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财产权与纳税人权利保障的宪政维度

宪法财产权是指公民创造的全部财产不受任何侵犯的自然法权,它由公法上的纳税人权利与民法上的私有财产权两个部分组成。依照与国家之间在先的契约原则,公民须向国家交纳自己创造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国家赋税,并由此成为纳税人;宪法赋予国家与公民之间对于公民创造的全部财产的分割程序与原则,公民由此享有对国家赋税征收列支等经济政治社会诸事务的广泛参与权,这种由公民财产分割程序与原则延伸出来的政治参与权就是纳税人权利。保障宪法财产权基础上的纳税人权利,是宪政治理逻辑与历史的双重起点。

中国宪法财产权相关问题的哲学思考——基于马克思私有财产的概念

马克思语境下的私有财产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用于生产过程追求价值增值,导致对人的奴役和剥削的生产资料。马克思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辩证、科学地分析了私有财产的历史存在权和历史暂时性。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私有财产概念的考察,对我国目前学术界关于财产权在宪法中的位置、财产权在宪法中的含义、财产权在宪法中的保护以及财产权在宪法中的限制等问题进行了反思。

宪法财产权视野下的公民参与公共预算——以福街商业街的兴起与改造为例

南方市福区福街①商人自治组织基于宪法财产权的公民参与预算行为,对于地方政府公共预算行为产生了实际影响。福街商业街的最初兴起,是南方市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迹象,由此催生了所谓宪法财产权的产生。宪法财产权包括民法意义上的物权权利,和公法意义上的纳税人权利两个部分,这是公民参与预算的重要理论范畴。一方面,公法意义上的纳税人权利是公民参与预算的法理基础,公民享有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对公共预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另一方面,民法意义上的物权权利是公民参与预算的价值目标,它是检验公民参与公共预算效度的重要指标。

公民宪法财产权略论

我国学者一般未将公民宪法财产权与公民民法财产权相区分。公民宪法财产权与公民民法财产权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借鉴西方财产权的基本理论,分析它对公民宪法财产权的意义。

宪法财产权与国家义务

财产权的保障并非只有消极等待宪法,但宪法财产权规范并非可有可无。民法和宪法都有保障财产权的制度,但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宪法财产权规范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国家的积极和消极义务,首先是立法机关的义务,即立法作为与立法不作为的义务。宪法财产权规范的确立对立法而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法律意义。

完善宪法财产权——基于我国公民宪法财产权问题的分析

现代宪法既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又是公民权利的宣言书。宪法的首要和根本的任务是规定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 ,保障人权。新形势下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 ,中国加入WTO ,体现在宪法上 ,就是公民基本权利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升华。在这些宪法权利中 ,公民财产权尤其值得关注。

从宪法财产权条款视角论中国财产权的社会责任承担

财产权的社会责任是由其自身的社会特性所决定的。目前,中国宪法财产权条款存在公共财产权社会责任缺失、私有财产权社会责任承担方式简单、公私财产权社会责任承担不平衡等失当状态,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中国特色的财产权社会责任理念和制度的形成和构建。西方法治国家的财产权社会责任范式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公私财产权平衡承担社会责任的制度范式是中国的次优选择。

宪法财产权研究——从政治哲学到政治科学的分析路径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最基本的自然法权,它不是私法上保障的公民财产所有权,而是公法即宪法保障的宪法财产权。宪法财产权是人类宪政政制的逻辑起点,保障私有财产权就是明确私有财产不受非法赋税侵犯,公民完全有权利针对国家赋税的程序、办法与额度进行制度性协商与规范。

宪法财产权的性质及其与民法财产权比较研究

宪法学中所界定的财产权概念有其特别含义,并非是对民法中财产权概念的复制及确认。从宪法财产权的主体角度看,宪法财产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从私有财产权入宪的角度看,宪法财产权具有普遍性、不可让与性、不受侵犯性;从权利保障的角度看,宪法财产权是对人格尊严的尊重;从权利属性的角度看,宪法财产权表现出由消极性向积极性的转变。宪法财产权和民法财产权无论是从权利属性、设定目的、权利侧重点还是保障方式上看都存在着明显差别。具体而言,宪法财产权和民法财产权分别以基本权利和具体权利为出发点,在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中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共同构筑财产权保护的坚实体系。

有关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分析

明确宪法第13条意义上的财产权具体包括哪些权利,具有重大意义。法学界往往将私法财产权等同于宪法财产权,这一做法忽视了法律和宪法之间位阶不同。确定宪法财产权保护范围,只能通过宪法解释完成。本文从宪法保障财产权的目的出发,结合2004年宪法修改的背景,探讨哪些私法和公法权利属于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提出个人观点来判断一项权利是否构成宪法财产权。

从财产权保障视角论我国的宪法财产权条款

宪法财产权条款是一国宪法确立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地位的规范依据。我国现行《宪法》第13条规定是我国宪法上的财产权条款,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但我国宪法财产权条款采不完善的"保障+剥夺"二层结构,因而应予修正,改采完善的"保障+限制+剥夺"三层结构。一国宪法财产权条款所保障的财产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一切具财产价值的私法上的权利和公法上的权利都在其内,具财产价值的期待性权利乃至存在合法性瑕疵的财产也可以有条件地包括其内。宪法财产权条款为一国宪法上的财产权提供双重保障机制,即个别保障与制度保障、存续保障与价值保障,我国宪法财产权条款在此方面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论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

明确宪法第13条意义上的财产权具体包括哪些权利,具有重大意义。学界往往将私法财产权等同于宪法财产权,这一做法忽视了法律和宪法之间位阶不同。确定宪法财产权保护范围,只能通过宪法解释完成。本文从宪法保障财产权的目的出发,结合2004年宪法修改的背景,探讨哪些私法和公法权利属于宪法财产权的保护范围,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分为两个步骤,来判断一项权利是否构成宪法财产权。

房地产税的宪法学思考——以宪法财产权为中心

房地产税立法应在形式上和实体上符合宪法的要求。在实体上,立法者不应突破我国《宪法》第13条第1款设定的界限。房地产税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干预应当符合比例原则,即应当服务于正当目的,能够促进该正当目的实现,干预措施处于必要限度,并且不构成对公民财产权的过度负担。开征房产税可以服务于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这一目的具有正当性;开征房产税能够有效促进这一目的的实现;与其他税收相比,房地产税对个人财产权的干预强度相同,在这种意义上具有必要性;房地产税不应导致房地产所有人承受过重的负担,因此,立法者在设定税率时应当确保税额不超过预期收益,否则,房地产税的征收将产生逐步没收公民财产的效果,侵犯宪法财产权。

论我国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阻止国家权力侵入私入领域 ,对公民财产权进行宪法保护 ,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我国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完善了公民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 。

宪法财产权及国家义务

民法和宪法都有保障财产权的制度,但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宪法财产权规范的意义在于它确立了作为一方当事人国家的积极和消极义务,国家的义务首先是立法机关的义务,即立法作为与立法不作为的义务。宪法财产权规范的确立对立法而言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与法律意义。

宪法财产权、政治嵌入与正当妥协的宪政本土化重构——以浙江A县H村“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为例

浙江省A县H村'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创新源于村民自治'五步法'机制,它拓展了公民参与公共预算的民主政治。一是突破了'宪法财产权'关于公民因纳税而参与公共预算的民主财政理论范畴,即公民超越纳税人地位,对于由捐献财产与自然资源而形成'共有'性质财产的公共预算仍具有政治参与权利;二是突破了'政治嵌入'关于公民从体制外非制度性'嵌入'政治活动的利益表达理论范畴,即公民能够在体制内重组政治资源,制度性'嵌入'公共预算等政治活动中;三是突破了'正当妥协'关于国家政治权威与民间社会权利之间宽容妥协的协商民主理论范畴,即地方党委政府与基层民主政权之间能够通过协商民主对公民参与公共预算建构宽容妥协关系。因此,在照搬财政立宪主义理论却无益于中国代议制民主政治发展之困局下,运用'宪法财产权'、'政治嵌入'与'正当妥协'等本土化理论资源,能够建构公民有效参与公共预算的宪政地方性知识,这是H村村民自治'五步法'机制下'村民(财务)监督委员会'等制度创新给予政治学界的启示与思考。

宪法学语境中的财产权

对财产权的保护是现代宪法核心原则之一。以往从私法角度出发对财产权保护的研究,使学界对宪法在财产权保护中的根本作用重视不足。恰逢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在此背景下,探讨宪法学语境中的财产权,探索更为完善的宪法财产权规范构建,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

论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本保障 ,在公民的基本人权中 ,财产权又居于核心地位 ,很值得重视。加强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 ,我国宪法关于私有财产权的规定尚存在缺陷 ,应通过修宪给私有财产权以宪法保障。

分析我国宪法关于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的相关规定

2004年修宪在宪法总纲中确立了私有财产的地位,扩大了私有财产的范围,建立了私有财产征收征用补偿的制度,此举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和巨大的宪政价值,但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在两方面仍有瑕疵:对私有财产权保障的种类和保障的客体范围限制过大;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还需再彻底一些。

财产权的入宪路径与民主检验

财产权入宪有近代与现代两条路径,它们在理论基础、适用原则、补偿基准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近代路径采取绝对保障模式,虽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繁荣了经济、促进了自由,但在现代背景下其越发凸显出反民主多数的原罪难题。现代路径对近代路径进行了民主检验,采取相对保障模式。为实现财产权与民主多数的和谐,现代路径重构了财产权制度之目的、扩展了警察权力的范围、创立了宽松的司法审查基准。中国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代课题与现代课题相互交融,在财产权入宪问题上,宜采取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