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养老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

家庭养老能力事关社会养老服务需求与发展,亟需构建科学有效的家庭养老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文章利用CHARLS2018年调查数据,构建出由自我养老能力、配偶养老能力和子女养老能力组成的3个准则指标,共有9个子准则指标和17个观测指标构成的家庭养老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和复相关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并运用U检验、H检验和空间相关性分析家庭养老能力及其分维度的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子女养老能力、自我养老能力和配偶养老能力权重系数分别为0.555、0.288和0.157。家庭养老能力的得分为0.433±0.091,子女养老能力、自我养老能力和配偶养老能力分维度得分分别为0.121±0.056、0.066±0.019和0.245±0.069,均呈现右偏分布,子女养老能力维度失分最多,自我养老能力维度差异性最大。女性、农村和西部地区老人的家庭养老能力显著弱于男性、城市和东部地区老人。低龄老人自我养老能力和配偶养老能力显著较高,但子女养老能力也显著低于高龄老人。中国家庭养老能力居前三位的是上海市、北京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甘肃省和安徽省居后三位。研究发现中国家庭养老能力总体得分不高,自我养老能力与子女养老能力之间呈现“互补”态势。家庭养老能力分布呈现性别、城乡和区域差异性。养老服务体系需基于当前家庭养老能力及其分维度的地区差异性,因地制宜发展。

山西省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现状、问题与建议

在梳理山西省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扩大消费和促进就业的经济形势,提出新时期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家庭成员赋能减负,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性地位。

家庭养老床位政策的府际差异与模式研究——基于26个市级政策文本的比较分析

目的:家庭养老床位作为链接基层医疗服务资源与养老服务的中介,可有效解决社区、机构养老照护资源失配、错配与家庭照护负担过重的问题,对该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对完善家庭养老床位政策内容,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收集我国省会及试点成效较好城市出台的共26份家庭养老床位政策文本,运用文本挖掘和PMC指数模型,构建量化指标评价已有政策,并以上海、杭州、长春、苏州作为典型案例,梳理政策特征差异。结果:政策总体评价为合格等级,质量提升潜力较大;主要呈现学习-试验型、回应-赋能型、模仿-指令型三类政策模式;政策PMC指数在空间维度上存在差异,政策一致性呈现出东高西低的阶梯状,东、中、西、东北地区政策在不同层面各具优势。结论:我国家庭养老床位政策应根据各地区政策模式进行针对性改良,强化基层医养结合制度建设,通过科技赋能优化照护资源整合与配置,并大力发展养老产业,培育照护人才。

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家庭养老基层劝导机制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中国式养老解决方案。家庭养老是中国式养老的基本特征之一,但在学术研究和政策层面都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家庭养老责任履行不到位,是老有所养目标未能完全实现的主要原因。国家保障家庭养老责任切实履行,需要刑罚威慑、民事司法、行政督导三管齐下。血缘关系导致刑罚威慑和民事司法的实际保障效果有限,行政督导因而变得异常重要。发挥我国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优势,探索构建以村(居)两委为中心、基层养老服务组织等协助的家庭养老基层劝导保障机制,在组织、经验、财政等方面都具有可行性,是补齐行政督导短板的可行模式,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养老领域的可行实践。

传统孝文化精髓融入我国现代家庭养老路径探析

传统孝文化精髓对现代家庭养老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家庭孝道失范、学校重智轻孝、社会孝风不佳以及政府孝法缺位等因素的制约,传统孝文化精髓融入现代家庭养老效果不佳,从而导致我国部分家庭子女缺乏对传统孝文化精髓的理论认知、情感认定、意志认可以及行为认同。为此,必须通过营造孝慈家风氛围、挖掘孝德育人元素、培育孝亲社会风气、推进孝道制度建设等多种路径,促进传统孝文化精髓融入现代家庭养老。

广西农村家庭养老代际支持研究

立足广西农村人口高龄化、空巢化趋势非常明显,失能、半失能等问题突出和“未富先老”以及现有养老服务体系无法满足农村养老需求的现实,基于家庭代际支持理论对广西农村家庭养老代际支持现状进行研究,发现家庭结构变迁对农村家庭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日间照料和情感慰藉等传统代际支持都产生重要影响。在广西农村社会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少儿抚养比逐年递增导致广西农村家庭养老压力大。故而,要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就必须鼓励家庭成员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家庭代际支持,同时加大社会养老资源供给,以破解广西农村养老的困境。

失能老年人的家庭养老图景与政策选择

面对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失能老人群体,失能老人政策关注的不足影响了我国老年人乃至全体人民的养老安全预期。鉴于家庭照顾在现阶段以及未来仍旧是失能老人主流的养老方式,兼顾失能老人群体以及家庭养老传统模式的老年政策体系应当成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构建了一个分析家庭养老模式运作细节的框架,从压力源、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组织模式和家庭沟通过程维度,拆解了失能老人家庭在迷茫与希望阶段、挣扎和紊乱阶段以及适应与重组阶段发挥家庭养老功能时面临的风险因素及保护机制。基于对失能老人家庭照顾的一般规律的掌握,本文进一步从理念、具体政策和相关配套三个方面对失能老人照护制度体系提出建议。

我国家庭养老床位的研究现状

家庭养老床位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医、养、护相结合,各类资源整合的一体化居家养老服务,在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提高家庭照护专业化、减轻家庭养老经济负担等方面具有优势,但仍存在标准化建设不充分、医护资源整合不足、产品和平台待优化、补贴渠道未打通等问题。文章根据学术研究及各地实践现状进行简要梳理并提出对策,以促进我国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与家庭养老法制优化

家庭责任伦理是指导农民代际互动行为的价值规范,父代是接力行为的行动主体也是子代反馈行为的评价主体,父代责任伦理影响农民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秩序。城镇化背景下父代责任伦理进行了适应性调适,低龄父代延长资源积累时间,高龄父代克制消费需求,父代接力行为扩张。孝道话语在父代责任伦理调适下发生变动,孝道履责主体多元、孝道标准下降、孝道约束力弱化,父代为子代的反馈行为减负。为重塑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家庭养老法制融合孝道建构起有利于父代的保护话语,然而家庭养老法制保障力度加强却未同步改善农民家庭养老秩序,应然法律话语与实然孝道话语的分离是理解这一悖论的关键。家庭养老法制要立足于父代责任伦理的调适以及孝道话语的变迁,以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和父代主体意识为原则优化家庭养老法律。

护理机器人辅助家庭养老的伦理反思与治理策略

通过分析护理机器人在家庭养老中的伦理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机器人辅助居家养老的治理策略,发现护理机器人在家庭养老中存在着孝养关系淡化、社会关系异化、个人隐私透支等伦理问题。因此,需要从伦理价值嵌入、产品功能设计和法律法规完善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构建更加人性化的养老护理智能化模式,以确保护理机器人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护理需求。

从小床位到大福祉:家庭养老床位模式的发展与优化

作为一种新型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家庭养老床位模式的发展与优化对于助力民众增进福祉意义重大。家庭养老床位模式以满足养老现实需求为前提、以信息化手段为抓手、以多元主体资源整合为基础、以经济福利性激发动能而得以生发,融合了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的优势,为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优化升级提供了新路径。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发现,参与主体目标不一瓦解凝聚力、信息共享机制尚待健全动摇合作力、服务资源未能有效整合降低支持力、发展成本较高减弱引动力,使“家庭”“养老”“床位”“制度”等资源未能实现有效整合,影响家庭养老床位模式持续健康发展。基于家庭养老床位模式发展实际、借鉴国际经验,文章认为有必要优“通”助“统”、以“享”增“效”、促“整”提“质”、完善制度设计,促进“四力”融合,使家庭养老床位模式切实服务民众养老福祉水平的提升。

18世纪英格兰的家庭养老模式及其性别差异

18世纪被史学家誉为英格兰老人的黄金时代,是家庭养老、教区养老和济贫机构养老模式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家庭养老模式更受老人欢迎,主要由老人、配偶、子女、亲属或亲近者提供衣食住行、医疗和精神抚慰等养老资源,更适于有居家意愿,对家庭有依赖,并具一定经济来源的老人。这一模式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转向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老年群体在财富、资源有限情况下的习惯约定与暂时满足,它除了具有通常意义上的阶层差异外,还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老年男性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他们更容易获得养老资源,依赖配偶和未婚子女照料。而老年女性则依赖丈夫收入,更倾向子女的家庭照料。以上差异反映了18世纪英格兰社会养老资源的覆盖程度、家庭养老的承受能力以及老年女性的社会地位。

文化行动视角下的孝道文化与农村家庭养老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国情,农村养老是中国养老的重点和难点。从文化行动视角来看,在传统农村家庭养老中起着重要的伦理规范和道德约束作用的孝道文化,是实现老有所养的重要理论依据。继承弘扬孝道文化,构建农村家庭孝道养老体系,是实现农村家庭养老的重要理论探索,也是提高农村养老质量的现实选择和治理之策。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家庭养老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以青海省合尔营村为例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天,我国农村家庭养老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农村老年人口不断增加,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也发生了变化。经济负担、劳动力外流、养老观念的改变和医疗保障不到位等问题突出。这些困境源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人口流动所引起的家庭结构变化和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为了迎接上述挑战,必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倡导孝道文化、促进医养结合等措施确保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与优质的生活质量。

“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养老金与家庭养老

基于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将家庭养老分为经济供养、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三个维度,检验养老金对家庭养老的影响,结果发现:养老金对家庭养老同时产生显著的“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二者呈现非线性关系。其中,养老金与经济供养呈现倒“U”型关系,养老金与精神慰藉呈现“U”型关系,但是养老金对生活照料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养老金的“挤入效应”主要体现在女性与老年人样本中;养老金的“挤出效应”主要体现在男性与城镇老年人样本中;养老金的“挤入效应”与“挤出效应”同时体现在低龄老年群体中。影响机制分析发现,老年人居住模式、健康水平与家庭决策权是养老金产生“挤入效应”与“挤出效应”的重要渠道。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建构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的互补机制,明确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的职责分工,推动两者的有机结合。

数字经济参与对家庭养老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分析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成为促进养老金融发展、提高养老生活质量、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新动能。论文从数字经济参与的微观视角出发,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工具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参与对家庭养老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以及数字经济参与对不同家庭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参与可以显著提高养老金融资产规模、丰富养老金融资产种类、提升养老金融资产分散度,发挥优化家庭养老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家庭参与数字经济活动有助于促进家庭创业决策、提高金融素养水平,从而优化家庭养老金融资产配置;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参与对农村、中西部地区、女性户主和低教育水平家庭的养老金融资产配置优化作用更显著。因此,应通过促进家庭积极参与数字经济活动、补齐欠发达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短板以及强化创业技能和金融知识教育培训等措施,推动数字经济参与成为优化家庭养老金融资产配置的内生发展动力。

北京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的城市更新与服务创新

北京丰台区芳华里家庭养老社区项目通过城市更新,将一座废弃影院改造为可提供177个房间共293张床位的综合性养老服务设施。作为城市更新在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方面的典型案例,该项目可提供医疗、护理和文娱服务,显著提升了闲置空间的利用效率,丰富了老年人和其他居民的生活场景,并弥补了该地区公共服务的不足。该项目创新点包括绿色建筑、专业服务管理和社区融合,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树立了新标杆。

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家庭养老意愿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基于CLASS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CLASS2018数据,探讨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家庭养老意愿影响的性别差异及孝顺期待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家庭综合禀赋对老年人家庭养老意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老年人的人力、经济、物质禀赋越多,其家庭养老意愿就越强烈,而社会禀赋则与老年人家庭养老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家庭综合禀赋对女性老年人有更加显著的促进作用,当老年人拥有相同的经济禀赋、物质禀赋时,老年女性的家庭养老意愿更强烈,而当拥有相同的人力禀赋时,女性老年人家庭养老意愿则显著弱于男性老年人。孝顺期待在老年人家庭禀赋与家庭养老意愿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此,应整合优化支持性政策体系,增强家庭养老的内在资源禀赋优势;应重塑家庭养老公共政策体系中的性别关系,通过建构家庭角色价值,提升女性老年人家庭养老的幸福感;应充分发挥孝道文化观念在家庭养老中的重要作用,重塑传统孝文化,激发子女承担家庭养老赡养义务的精神动力。

现代家庭养老背景下传统孝文化传承与发扬研究

传统孝文化影响着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和养老实践,是现代家庭养老的重要支撑和不可替代的文化载体。优秀传统孝文化作为复盘和重塑现代家庭养老的重要载体,对于目前在现代家庭养老背景下传统孝文化传承与发扬存在的种种困境,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建立多元养老、加强孝道教育,发挥媒体作用,多方合力促进优秀传统孝文化在现代家庭养老背景下传承与发扬。

厦门市家庭养老床位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验的质性研究

目的:描述家庭养老床位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经历和体验,以期为决策部门优化失能老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功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于2022年3月—5月采用目的性抽样法对11名家庭养老床位老年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数据,采用归纳法提取类别。结果:分析提炼出积极的身心体验、消极的身心体验和生命感知与未来预期3个类属及14个主题。结论:家庭养老床位有效改善了失能老人社区居家养老的基本需求,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形式,但在失能老人个性化、多样化、高层次的社区居家养老内涵服务上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