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近20年来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逐渐增强,已经取代个体迁移成为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模式。现有研究已关注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但大多仅聚焦流动人口就业概率或者工作收入等方面,缺乏对就业质量影响的考察,对家庭化迁移影响就业的机制分析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稳步推进的背景下,探究家庭化迁移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对于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提升城镇化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从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保障、单位性质、就业身份五个维度构建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综合指数,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调节因素。研究发现: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的加深,这种负面影响会逐渐减弱;从就业质量各子指标来看,家庭化迁移虽然提高了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但也显著增加了其劳动强度,降低了其工作保障、单位稳定性与职业层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与年龄差异,其对女性、中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负面影响大于男性、青年和中老年流动人口;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既因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照料负担和经济负担而降低了其就业质量,也因增强其居留意愿而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但前两条路径的作用力度大于第三条路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因随迁家庭成员而异,母亲随迁会显著降低家庭化迁移对就业质量的负面冲击,而父亲随迁会加剧这一负面冲击。针对流动人口面临的“团圆”和“乐业”两难抉择,政府应致力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流动人口的就业、生活保障,特别是保障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权益,满足流动人口对子女托育、教育、父母养老等需求,促进迁移家庭的社会融入,推动其市民化进程。

规模与结构视角下的人口流动家庭化迁移

人口转变和家庭转变具有理论上的同源性,采用流动性的分析框架,将流动人口的家庭置于现代化背景下,强调其时空上的迁移和变动,结构和形态上的多样与复杂,由此聚焦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选择的建构视角。采用描述性分析方法详细展现流动人口家庭的演变历程,解答“流动人口家庭随着现代化路径发生了哪些变化”和“流动人口家庭目前的现状与特征是什么”两个问题。

宅基地禀赋与乡城家庭化迁移——基于分期动态家庭迁移决策机制分析

家庭化迁移已成为中国乡城迁移的主要模式,具有分期性和动态性的特征。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地对个体迁移决策的影响,对家庭化迁移的关注较少,也很少有研究考察土地在家庭化迁移不同阶段的影响。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在托达罗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分期动态的家庭化迁移决策机制,将家庭化迁移分为两个阶段:家庭离散阶段和家庭聚合阶段,并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拥有宅基地对家庭化迁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对于拥有宅基地的家庭,宅基地面积对家庭化迁移的影响为显著的“正U型”;(3)相比于家庭离散阶段,宅基地禀赋在家庭聚合阶段的影响更大。据此建议进一步保障农民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探索构建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制定满足迁移家庭基本生活需求的公共服务和户籍制度。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

劳动力迁移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已被广泛讨论,但是鲜有关于家庭化迁移与农民工相对贫困关系的研究。采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综合运用计量分析模型讨论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会显著提升农民工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化迁移可能会导致农民工在就业方面陷入不利状况(就业不稳定、工作收入低),进而影响其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影响在不同性别、出生世代和受教育程度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因此,需要从整体提升农民工家庭的家庭发展能力和重点改善农民工群体的就业状况两方面出发,以缓解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相对贫困的不利影响。

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并且从单人流动不断向家庭化流动转变,流动已经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为此,基于2018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泊松回归分析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并进行了中介效应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具体看,配偶随迁流动显著负向影响流动人口生育行为,而子女随迁流动、核心家庭随迁和直系家庭随迁则显著正向影响流动人口生育行为;第二,家庭化迁移显著促进家庭经济状况好转,而家庭经济状况抑制了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即家庭发展能力在其中扮演了部分中介作用;第三,对流动人口的出生队列和流入所属地区进行分组回归,发现家庭化迁移对其生育行为存在显著的差异,1980—1989年出生的流动人口群体更容易受到家庭成员随迁对其生育行为的影响,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核心随迁家庭对其生育行为促进作用较明显。基于此,从促进流动人口合理流动、健全流动人口的保障体系,提升流动人口家庭发展能力、充分了解不同流动群体的需求,构建新生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制度、努力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三个方面提出努力保持流动人口适度生育水平的若干应对措施。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基于城市融入的中介效应分析

研究目的:探究农民工家庭化迁移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及城市融入的中介作用,为完善新型城镇化机制和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提供参考。研究方法:基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利用珠三角6个核心地市的典型调研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假说。研究结果:(1)家庭化迁移显著提升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2)城市融入4个维度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比排序为:心理融入>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居住融入,其中,居住融入最弱并呈现“遮掩效应”;(3)不同代际迁移阶段以及宅基地退出模式中,4个维度中介效应呈现次序分异。研究结论:从深化城乡联动改革、健全城市融入机制和公共服务体系、差别化宅基地退出政策等入手,完善新型城镇化机制与宅基地退出政策。

我国人口家庭化迁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人口的流动模式从个体化转向家庭化。在人口家庭化流动的背后,是经济支持与心理信任,促使人口的流动更加倾向于“举家搬迁”的家庭化流动而不是基于“单打独斗”的个体流动。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综合调查的问卷数据,文章分析了中国人口家庭化迁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适度规模的人口家庭化流动能够实现家庭成员间的经济支持,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人口家庭化迁移在受教育年限、社会信任感层面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内在动力是降低迁入地的居留成本。同时,从完善户籍制度与社会保障、拓展社会公共服务、加大住房保障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相对收入水平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家庭化迁移样本的分析

以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为基础,应用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了相对收入水平对核心家庭化迁移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及不同家庭迁移模式下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相对收入水平对核心家庭化迁移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有显著的影响,相对收入水平高会在前期提高其短期定居意愿,但在后期对长期定居意愿的影响上比较弱。第二,无论是短期定居意愿还是长期定居意愿,完整家庭化迁移群体定居意愿均高于半家庭化迁移群体,不论是何种家庭迁移模式,短期定居意愿均高于长期定居意愿。第三,相比主观相对收入水平,客观相对收入水平对核心家庭化迁移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及其内部异质性影响更强。因此可以从缩小收入差距、积极支持家庭化迁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三方面来增强流动人口家庭定居意愿。

家庭化迁移与农户耕地隐性撂荒——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关注家庭化迁移对农户耕地隐性撂荒的影响,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来实证分析全国层面农户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迁移显著抑制了隐性撂荒,这主要源于家庭化迁移提升了农户代耕型耕地转出和显性撂荒倾向;家庭化迁移对代耕型耕地转出和显性撂荒的促进作用相比于转租型耕地转出更强,农户耕地处置偏好呈现“离地不放权”“弃耕不流转”的特征;家庭化迁移的劳动力流失效应和收入提升效应抑制了隐性撂荒,而农业投资抑制效应促进了隐性撂荒;机械化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强化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家庭化迁移对隐性撂荒、显性撂荒、代耕型耕地转出和转租型耕地转出存在非线性促进作用;相比于子女和配偶随迁,流动人口父母随迁对隐性撂荒的抑制作用更强。因此,家庭化迁移趋势下政府要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以提升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加大对种粮农户的政策支持力度,合理引导土地流转,促进耕地高效利用。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CMDS2017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家庭压力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生命历程视角,分析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及其产生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发生的中介路径在于家庭化迁移导致就业不稳定、子女上学难和工作收入低等家庭不平衡因素的形成。同时,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负向影响,会因为较好的人力资本、职业地位以及家庭经济状况而得到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家庭迁移模式对农民工在生命历程不同阶段的健康状况产生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因此,需要推动农民工健康促进政策从“个体化”向“家庭化”转变,并注重农民工的群体差异性,以系统化的视角切实提升农民工的健康水平。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背景下,准确理解当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内在逻辑,对于改善流动人口市民化相关政策和推动高质量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表现为流动人口及其家属迁移,不同家属之间迁移存在一定的关联逻辑,并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产生深远影响。为此,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单个家属迁移来看,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居留城市的意愿,子女和父母则体现为正向作用;非农业户籍家庭配偶迁移也对其居留意愿造成了负面影响,而子女和父母迁移则不具有显著影响。从双重家属迁移来看,配偶兼具外出工作和家庭照料双重角色,使得配偶迁移在家庭化迁移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配偶迁移对其他家属迁移造成了显著影响,这种作用在不同户籍家庭之间存在明显不同。从多重家属迁移来看,在双重迁移的基础上的父母迁移有效促进了其居留意愿,而配偶迁移则降低了其居留意愿。因此,为推进中国流动人口市民化,需要在尊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更为精准的家庭迁移政策,才能更好地有序促进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居。

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明显,不同的迁移模式给群体健康带来了差异化冲击。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总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异质性检验、PSM检验等实证分析家庭化迁移影响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家庭式迁移相比,实现半家庭式迁移和完整式家庭迁移对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均有积极影响,家庭化迁移的完整程度与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同向变动;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自评健康的影响存在婚姻状况差异;全样本及已婚流动人口样本中,家庭劳均月收入与医疗服务利用在家庭化迁移对自评健康影响的过程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为此,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应不断适应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以家庭为单位完善健康促进政策,支持家庭发展,提升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

家庭化迁移与乡城流动人口的多维度社会融入——基于三类迁移模式社会融入的比较

家庭化迁移日益成为我国乡城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但家庭团聚能否促进社会融入尚不明晰。基于2014年8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针对核心家庭三种迁移模式——单人迁移、夫妻迁移和家庭迁移,从经济整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四个维度,对比三种类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不同维度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并运用倾向值匹配法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表明,夫妻迁移者社会融入水平最低,家庭迁移者最高。社会融入各维度不均衡,经济融入和社会适应较滞后。家庭化迁移对除社会适应外各维度社会融入起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对社会融入各维度起促进作用,城市类型的影响则较为复杂。鉴于家庭团聚能促进个体的社会融入,地方政府应为乡城流动家庭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建立家庭友好型社区,促进流动家庭市民化。

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特征与影响机理

文章基于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使用空间相关分析、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等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程度、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显示:京津冀地区约65%左右的流动人口实现了家庭式迁移,一次性举家迁移已成为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过程的主要模式;流动人口的家庭式迁移比重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形成以北京、天津、张家口为轴线的高比重区域,其它地区则以地级城市为中心向外围递减,流动人口的家庭式迁移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个体层面的性别、婚姻、年龄、流入时长等因素及家庭层面的家庭规模、家庭总收入、平均年龄、子女数量等因素均对流动人口的家庭迁移状态有显著影响,且流动人口的家庭式迁移表现出明显的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偏好。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2012年江浙沪流动人口调查数据,使用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从家庭中劳动者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因素。在32 975个样本的基础之上,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呈现明显的家庭化特征,劳动者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和社会结构要素等都对家庭化迁移的发生具有显著的影响。在劳动力个体因素中,女性,年龄小,教育程度较低,居留时间长,拥有自我决策行动能力的雇主和自营劳动者更倾向于发生家庭化迁移;在家庭影响因素中,婚姻关系和孩子的数量都会正向地影响家庭化迁移行为,流动人口家庭及其成员与家庭迁入地联系越密切,越容易发生家庭化迁移;在社会层次上的影响因素中,农业户口相对于非农业户口更倾向于发生家庭化迁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越会吸引家庭化迁移。依据这些发现,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该着重注意帮扶女性流动人口就业、推进社会融合、活跃中小城市经济三个方面。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对女性就业影响研究——基于云南省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户籍制度逐渐放开,人口流动越来越活跃,在流动人口规模日益增长的过程中流动人口结构也渐渐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流动人口性别结构渐渐趋于均衡,女性流动人口渐渐加入了流动人口行列,但是在此过程中许多"流而不工"的现象并没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基于2014年云南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单变量描述统计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不同迁移模式中的流动女性就业机会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对女性就业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单身女性就业概率最高,半家庭式流动女性就业概率居中,举家式流动女性的就业概率最低。随迁子女数量也是影响女性就业的主要因素,在流入地每增加一个孩子,女性就业概率将降低20%左右。此外,女性流动人口个体特征以及流动特征也会对其就业产生影响,在流入地居住时间每增加一年,就业概率大致提高3.6%左右。这意味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过程中的女性就业劣势可能随着人口流动长期化发展得到相应的补偿,长期流动对女性就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与城市定居意愿分析

家庭化迁移已经代替个体迁移成为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模式,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城市定居决策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重点关注已婚流动人口的家庭迁移,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了家庭化迁移模式对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受收入效应、团聚效应及子女发展效应影响,全家庭化迁移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最高,而受两头奔波的挫败感和相对剥夺感影响,半家庭化迁移人口定居的意愿最低。应构建家庭友好型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城市流动人口提升家庭能力和增强家庭保障,以回应家庭化迁移的新趋势。

非均衡的城乡: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制度环境分析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必然趋势,但是目前我国农民工家庭化迁移面临困境,制度安排并未给予农民工均等的自由选择权和公平待遇,导致他们'想留却留不下、想回却回不去',家庭城镇化滞后于就业城镇化。制度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

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分析

研究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分析了在不同人口群体间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在处理内生性偏误后,这一影响效应依然稳健;家庭化迁移使流动人口感受到更积极的社会态度,增强其与本地居民的交往,对其在城市生活的预期与身份认同也有积极影响,但影响相对较弱;家庭化迁移对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存在普遍影响,其影响程度具有异质性,对多子女流动人口、女性、1970和1980年出生队列、较高教育程度、较低收入水平的流动人口群体社会融合的促进效应更高。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具有“雪中送炭”与“锦上添花”两种影响机制。应积极支持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和福利提升。

进城农民工家庭化迁移对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家庭异质性的研究

相对于收入不平等,消费不平等可以更全面、更直观地反映个体或家庭的福利状态。在我国,随着劳动力在乡城间的流动,乡城居民的家庭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基于家庭同质性的消费不平等测算容易产生较大的误差。在进城农民工逐渐呈现家庭化迁移的背景下,利用2016年CFPS数据,对比分析城镇地区拥有不同数量、不同年龄孩子的城镇居民和农民工两类群体家庭间的消费成本,采用等价尺度对消费不平等的测算进行校正,并进一步对城镇地区的消费不平等进行分解测算。研究发现:忽略家庭成员数量、年龄结构的测算方法,容易低估当前的消费不平等状况。其中,对于农民工群体,基于完全需求系统测算的消费基尼系数高出未调整水平将近20%;群体分解的结果显示,农民工群体对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的贡献大于城镇居民,且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不平等大于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群体间的不平等;消费类别的分解结果显示,当前拉开城镇地区消费差距的主要是家庭设备、其他支出、文教娱乐、医疗保健等发展与享受型消费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