基本人权原则、国民主权原则、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等;再次,对修宪条款本身的修改应该被置于宪法修改限制理论最为严格的适用标准上而予以反对。德国和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宪法学说认同和平主义的宪法原则是内涵于两国宪法中不容侵犯的宪法内核,因而,对德国和日本宪法中的军事和国防条款的修改应该予以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

我国宪法修改原则论析

宪法不能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也不能一成不变,解决的办法是为宪法修改确立原则。在对我国宪法的修改过程中逐渐确立起修宪总原则即修宪指导思想和一系列具体修宪原则———即只对非改不可的问题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问题不作修改,有些问题通过宪法解释予以解决,这些修宪原则对规范宪法修改活动、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修宪的具体原则也存在标准不确定等缺陷。笔者认为,宪法修改应当遵循谨慎性、被动性、谦抑性、程序正当和公民参与等原则。

监察体制改革与宪法修改之学理阐释

监察体制改革是我国国家机关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监察委员会是反腐败的专门机关,其地位与一府两院平行。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对我国国家机构体系将产生重大影响,由此产生一系列的宪法和法律问题,其中监察委员会建构的合宪性问题尤其突出。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具有合宪性,但并没有直接的宪法依据,其合宪性只能从《立法法》第十三条推定。由此可见,监察委员会制度虽然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建立,但法律的规定不能代替宪法的规定,无论是先修改法律还是制定新的法律,都必须通过修改宪法才能使法律与宪法保持一致,在宪法解释无法满足合宪性的条件下,修改宪法是必要的。通过对现行宪法有关国家机构规定的全面分析与整理,根据宪法原理阐释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地位和职权,从学理的角度提出宪法文本的如下修改建议:监察委员会要向同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但不接受质询;监察委员会不能对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任命产生的国家领导人实施具有强制性的监察措施,但可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专门报告或者监察建议;监察委员会在行使侦查等司法性权力时,应当适用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受到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制约。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宪法修改

随着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发展,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引发了宪法内容与宪法规范对于社会事实的相对滞后性,并且这种滞后已经突破了宪法解释所能容纳的范围与技术要求。面对这一形势,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做出了对我国宪法进行适当修改的重大政治决定,开启了自1982年宪法颁行以来的第五次宪法修改。这次宪法修改应该包括宪法指导思想、国家建设目标、政治体制、司法体制、农村土地制度及宪法具体实施部门等相关内容。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范,能够更好地发挥宪法的规范、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宪法保障。

2018年我国宪法修改的政治逻辑与法理基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2018年我国宪法修改的政治逻辑与法理基础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三者有机统一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并确立下来的,这也是中共中央对2018年宪法修改提出的总体思路和总体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路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逻辑前提,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坚持党的领导的现实基础,是坚持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2018年我国宪法修改的程序和宪法修改的一系列内容均集中体现了三者有机统一的思想。

以宪法修改为契机全面推进依宪治国

在详细介绍了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工作的全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此次修宪相对于现行宪法前四次修改所具有的特征,指出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改工作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早于党的十九大启动,同时在宪法修改过程中结合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并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宪法,使得党章规定的指导思想通过宪法修改转变为宪法所肯定的国家指导思想,保证了执政党执政理念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此次宪法修改还完善了五项宪法制度,其中国家主席任期制度和宪法实施监督制度都是原来就有的,通过这次宪法修改进一步加以完善;宪法宣誓制度、国家监察制度和设区的市享有地方立法权制度是通过宪法修改在宪法中新增设的制度。通过上述修改使得现行宪法能够始终与执政党的大政方针保持价值理念和制度逻辑上的一致性,确保宪法与社会现实相适应,充分体现了现行宪法与时俱进的品格。最后,分析了此次宪法修改所体现的执政党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决心、信心和行动力,指出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改强调了宪法的规范指引作用,弘扬了宪法权威,有助于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各项法治工作的有序进行,同时也为践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宪法基础。

宪法修改与宪法解释

宪法修改和宪法解释都是宪法演进的方式,但宪法解释是顺着宪法文本的原意往前走,而宪法修改则是对宪法文本的改变或补充,它多多少少改变了其方向——不是整个宪法的方向,而是宪法中的某些条文的方向。考察我国现行宪法的31条修正案,其中有些条文是应该修改、必须修改、也是只能用修正案的形式而很难用宪法解释的方式表现的;但也有些条文是可以用宪法解释的方法、而不必启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加以改变的。

法国2008年宪法修改述评

2008年,法国大规模修改宪法,一方面通过提升议会地位、限制行政权力来实现国家机构间权力的新平衡,另一方面通过调整国家与社会成员间的关系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加强基本权利自由保障。

宪法修改程序比较

在一定程度上宪法修改程序决定了宪法修改的实质内容。具有约束力的、科学的宪法修改程序能起到一种规范、制约和过滤的作用,是控制和保障宪法修改权力行使的合理性的重要机制和有效措施。宪法修改程序主要包括修宪议案的提出、议决和公布三个重要步骤。对一些国家有代表性的宪法修改程序进行梳理,能够为完善我国宪法修改程序提供思路。

我国现行宪法修改制度的评析及其完善

我国宪法一直面临着保持稳定性与适应社会现实性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规范我国现行宪法修改制度,以控制宪法修改频率,提高宪法修改质量。我国现行宪法修改制度存在的最大不足是我国的宪法修正案不能作为独立的条款直接被引用,且缺乏一些必要的程序,必须予以修改完善,以使其更好地规范和保障我国宪法的修改。

要突出宪法修改对基本政治制度的保障功能

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些最基本的政治制度还没有最终定型,因此,宪法目前更重要的是要发挥自身的政治功能,确认和保障基本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改可以充分发挥宪法的政治功能,通过修改宪法来肯定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宪法,必将对推动我国各项基本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宪法修改与私人财产权保障的历史考察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私人财产权的保障与宪法的完备有着密切的联系。宪法的四次修改完善了宪法的规范体系,保障和促进了私人财产权的实现与发展;而私人财产权的实现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又推动着宪法的完善。

宪法修改的时代主题与中国逻辑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我国现行宪法的第五次修改。这次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我国现行宪法作出21条修改,即第三十二条至第五十二条,其中既有明确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内容,也有调整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国家奋斗目标的内容,以及充实完善我国革命和建设发展历程。

2018年宪法修改与新时代中国法治的发展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现行宪法的第5次修改,也是时隔14年之后的再度修改。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个国家法治秩序的根基,也是保持法治秩序统一和谐的最高判准。尽管从学理上或许对法治秩序有着见仁见智的认知,但其核心无非是依据宪法原则和宪法制度首先形成以宪法为中心的法治秩序,然后经由法治秩序的牵引或规训形成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宪法秩序合理转换成国家秩序与社会秩序其实要求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

现行宪法修改述评

现行宪法的修改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修改方式上采取修正案的形式进行局部修改 ;修改程序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而启动 ;修改比较频繁、修改内容主要集中在经济制度部分。究其成因 ,主要是由我国宪法的渊源和宪法制度。

宪法修改与人权发展

权利的本质是自由,宪法规定的权利称为基本权利,中国宪法关于权利的立宪模式是基本权利加人权兜底条款。人权进入宪法后使基本权利由封闭静态的体系变为动态开放的体系。历次宪法修改主要与经济人权条款有关。这次修宪使社会经济自由度得到极大扩张。但是,宪法关于人权的规范还要进一步发展,建议增加基本人权种类和完善人权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