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家庭债务与金融整治——基于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四期数据,构建Pr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并基于近年来金融整治的一个典型样本——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构建强度DID模型探讨实行金融整治政策能否有效降低家庭债务。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的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负债概率和债务水平;(2)金融整治之后,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债务水平出现显著降低;(3)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整治政策对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的债务缓解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贫困家庭和农村家庭中更为显著,在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发挥了有益作用。研究结论对我国规范发展数字金融、防范金融风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挤入”抑或“挤出”:财政转移支付对消费的影响——基于家庭债务异质性视角

深刻理解家庭债务异质性背景下财政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这对政府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具有重要价值。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6和2018年三轮面板数据,以及2006—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家庭债务异质性视角下财政转移支付的消费效应。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挤入了家庭消费,随着家庭债务水平的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的挤入效应减弱,且家庭债务异质性导致的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对财政转移支付冲击的反应存在差异;家庭债务异质性视角下财政转移支付对消费的影响可通过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两个渠道发挥作用;不同区域的家庭债务水平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消费效应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政府应该考虑区域债务水平的差异来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并合理控制家庭部门杠杆水平,降低家庭经济风险,提振消费。

数字金融能力与城镇家庭债务风险:倒U形特征与机制解释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构建了数字金融能力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表现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形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力通过增加非理性支出、提升信贷可得性和增加风险偏好扩大家庭债务规模,进而导致债务风险增加;另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力也会通过增加财富积累能力和减少非正规渠道借贷行为实现资产增值和降低借贷成本,从而降低家庭债务风险,而两者之间的倒U形关系是由数字金融能力提升所带来的净效应决定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低资产城镇居民的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债务风险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而中、高资产城镇居民的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债务风险呈现出倒U形特征;不同教育程度的城镇居民数字金融能力与其家庭债务风险之间均呈现倒U形特征,但受教育程度越高,拐点出现得越靠左。

城镇家庭债务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HF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前,我国呈现出家庭各项贷款余额增速攀升而居民幸福感增速缓慢的背离局面。作为缓解居民收入约束、平滑消费的重要手段,家庭债务究竟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为了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究,论文采用多年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城镇家庭债务与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基于全样本,发现与无债务家庭相比,负债家庭居民的幸福感更低。其次,对于负债家庭而言,债务主要通过降低居民婚姻可能性、恶化居民健康水平、加剧家庭财务脆弱性三个方面降低了负债家庭居民的幸福感。最后,从户主特征的角度看,债务规模的增加更多地降低了户主年龄为31-55岁阶段、学历为本科以下家庭居民的幸福感;从家庭特征来看,债务规模的增加更多地降低了中等收入以及小型化家庭居民的幸福感。根据实证研究结果,从优化负债结构、提升居民幸福感的角度提出可参考的政策优化思路。

人工智能应用是否影响了家庭债务?——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并从信贷供求渠道验证了两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应用抑制了家庭债务规模的上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应用更容易抑制户主为低教育水平的家庭、农村户口家庭、西部地区家庭以及低人力资本存量地区家庭的债务扩张。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应用主要通过紧缩信贷供给从而抑制了家庭债务上涨。

移动支付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基于CHFS的数据

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探讨了消费性支出在移动支付导致家庭债务水平增加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移动支付的发展对家庭的债务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移动支付导致了家庭债务规模的扩大;消费性支出在移动支付与家庭债务之间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因此,要持续推动移动支付方式,倡导居民理性消费,控制合理的家庭债务水平。

移动支付对家庭债务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9年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研究移动支付对家庭债务水平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不同家庭群体间的差异性。结果显示:移动支付的使用显著提高家庭绝对债务水平和相对债务水平,进一步的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的可靠性;促进家庭消费和信贷可得性是移动支付导致家庭债务水平提升的两个主要渠道;移动支付影响家庭债务水平在不同的家庭群体中呈现异质性。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移动支付业务发展进程中完善网络信贷平台风险监管机制、提升家庭适度消费和网络信贷风险防范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差异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经济行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金融发展在给家庭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很可能导致家庭债务风险的累积。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其次,数字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素养低和收入差距高的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最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家庭信贷可得性和家庭支付便利性从而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于防范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和推进我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金融对家庭债务杠杆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基于2017-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于家庭债务杠杆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债务杠杆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金融主要通过居民消费来提高家庭债务杠杆;在家庭债务杠杆水平上,不同类型的家庭受数字金融的影响程度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对于已就业、已婚和对金融信息关注的家庭杠杆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我国家庭债务风险的测度——基于流动性与偿还能力视角

随着居民部门杠杆率急剧上升,其所隐含的家庭债务风险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但如何测度家庭债务风险,却鲜有研究。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借鉴企业债务风险测度方法,利用修正后的利息保障倍数指标,测度短期流动性视角下家庭债务风险;并参考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测度思想,构建家庭债务规模的线性模型,运用三阶段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测度长期偿还能力视角下的家庭债务风险。结果表明,短期流动性视角下家庭债务风险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家庭流动性资产占比先降后升是产生这一波动的主要原因;长期偿还能力视角下债务风险具有稳定上升趋势,且风险水平高于短期债务风险。此外,户主年龄、家庭收入及地区差异对债务风险有显著影响。细分债务类别后发现,家庭住房债务风险显著高于非住房债务风险。

扩大内需背景下家庭债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不同类型消费支出的比较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家庭负债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家庭债务对家庭消费支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当家庭债务每提升一个单位时,家庭消费总支出减少0.343%,生存型消费支出减少0.290%,享乐型消费支出减少0.514%。与此同时,家庭债务对中西部地区家庭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大于东部地区家庭,相比城镇居民家庭其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更大。通过影响机制发现,家庭存在“举债还债”的情况,需通过加大债务杠杆促进家庭消费支出。最后,本文提出注重家庭债务风险、合理维持债务杠杆、树立正确的负债观念的对策建议。

家庭债务、房产价格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运用VECM模型,研究家庭债务、房产价格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内存在正相关关系,房产价格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短期内,家庭债务和房产价格的上升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相对于房地产价格,家庭债务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更大。政府应当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定位,在保持家庭债务合理增长的同时,建立健全家庭债务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以保障经济平稳增长。

中国家庭债务违约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交易的影响效应研究

基于金融交易和实物交易资金流量表,构建中国金融交易的部门-部门型投入产出式资金流量表和金融风险波及效应模型,定量测度家庭债务违约对各经济主体部门、各资金账户经扩散和波及所产生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住户部门发生债务违约后,在部门层面,非金融企业部门受影响程度最大;在资金账户层面,家庭债务违约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大于金融交易活动的影响。在违约风险传染过程中,各经济主体部门、各资金账户受到的波及效应存在较大差异性。风险爆发初期受到冲击较大的经济主体部门,有可能最终受到的损失相对较小,初期受损失较小的部门或交易项目,后期的金融风险可能处于扩张状态中。鉴于此,应充分运用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强化居民家庭债务约束,引导居民理性负债。

资产价格波动、家庭债务杠杆与系统性金融风险

如何抑制家庭债务杠杆的持续上升,如何预防资产价格波动加剧,最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当前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基于此,本文从家庭部门的微观视角出发,梳理研究资产价格波动、家庭债务杠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机理和传染路径相关文献。试图回答如下三个问题:(1)如何界定和有效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2)资产价格波动和家庭债务杠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微观影响机理是怎样的?(3)资产价格波动和家庭债务杠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效应有多大?

中国家庭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1997～2011

运用单位根、协整和VECM的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家庭债务和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997～2011年间家庭债务和宏观经济波动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家庭债务增长1个单位,GDP相应增长0.03个单位。从短期来看,家庭债务增加促进经济增长。基于实证结果,政府及相关机构应完善消费借贷的相关制度,保持家庭债务合理增长,家庭应合理控制债务的规模和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家庭债务增长关系的实证考察

文章采用1997-2012年老年人口抚养系数、少年人口抚养系数、居民消费、家庭债务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季度数据,运用单位根和VECM的检验方法,检验了人口结构变动对家庭债务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少年人口抚养比的下降将促进家庭债务总额的增加,老年人口抚养比、居民消费总额和长期贷款利率的上涨则会促进家庭债务增长。基于实证结果,笔者建议政府及相关机构应完善社会养老福利制度,适量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同时深化金融改革,推行利率市场化,使家庭债务能保持平稳增长并推动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基于SVAR模型的中国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采用1997—2013年季度数据,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实证检验了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家庭债务解释了近30%的产出波动,企业债务则解释了近40%的产出波动。在短期中,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增长会促进总产出的扩张;长期中,高家庭债务规模会阻碍经济增长,企业债务对产出的影响趋于平缓。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引导家庭部门与企业部门根据自身资源状况进行借贷,合理控制债务规模,降低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基于VECM模型的信贷约束、家庭债务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分析

采用1997-2013年家庭债务、贷款价值比与GDP增长率等变量数据,在借鉴Kim的模型基础上,构建VECM模型,检验了信贷约束、家庭债务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短期内宽松的借贷约束促进了家庭债务的增加,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宽松的借贷约束会导致家庭债务过高,阻碍长期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率、家庭债务等变量相比,贷款价值比、利率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因此,政府决策部门应制定合理的消费金融政策,居民应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以实现家庭债务的可持续性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家庭债务与财政支出效应——基于异质性家庭的DSGE模型分析

构建包含异质性家庭和内生财政规则的DSGE模型,考察家庭债务对财政支出效应的影响和不同财税工具的效应差异。结果表明:家庭债务是影响财政支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引入家庭债务后,长期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由-0.183上升为-0.121,长期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则由0.343上升到0.721;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的正向冲击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前者会挤出居民消费、私人投资和产出,后者短期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其长期政策效果欠佳;短期内,增加投资性支出的政策效果较为显著,但从长期来看,通过减税政策所带来的产出和消费增长效果要明显优于财政支出扩张效应;异质性家庭的经济行为对财政支出和减税冲击的响应存在显著差异,有财产性收入的借出家庭在政府大规模投资计划中获益更多,降低一次性税收则有利于增加借入家庭的消费。基于此,政府应审慎对待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并注重财税工具的长短期结合运用。

中国家庭债务、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采用1997～2008年相关统计数据,文章考察了家庭债务、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债务与消费以及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家庭债务是影响消费变动的格兰杰原因,消费是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同时,经济增长是引起家庭债务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因此,政府应加快推进消费金融市场建设,合理控制全社会的家庭债务规模,使家庭债务规模的扩张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居民应该合理配置家庭资产结构,加强家庭债务风险管理意识,最终实现效用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