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素养、家庭资产配置与财富积累

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金融素养水平的高低会对居民家庭的金融决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考察了金融素养对我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和财富积累的影响。研究认为,金融素养的提升不仅有效促进了家庭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还促进了家庭持有投资性房产的概率和程度,而且,金融素养也显著促进家庭的财富积累。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会通过推动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以及推动家庭进行养老规划,从而促进家庭财富积累。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基础金融素养,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资产配置、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更大;与农村家庭、中低财富家庭相比,金融素养促进城镇家庭、高财富家庭的资产配置和财富积累的作用更大。本文研究为提升居民金融素养、促进家庭资产配置优化和财富积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涵义。

储蓄国债在农户家庭资产配置中的应用

除了传统的储蓄存款外,对于低风险偏好的农户群体而言,储蓄国债是一个相对优质的金融产品。中央有关精神强调要持续推进储蓄国债下乡,并要求"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结合实际制定符合当地特色的储蓄国债下乡工作措施,推动提高农村地区国债发行额度分配比重。

金融素养、家庭资产配置与相对贫困——基于CHFS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的微观数据,采用(Factor Analysis)因子分析方法和静态收入贫困测度法对金融素养和相对贫困进行分析和测量,采用加权赋值法根据金融产品本身的复杂度和风险程度赋值,从而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多样性进行测量,并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金融素养对相对贫困的影响,识别了依托金融素养缓解相对贫困问题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不足是相对贫困群体不减贫的重要原因,金融素养的提升能够显著缓解相对贫困问题。金融素养有助于降低资金信息获取成本,提升参与市场经济意识,增加信贷可得性,从而帮助家庭更好地管理和配置自己的资产,提高资产配置效率和收益率,进而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效应和机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二是从异质性分析来看,相对于低资产组家庭,中、高资产组家庭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手段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相较于低学历组家庭,高学历组家庭利用数字金融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更少。三是从机制分析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升金融素养和金融关注度来实现家庭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资产配置多样性的影响

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2015、2017和2019年三年面板数据和北大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从微观视角出发,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资产配置多样性的影响作用进行实证检验,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得出结论:数字普惠金融对提升农村家庭的家庭资产组合的多样程度具有一定促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使用深度的提升均显著地发挥了作用,其中覆盖广度的作用最为明显。经异质性分析得到,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仅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显著,且在中部地区最为突出。最后提出建议,为进一步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设计,更好地优化农村家庭资产配置提供了参考。

信贷约束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FPS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有效的家庭资产配置有助于家庭优化资产结构,实现财富增值。而各类形式的贷款改变了居民的消费和储蓄习惯,从而影响了家庭的资产配置决策。论文基于2018年CFPS微观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了信贷约束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信贷约束对经营资产、借出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土地资产、农用器械、耐用消费品的影响不显著,对房产、现金储蓄、金融产品等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建议完善信贷市场体系,改善金融市场环境;提升居民福利,强化金融知识普及;注重弱势地区的发展,实现真正的普惠金融。

家庭资产配置及理财策略

居民家庭资产的有效配置,既可以促进家庭财产收入的增加,也可以缩小收入差距,提升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合理有效地进行家庭资产配置,树立科学的家庭理财观念,对促进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实现乡村振兴,达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借鉴国内外家庭资产配置的经验,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对家庭资产配置缺乏正确认知,金融监管力度不足,财富管理产品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和标准普尔家庭资产配置图,政府应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普及,提高居民的金融素养,树立正确的家庭资产配置理念;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满足个性化理财决策;借助互联网金融工具,探求家庭资产配置的优化途径。

数字经济、家庭资产配置与消费升级

数字经济是驱动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与消费结构持续升级的关键力量。将数字经济与金融资产因素引入Kongsanmut包含非位似偏好特征的效用函数,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机理,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9年的四轮追踪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驱动了家庭消费升级,对消费层次较高的家庭影响尤其明显,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特别是促进无风险金融资产持有驱动了消费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家庭、拥有自有住房家庭、户主已婚家庭、户主具有党员身份家庭、户主年龄在37岁及以上家庭、“胡焕庸线”东南侧家庭以及东部家庭,其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更强。因此,应加大网络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因地制宜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资本市场运作机制,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的研究

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而家庭年龄结构对家庭资产配置有着重要影响。本文首次使用了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并把家庭房产按照自住和非自住分类纳入不同的资产账户,然后明确定义了两个变量:生钱账户的钱占家庭总资产比重、保命保值账户的钱占家庭总资产的比重。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建立Tobit模型,定量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重越大,家庭分配在生钱账户上的资产越少,分配在保命保值账户上的资产越多;同时,人口老龄化对不同收入组家庭、不同城市层级家庭存在着异质性影响。

房价波动、家庭资产配置与地区工业绩效——基于2004—2013年196个城市数据的经验分析

近十几年来中国住房价格持续上涨,过多占用城镇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导致预防性和投机性储蓄居高不下,高风险金融产品需求不足,可能对工业创新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利用2004-2013年全国19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房价波动与工业绩效的关系。结果显示:商品房价格涨幅或者其与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增幅的差值越高,越不利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绩效增长;在房价向工业绩效的传导过程中,居民储蓄率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即高房价是通过阻碍家庭资产多元化配置,而对工业绩效产生抑制效应的。中国应深化土地制度及建设用地供应模式改革,抑制城镇房价非理性上涨,并进一步坚持资本市场改革,推动新型家庭金融集聚发展,实现创新资源对实体经济的有效供给。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农户金融市场参与及家庭资产配置

文章基于离散选择LOGIT和TOBIT模型,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探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与新农保的农村户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和参与风险金融市场的比率均有所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新农保能够显著改变农村家庭在三大主要资产配置方面的配置行为;改变解释变量和使用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处理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人口抚养负担、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家庭人口抚养负担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抚养负担的增加会降低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倾向,并降低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而且少儿抚养比相对于老年抚养比具有更大的负向影响。家庭人口抚养负担对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影响更大。此外,本文发现家庭资产的积累、家庭收入的增加、风险偏好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风险资产。经营个体工商业和购买自有住房则会"挤出"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投资,而年龄则呈现非线性的关系。

中美家庭资产配置结构比较研究

有效的家庭资产配置结构有利于促进家庭财富的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福利和消费水平。文章通过对中美家庭金融数据的比较研究,发现我国居民家庭的房产等非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远高于美国。我国政府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提升居民的社会保障程度,改变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状;通过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为居民持有长期稳定增值的权益性资产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条件,优化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结构,加快推进我国家庭资产配置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幸福感会影响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吗?——基于金融素养的机制研究

运用2013年、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混合面板数据,基于行为金融学的“有限理性分析范式”,选取金融素养作为中介变量,分析幸福感与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幸福感对储蓄、风险资产呈显著正向影响,对房产占比呈显著负向影响;且在城乡、区域、收入差异方面存在异质性;同时金融素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为新发展阶段将幸福感因素纳入投资者教育、金融服务、公共政策的考虑因素提供理论依据。

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如何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监管新框架、金融业竞争新结构为家庭资产配置的转换带来新契机。厘清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差异如何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对制定货币政策以及预测经济目标能否实现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建立了包含多主体的DSGE模型,采用2013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比较分析了不同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对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效率的冲击效应。分析结果表明:(1)家庭资产配置偏向于风险金融资产时,对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的正向影响明显高于对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影响;而当家庭资产配置偏向于房地产时,则会严重冲击两类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2)家庭资产配置偏向于风险金融资产虽可对宏观经济产生正向影响,但亦会导致宏观经济变量的较大波动。(3)当房价上涨时,家庭资产配置于房地产所带来的“挤出效应”大于“财富效应”,且社会福利损失最高。未来应坚持“房住不炒”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构建和完善资本市场生态环境,提高家庭部门参与资本市场的获得感。

安徽省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有效性研究——基于超效率DEA模型

居民家庭资产的合理配置在消除收入差距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有效分析安徽省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的有效性,首先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并寻找影响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有效性的相关指标,然后将各市作为基本决策单元,并使用安徽省各市统计年鉴中宏观数据去衡量指标的相对水平,借助于超效率DEA模型,计算出安徽整体及各市居民的资产配置效率,并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价,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优化策略。

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来自京津冀城市群的证据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京津冀区域金融体系作为资源配置的先导和核心手段,其发展水平和协同程度对国家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体现在诸多方面,本文拟从家庭金融的角度,整合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微观数据和区域金融发展中观数据,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探索推动区域金融发展核心因素,以期为合理推进京津冀区域金融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子女数量会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吗?

近年来,我国实施鼓励导向型生育政策带来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变动,可能对家庭资产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带来新的影响。通过以子女数量作为生育政策实施的结果对家庭资产配置结构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子女数量增加明显抑制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且减少对股票资产和住房投资配置;城乡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分析表明,城市和东部地区家庭的表现更为明显;通过提取高收入家庭样本进一步分析“有限参与之谜”,结果表明子女数量增加对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进行风险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主观预期寿命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基于生命周期的资产配置模型中引入主观预期寿命,对主观预期寿命、遗赠动机对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分析。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老年居民的主观预期寿命是理性的,该指标在研究家庭金融决策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主观预期寿命的增长显著提升了家庭持有政府债券和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并增加了家庭在相应资产上的配置。遗赠动机会弱化主观预期寿命增长对家庭持有相应资产的可能性和配置比例的正向影响。通过使用多种估计方法和代理变量,笔者发现上述结论是稳健的。

家庭资产配置与居民消费财富效应关系研究

构建多层斯通线性模型,分析和检验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拥有金融资产会对消费产生正向的财富效应,并且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财富效应越大;家庭拥有房产同样会对消费产生正向的财富效应,但金融发展程度对于房产对消费产生负向的替代效应,可能是由于在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的地区房价更高从而会对消费产生负向影响;总而言之,家庭资产对消费有财富效应,并且房产的财富效应大于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据此,为优化家庭资产配置,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