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支持对高中生生涯适应力的影响:主动性人格与时间管理倾向的链式中介作用

为了研究家庭支持、主动性人格、时间管理倾向对高中生生涯适应力的影响机制,采用家庭支持问卷、主动性人格量表、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和生涯适应力问卷对北京市3736名高中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1)家庭支持、主动性人格、时间管理倾向和生涯适应力两两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在控制了性别与年级的影响后,家庭支持对高中生的生涯适应力具有直接的正向预测作用,而且会通过主动性人格和时间管理倾向间接影响个体的生涯适应力。结论:家庭支持能够正向预测高中生的生涯适应力水平、主动性人格和时间管理倾向,主动性人格和时间管理倾向在家庭支持和高中生生涯适应力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美观满意度和家庭支持对剖宫产腹部瘢痕患者治疗意愿的影响分析

目的:探讨美观满意度和家庭支持对剖宫产腹部瘢痕患者治疗意愿的影响。方法:纳入2021年3月-2022年1月笔者医院134例剖宫产腹部瘢痕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受美观满意度、家庭支持度及治疗意愿调查评估。分析美观满意度和家庭支持对剖宫产腹部瘢痕患者治疗意愿的影响,并根据患者治疗意愿分为意愿组和非意愿组,采用Logistic回归方程分析患者剖宫产腹部瘢痕患者治疗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显示美观满意度与剖宫产腹部瘢痕治疗意愿呈负相关(P<0.05),家庭支持度均与剖宫产腹部瘢痕治疗意愿呈正相关(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高(OR=1.885)、美观满意度高(OR=1.299)是剖宫产腹部瘢痕患者治疗意愿的危险因素(P<0.05),家庭月收入高(OR=0.221)、家庭支持度高(OR=0.462)是剖宫产腹部瘢痕患者治疗意愿的保护因素(P<0.05)。结论:美观满意度和家庭支持均显著影响患者剖宫产腹部瘢痕患者治疗意愿,同时患者年龄及家庭月收入也影响患者剖宫产腹部瘢痕患者治疗意愿。

儿童神经发育障碍的家庭支持方案效果评价

评价儿童神经发育障碍的家庭支持方案的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诊断为儿童神经发育障碍的患儿48例,均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24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试验组在此基础上,执行家庭支持方案。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如性别、年龄等均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对比两组患儿的治疗前后Gesell量表各项评分和社会生活能力评分。结果 治疗后试验组患儿的Gesell量表各项评分均较对照组明显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时试验组治疗后的社会生活能力评分也较对照组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儿童神经发育障碍的患儿实施家庭支持方案,可以有效提高患儿的各项能区评分及社会生活能力,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如何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基于自我和关系视角

由于组织动态性增加,企业需要员工主动地作出变革行为。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和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工作家庭之间的边界在逐渐模糊,二者之间互相渗透对员工产生影响。基于社会认知理论以及社会交换理论来探究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主动变革行为的影响,研究得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正向影响员工主动变革行为,自我效能感和领导成员交换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

家庭支持力度与听障儿童康复效果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听力障碍是儿童主要残疾之一,助听器和人工耳蜗植入是目前主要听觉补偿手段,但干预效果仍存在明显差异,随着听觉干预技术的提升和康复教育的发展,全面、精准优化康复结局是听力障碍治疗的重要目标。家庭支持在家庭成员疾病的治疗、管理和整体健康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听力障碍儿童干预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国内外研究发现许多家庭支持因素影响听力障碍儿童康复效果,包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参与程度、语言输入情况、书籍接触等,并开发了相关应用量表。本文概述了家庭支持与听力障碍儿童相关的研究进展。

临床护士职业使命感在创新行为与家庭支持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探讨临床护士职业使命感在创新行为与家庭支持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2022年7月至8月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家庭支持量表、护士创新行为量表(nurse innovative behavior scale,NIBS)和员工版职业使命感量表(Chinese calling scale,CCS)对342名临床护士进行问卷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临床护士家庭支持创新行为和职业使命感的相关性并分析临床护士职业使命感在家庭支持与临床护士创新行为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回收有效问卷342份,有效回收率95.00%。临床护士家庭支持总分为(23.75±3.59)分;职业使命感总分为(40.64±6.53)分;创新行为总分(39.34±6.12)分。创新行为与家庭支持呈正相关(r=0.571,P<0.01),与职业使命感呈正相关(r=0.628,P<0.01);家庭支持与职业使命感呈正相关(r=0.611,P<0.01);职业使命感在家庭支持与创新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量占总效应量的49.91%。结论临床护士创新行为水平处于高水平,职业使命感在家庭支持与临床护士创新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建议护理管理者可通过提高家庭支持和职业使命感这两种路径来提升临床护士的创新行为水平。

家庭支持型主管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内部机理与边界条件

旨在探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FSSB)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与社会认知理论,提出一般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与性别(包括员工性别和主管性别)的调节作用。一项针对已婚且育有子女的员工三阶段问卷调查(研究1,n=222)显示,FSSB显著正向影响员工一般自我效能,一般自我效能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创新行为,且在FSSB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上述关系受到员工性别的调节作用,当员工为女性时,上述直接和间接影响关系均显著;当员工为男性时则不显著。一项主管-下属配对问卷调查(研究2,员工n=158,主管n=32)重复支持了上述结果,并补充发现主管性别能够调节FSSB与员工一般自我效能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当主管为男性时,该正向影响关系更强。上述结果细化了家庭支持型主管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机理,同时也能为创新管理提供启发。

基于护士主导的家庭支持模式结合知信行健康教育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自护能力的影响

目的 探讨基于护士主导的家庭支持模式结合知信行健康教育在维持性血液透析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收治的218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以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109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基于护士主导的家庭支持模式结合知信行健康教育干预。比较两组的干预效果。结果 观察组的依从性优良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自体动静脉内瘘功能优良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的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ESCA)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的尿素清除指数(KT/V)、尿素下降率(URR)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基于护士主导的家庭支持模式结合知信行健康教育可促进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改善自体动静脉内瘘功能,提高依从性、自护能力及透析质量。

大学生未来自我连续性与家庭支持和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目的:评估大学生未来自我连续性状况及其与家庭支持、生命意义感的关系。方法:在上海市选取高校大学生912名(男448名,女464名),采用未来自我连续性问卷(FSCQ)、家庭支持自评量表(PSS-Fa)、生命意义感量表(MLQ)进行测评。结果:FSCQ得分为(3.3±1.1)分,女性、≥25岁、大四年级、外地户籍、独生子女FSCQ得分较低(均P<0.001)。回归分析结果显示,PSS-Fa得分及MLQ生命意义寻求、生命意义体验得分均与FSCQ得分正向关联(β=0.80、0.69、0.74)。结论:本研究提示提升家庭支持水平以及生命意义感可能有助于增进大学生未来自我连续性水平。

心理韧性和家庭支持在肺癌患者围手术期恐惧与焦虑症状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分析心理韧性和家庭支持在肺癌患者围手术期恐惧与焦虑症状间的中介效应。方法纳入2021年1月至2023年4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收治的225例肺癌围手术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量表、心理韧性评定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外科手术恐惧问卷、状态-特质焦虑量表进行问卷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心理韧性、家庭支持及手术恐惧与焦虑症状的相关性,采用Process的Model 6分析心理韧性及家庭支持在肺癌患者围手术期恐惧与焦虑症状的中介效应。结果研究纳入220例肺癌患者,焦虑症状得分为(49.22±10.17)分。不同年龄、受教育年限、肿瘤分期、心理韧性及家庭支持得分的患者的焦虑症状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焦虑症状得分与恐惧得分呈正相关(r=0.85,P<0.05),与心理韧性(r=-0.90,P<0.05)及家庭支持得分(r=-0.81,P<0.05)呈负相关。链式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围手术期恐惧→心理韧性→焦虑症状的效应值为0.36,占总效应的63.54%,占总间接效应的75.30%,间接效应1成立(P=0.0214);围手术期恐惧→家庭支持→焦虑症状的效应值为0.06,占总效应的11.21%,占总间接效应的13.29%,间接效应2成立(P=0.0013);围手术期恐惧→心理韧性→家庭支持→焦虑症状的效应值为0.05,占总效应的9.63%,占总间接效应的11.41%,间接效应3成立(P=0.0025)。结论肺癌患者围手术期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焦虑症状,心理韧性和家庭支持在肺癌患者围手术期恐惧与焦虑症状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临床医护人员可以根据围手术期恐惧影响焦虑症状的路径,促进患者的心理韧性和家庭支持,改善肺癌患者焦虑症状。

老年糖尿病患者医患共同决策感知参与程度与家庭支持的相关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分析老年糖尿病患者医患共同决策感知参与程度与家庭支持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三部分:一般信息、医患共同决策感知参与程度量表和家庭支持量表。结果老年糖尿病患者医患共同决策感知参与程度总分为(7.8±2.6)分,家庭支持总分为(7.4±1.5)分;医患共同决策感知参与程度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家庭支持总分均呈正相关(r=0.34~0.51,P均<0.05);是否饮酒、是否规律监测血糖、对糖尿病的重视程度、家庭支持程度是老年糖尿病患者医患共同决策感知参与程度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老年糖尿病患者医患共同决策感知参与程度较低,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医务人员可据此开展针对性医疗决策指导。

家庭支持对公务员群体职业倦怠的影响:人格特征的调节作用

目的:公务员群体的职业倦怠问题不仅会影响其身心健康,还会对政府行政能力与形象产生负面影响。从家庭视角探讨家庭支持对公务员职业倦怠的影响,以及不同人格特征的调节作用,从而为公务员群体职业倦怠问题的解决提供不同经验证据。方法:于2022年11月运用自编调查问卷对全国42个直属海关的公务员进行调查,并采用描述性统计与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收集到的569份有效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在本研究中公务员职业倦怠的总体得分为2.50±1.23。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家庭支持对公务员职业倦怠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0.141,P<0.001)。调节效应分析结果表明亲和性(β=-0.104,P<0.05)与开放性(β=-0.106,P<0.05)人格特征在家庭支持与职业倦怠的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此外,患有慢性疾病、具有领导职务对公务员职业倦怠具有正向预测作用。结论:可从家庭支持的视角采取相关措施解决公务员群体职业倦怠问题。如鼓励公务员群体通过与家人沟通获取来自家庭内部的各项支持,政府部门出台相关家庭友好措施提升家庭的支持能力等。

奥伦自理学说理念指导下的自理缺陷护理对脑梗死患者自护能力、家庭支持及肢体功能的影响

目的:探讨奥伦自理学说理念指导下的自理缺陷护理对脑梗死患者自护能力、家庭支持及肢体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1月1日~2022年7月31日收治的60例脑梗死患者,采用掷硬币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3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奥伦自理学说理念指导下的自理缺陷护理;比较两组干预前后自护能力[采用自我护理能力测定量表(ESCA)]、家庭支持[采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肢体功能[采用Fugl-Meyer运动功能(FMA)]、日常生活能力[采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结果:干预后,两组ESCA中自我概念、自我护理技能、自我责任感、健康知识维度评分和总分、APGAR评分、FMA评分、ADL评分均高于干预前(P<0.05),且研究组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将奥伦自理学说理念指导下的自理缺陷护理应用于脑梗死患者中,可提高患者的自护能力,获取更多的家庭支持,促进肢体功能的恢复,提升其生活自理能力。

以用户为中心的早产儿家庭支持护理微信小程序的开发与应用

目的:开发并应用早产儿家庭支持护理微信小程序,为早产儿家庭支持护理提供可行的工具。方法:采用“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方法,通过文献回顾结合半结构化访谈发掘早产儿父母的家庭支持护理需求,根据需求构建小程序的模块内容,采用快速原型模型设计,实现早产儿家庭支持护理微信小程序的开发,并进行测试及可用性评价。结果:成功开发了名为“早产儿Nursing”的微信小程序客户端及后台数据管理系统,包含NICU住院期、出院过渡期、出院居家期3个时期,每个时期附有知识模块、技能模块和经验模块的内容。将该程序应用于临床,测试结果显示其系统可用性量表总平均分为82.73分,具有良好的用户体验和可用性。结论:早产儿家庭支持护理微信小程序的应用可为早产儿父母提供住院期-过渡期-居家期一体化的家庭护理支持,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家属监督及陪伴对心脏手术患者病耻感、服药依从性及家庭支持度的影响

目的:探讨家属监督及陪伴对心脏手术患者病耻感、服药依从性及家庭支持度的影响。方法:选取2022年1月1日~2023年8月31日收治的80例心脏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给予家属监督及陪伴。比较两组干预前后病耻感[采用社会影响量表(SIS)]、服药依从性和家庭支持度。结果:干预后,两组SIS各维度评分均低于干预前(P<0.05),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服药依从性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两组家庭支持度评分高于干预前(P<0.01),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对心脏手术患者住院期间开展家属监督及陪伴,不仅可减轻患者的病耻感,还能有效改善服药依从性,提高家庭支持度。

儿童多动症心理行为干预中家庭支持的正性作用研究进展

儿童多动症是一种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性疾病,是儿童时期较常见的心理障碍疾病,主要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注意时间短暂、活动过度和冲动等症状,在早期发现儿童多动症要及时进行综合性干预方案治疗,避免影响日后生活与学习^([1])。儿童多动症患病率较高,有报道指出,国外儿童多动症患病率为3%~5%,国内儿童多动症患病率为1.5%~10.0%^([2])。多动症以注意力缺乏和多动与冲动行为为特点,是儿童最常见与复杂心理行为疾病之一。

工作-家庭支持对护士心理健康的影响:生涯适应力与积极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基于生涯建构理论和生涯适应模型,探讨工作-家庭支持与护士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生涯适应力与积极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安徽省25所综合性医院护士674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工作-家庭支持量表、生涯适应力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心理健康量表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构建并检验链式中介模型。结果:674名护士工作-家庭支持总分为(105.42±23.03)分;生涯适应力总分为(87.72±15.56)分;积极应对方式总分为(37.02±6.40)分;心理健康总分为(25.23±9.36)分。工作-家庭支持与生涯适应力和积极应对方式均呈明显正相关关系(P<0.01),与心理健康呈明显负相关关系(P<0.01);生涯适应力与积极应对方式呈明显正相关关系(P<0.01),与心理健康呈明显负相关关系(P<0.01);积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呈明显负相关关系(P<0.01)。护士生涯适应力和积极应对方式在工作-家庭支持和心理健康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结论:护士心理健康受内外在因素影响,亟须开展多样化的心理服务,改善护士心理健康水平;护理管理者需不断增强护士生涯适应力,提高护士积极应对方式,尤其重视家庭与组织支持。

家庭支持对脑卒中患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目的探讨家庭支持对脑卒中患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考察自我效能感和日常感知歧视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2年2月7日—2023年2月7日选取3家三级医院神经内科病房的278位住院脑卒中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家庭支持问卷、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日常感知歧视问卷和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不同特征脑卒中患者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得分比较,婚姻状况、居住地、照顾者、自理能力不同的患者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得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分析表明,患者家庭支持、自我效能感、日常感知歧视以及主观幸福感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P<0.05)。家庭支持对脑卒中患者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828)。自我效能感和日常感知歧视在家庭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527,占家庭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总效应(1.355)的38.89%。具体而言,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值为0.145,日常感知歧视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值为0.323,自我效能感和日常感知歧视在其中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59。结论家庭支持是脑卒中患者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因素,并通过自我效能感和日常感知歧视间接发挥作用。

澳大利亚婴幼儿照护家庭支持体系的构建及对我国的启示

构建婴幼儿照护家庭支持体系是新时代实现“幼有所育”的重要途径。澳大利亚历经多年的改革探索,在婴幼儿照护家庭支持体系方面形成了以社区为平台、机构为依托的服务供给体系,涵盖机构设置、课程指导和质量评估的监督管理体系以及提供儿童保育补贴、儿童保育安全网、居家育儿福利的财政保障体系。澳大利亚的婴幼儿照护家庭支持体系从重视规模到关注质量,从多部门分管到专门机构监管,从关注弱势家庭到面向全体家庭,展现出兜底线、广覆盖、重质量、强监管的特色。有鉴于此,我国婴幼儿照护家庭支持体系的构建应以服务供给体系为基础,为婴幼儿家庭提供多样化的照护支持与指导;以监督管理体系为依托,促进婴幼儿照护家庭支持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以财政支持体系为保障,推动婴幼儿照护家庭支持服务的长效发展。

婴幼儿家庭支持对育龄农民工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FPS2020年的数据分析

不同的照护服务模式对再生育意愿产生重要影响。在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社区和社会等主体短缺情况下,家庭支持承担了婴幼儿照护服务的主要职责。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2020年数据分析发现,育龄农民工再生育意愿与其婴幼儿家庭支持呈现出显著关系,但育龄农民工能够获得的家庭支持情况不容乐观。进一步完善育龄农民工婴幼儿家庭支持,对于提升其生育意愿,实现三孩政策预期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政策建议主要有:建立健全婴幼儿家庭支持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法规体系;加大财政等公共资源投入,强化婴幼儿家庭支持能力;提高用人单位、社会等方面婴幼儿照护服务功能,弥补婴幼儿家庭支持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