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生育的家庭政策何以有效——基于法国和日本经验的研究

法国和日本都实施了鼓励生育的家庭政策,分配大量资源旨在提升生育率,但政策效果截然不同:法国生育率在西方国家首屈一指,而且保持了长期稳定;日本生育率则持续低迷,一直没有起色。从去商品化的现金给付、提升工作家庭平衡和推动性别平等三个视角,可系统对比法国和日本家庭政策的流变历程、投入结构和力度差异,分析生育支持导向的家庭政策在法国和日本发挥作用迥异的原因所在。我国可以此为鉴,多措并举,为家庭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机制,让整个社会分担家庭生、育、养成本,推进工作家庭平衡和性别平等,让男女分担生育养育的劳务,所有单位分担由生育职工所在单位承担的生育成本。

中国家庭政策建构:理论逻辑、现实需求与优化策略

家庭政策的建构是现代化转型所需作出的时代性选择,对福利供给的实现、社会治理效能的发挥、宏观人口结构的调适以及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具有重要作用。家庭政策的建构难以一蹴而就,需根植于对既有家庭相关政策的深度整合、问题解决方案的持续优化以及需求形势的科学把握。因为“家庭化”与“去家庭化”的多维博弈,中国并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整体性家庭政策,仅形成了依托于生育政策、儿童照料保护政策、妇女权益保障政策、老年人权益保障政策以及针对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政策为代表的广义家庭政策,其实质是家庭相关政策的多重叠加,存在附属性、碎片化和补缺性等结构性问题,因其无力应对少子化和老龄化加剧、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家庭规模结构变迁等现实形势所产生的新需求,形成了政策供需失衡的局面。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要抓住家庭政策内容、机制、要素等关键领域,通过健全覆盖家庭全生命周期政策支持体系、重点强化家庭政策常态化运行机制与全面激活家庭政策运行要素等优化策略,逐步建构严格意义上的整体性家庭政策。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家庭政策体系构建研究

社会资本是一种互惠的支持资源,不同于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它具有将其他资源进行生产甚至再生的功能,能够促进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更好地发挥作用。社会资本蕴含了家庭政策的丰富内涵,与家庭政策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与契合性。从社会资本视角考察家庭政策的构建,可以利用社会资本的跨学科解释力,为家庭政策体系构建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家庭变迁、家庭政策演进与中国家庭政策构建

从中国家庭变迁和中国家庭政策演进两个方面,以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为视角,对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今30多年来家庭政策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和分析,提出构建中国家庭政策的建议。中国家庭呈现出核心、主干、联合家庭此消彼长、波动往复的变迁特点,"家本位"价值观占主导地位;同时中国现有家庭政策体现出概念范围宽泛、目标指向含蓄、补救型模式的三大主要特征,也表现出"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两者平衡的三阶段演进历程。未来中国家庭政策的构建要围绕中国家庭的两大特点——稳健的"主干家庭"和绵延的"家本位"价值观念,以平衡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为取向,向政策概念范围精准、目标指向明确、系统普惠型模式的方向发展。

现金补贴抑或托幼服务?欧洲家庭政策的生育效应探析

本文基于欧洲社会调查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家庭数据库的整合资料,运用多层二项回归探析欧洲15个国家的宏观家庭政策对微观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去家庭化”性质的托幼服务对欧洲家庭生育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具有“家庭化”性质的现金补贴并未产生预期的作用。进一步的交互项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年纪较轻或收入较高的父母是托幼服务政策影响的重点人群,且托幼服务与母亲带薪假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合力促进再生育决策。这表明,欧洲家庭政策影响生育的作用机制主要是照料方式改变的替代效应,而非经济能力提升的收入效应。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未来我国与生育配套的家庭政策体系构建,应注重在婴幼儿照料和托幼服务上的制度设计与资源投入。

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回顾与相关问题探讨

近30年来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经历了三个相对明显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是以内容与类型研究为主,概念界定、政策定位、影响因素及介入视角研究为辅。面临的问题是概念模糊、对国家政策与政府决策过度依赖、基本价值理念缺乏、视角研究不足及核心问题研究难。为此,在家庭政策研究中应明确概念,拓展研究动力源,在政策中纳入家庭理念,将政府对家庭的责任边界作为分析政策的工具,以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为目标。

近二十年来的欧洲家庭政策:变化及其延续

近二十年来,家庭以及与家庭相关的政策成为了欧洲各国关注的焦点。从家庭政策的类型学意义、解释框架和属性特征三个层面审视欧洲家庭政策,可以看出近二十年来欧洲家庭政策出现了四个新变化:(1)家庭政策的个体化;(2)家庭支持力度的加大;(3)家庭与工作平衡的强调;(4)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结合。但从福利国家的指导思想、家庭的角色与本质、以及家庭中性别关系的取向可以看出,欧洲家庭政策虽在变化,但并没有触及其实质及传统根基,延续仍是其根本。

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福利国家家庭政策的发展脉络与政策意涵

在工业化浪潮下,家庭普遍经受了冲击与挑战。对此,西方福利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介入了家庭,推动了家庭政策的普及与发展。从纵向看,福利国家家庭政策在褪去了19世纪晚期原初发展的稚嫩后,于二战后经历了从"家庭主义"向"去家庭化"的黄金时期,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成熟与转型中表现出一致趋向,即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亦凸显了对家庭的支持。其政策意涵在于,不同国家应以更加包容、积极的视野促成不同政策主体的合力,以此调和"家庭主义"、"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关系,推动家庭整体与成员个体目标的协调发展,并促进资源在家庭成员内部的均衡配置。

0—3岁儿童早期发展家庭政策与公共服务探索

中国目前0—3岁儿童的日常照料、早期教育等主要依靠家庭内部支持来实现,市场早教机构以及其他较少的社会服务提供补充。在生育政策调整、女性就业增加、居住分离常态化、家庭规模小型化与家庭结构多元化等因素影响之下,家庭压力日益增加,家庭抚育与支持功能弱化。目前中国针对年幼儿童的家庭政策和公共服务明显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应借鉴国际上针对0—3岁儿童早期发展的政策与服务经验,立足本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为0—3岁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支持,以增强家庭能力、推动儿童未来发展并预防相关社会问题的产生。

德国家庭政策的回顾与探析

自德国在世界上最早提出社会政策和实施社会保险制度以来,历届政府始终将家庭政策与社会政策紧密相连。本文对德国自魏玛时代至东西德统一后的家庭政策进行了较全面的回顾与梳理,指出家庭政策作为国家的福利措施,不仅为家庭提供了生活保障,而且也旨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使家庭政策成为服务国家利益的有力工具。

人口负增长背景下我国家庭福利政策发展方向——基于国外家庭政策的经验和启示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全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实现了61年来人口的首次负增长。目前我国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叠加,“全面二孩”、“全面三孩”政策的出台并没能改变生育率不断下降的事实,也未能达到提高生育率的预期。由此可知,我国人民的生育理念已经发生了转变,单一的生育政策调整已无法满足今后我国人口健康持续发展的需要。以提升人口生育水平为导向的家庭政策,已日益成为国家与学界亟待重视和研究的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应当以家庭福利政策入手,借鉴学习国外的家庭政策经验,改善家庭福利配置,只有联合多方主体力量,打造一个福利配套、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才有可能改善现有的生育局面。

低生育率时代典型国家家庭政策的实践与启示

低生育率已日益对未来我国人口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探索、研究并制定行之有效的家庭政策已势在必行,因而借鉴和总结国际上典型国家的家庭政策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建国后,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经过了两次历史性转向:第一次转向是基于人口控制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一孩"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在二三十年间迅速走低,开启了低生育率进程。在人口结构和生育理念发生重大转变的形势下,2013年"单独二孩"和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相继出台,我国的生育政策开始第二次转向。但是,在新生儿出生数量短暂上升之后,生育政策效应开始出现消退,新生儿出生数又出现了回落和下降,表明单纯调整生育政策已无法回应业已出现的低生育率问题。因此,从国际上典型国家的家庭政策出发,选取瑞典、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日本四个国家作为典型案例,对家庭政策产生的背景、政策内容和社会政策效应进行比较研究,并运用"家庭化"和"去家庭化"的概念和工具进行分析和分类,认为四国现行的家庭政策分别代表了"个人主义""含蓄的家庭主义""选择性家庭主义"和"家庭主义"四种类型。最后,提出未来我国家庭政策的构建应从如下方面予以考虑:生育支持方面,从"以家为主"走向以国家、社会、市场和家庭聚力协同的"多元共担"福利支持体系;政策现状、受益范围和社会环境支持方面,须向整体性、适度普惠型和社会友好型的家庭政策方向迈进;家庭政策探索和创新方面,要抓紧研究和制定新时期我国托儿服务、育婴假和家庭与育儿津贴制度;政策福利供给方面,应考虑我国城乡和地区间发展程度和需求的不同,对政策供给进行自由选择和差异性实施,从而构建"混合型"的家庭政策体系。

当前我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领域的认知误区

本文反思了将中国家庭变迁模式简单归结为核心化的做法,阐述了"家庭功能网络化"现象,并从一定程度上反驳了"家庭功能弱化论"。在此基础上,本文剖析了当代家庭政策研究实践中的三类理解偏差或误区:误认为中国人口政策已经蕴含了家庭政策,而现有人口政策与家庭政策更多体现为互补关系;现有制度安排较多关注"多生"却忽略"善养",存在政策错配的风险;"家庭自立自强论"和"政府全能全责论"各行其道,缺乏对具体政策问题的具体分析。文章最后给出若干政策建议。

OECD国家的家庭政策借鉴与我国的本土化考量

OECD国家的相关研究和实践表明,生育水平和家庭政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通常认为的那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家庭政策虽然可以有效规避妇女职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们的生育行为,提高生育率,但是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政策本身也存在体制缺陷,导致在促进人们的生殖行为和增加生育能力方面并不总是有效。为了尽可能提高我国现阶段的生育水平,我国家庭政策的制度设计和路径选择可以参考OECD国家家庭政策经验,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进行本土化的改造。

欧洲家庭发展和家庭政策的变迁及启示

20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的家庭结构与规模、居住安排、婚姻关系、代际关系、家庭类型及生活方式等都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欧洲各国普遍出现了家庭结构残缺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家庭关系离散化、家庭冲突趋强化、家庭角色失范化以及家庭支持脆弱化等家庭问题。本文梳理了家庭发展和问题的历史变迁,从鼓励生育政策、老年福利政策、家庭救助政策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欧洲家庭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做法。欧洲家庭政策的变迁和取向启示我们,政府通过家庭向社会成员提供的福利支持影响最为直接,社会成效也最为显著。最后提出了完善中国家庭政策的路径选择,即转向发展型,降低家庭发展风险,增强家庭发展能力。

女性主义论述与转变中的欧洲家庭政策——基于福利国家体制的比较分析

本文从女性主义核心论述出发,讨论了欧洲福利国家不同福利体制与家庭政策不同模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作者结合欧洲福利国家改革与社会变迁(人口老龄化与家庭规模缩小)的事实,通过经验资料分析,从理论上阐述了欧洲家庭政策的变迁和发展趋势,尤其是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回应后工业化生产体制与追求生活质量的家庭经营模式进程中家庭政策的演变,并从再分配政治与公民权不同维度的关系回应了在"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建构中性别关系与女性角色的意义。

回顾与展望: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四十年综述

家庭政策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尝试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并概括出阶段性和总体性特征。当前家庭政策研究在概念界定上已达成初步共识,转向对家庭政策构成要素与内容范围的深层探讨,理论视角和政策类型研究呈现出多元加速发展态势。既有研究多以国别个案与比较研究为主,西方化和家庭成员式人群研究特征突出,本土化实证研究略显不足。在政策设计上以家庭政策价值观和定位问题的探讨最为集中,发展型家庭政策理论及其政策建议的社会影响最大。由此笔者提出“整体性家庭政策构建”“家庭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互动关系”“公共政策中的家庭视角”以及“照顾问题与家庭福利体系建设”等政策理论热点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目标的提出为未来家庭政策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新时代家庭政策发展的中国路径——基于人口负增长的视角

当前,我国已趋于步入人口负增长的发展阶段。人口负增长治理的核心是对少子老龄化的有效应对,其实践关键之一即解决家庭中“一老一小”的问题,这个过程涉及全人口生命周期的家庭建设。中国家庭具有独特治理价值,它使中国人口与社会治理结构呈现为“国家—社会—家庭”相均衡的三元模式,在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发挥中介和缓冲的作用。重视和支持家庭应成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和少子老龄化的重点和突出特点之一,当前家庭政策发展应规避个体主义家庭观。在人口发展格局中,识别并落实好“一老一小”的问题,应以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为家庭赋能,来统筹婚育提振和老龄化应对等议题,进而形成新时代家庭发展的中国路径。

家庭政策支持:全面二胎放开后人口均衡发展的实现路径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本质上反应出国家对人口均衡发展议题的重视。但是,在探讨人口均衡发展的具体实现路径时,作为生育行为的基本决策单位,个体(个人与家庭)的利益诉求如果被忽视,宏观的人口均衡发展目标也难以实现。微观人口系统及其行为聚合通过聚合效应和外部效应,按照"结构—过程—结果"的路径促进或制约宏观层面的人口发展,因此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必须立足于微观个体人口行为的发展逻辑,通过家庭政策的支持来提高家庭福利,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价值暧昧抑或目标分异当下中国的家庭政策及其供给机制分析

本文力图对中国家庭政策中存在的价值混乱现象、政策供给中主体间的立场分异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家庭”内部关系的区分,对法规不同属性的确认,以及对广义的家庭政策的供给机制的分析,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家庭政策存在对纵向代际家庭和横向婚姻关系的双重原则。另外,在国家强化家庭责任,将家庭设置为重要的福利供给主体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以私法为法律框架,在市民社会权供给中多采取“家—户”治理的策略。因此,家庭政策不仅具有家庭化的功能,同时也具有“去家庭化”的实际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