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行法与对世义务间关系的动态演进机理探究

学界目前对于强行法和对世义务间关系已有不相关、重叠、包含、等同和单向产生五种论断,但五种论断均有内涵或外延上的纰漏,不能全面概括二者间关系的全貌。关于二者的认知在法律编纂和司法实践发展中逐步由疏离走向交汇,二者均反映和保护国际社会基本价值,并均以一般国际法为基础。强行法的违反后果涵盖条约法和法律行为法两个领域,包含国家责任领域对世义务的违反后果。但强行法侧重确立规范间的位阶等级,属于执行领域的对世义务侧重解决主体诉讼资格。强行法具有普遍适用性质,而对世义务可由缔约国间适用转化为国际社会普遍适用。现阶段强行法具有明确的“两步走”累加识别标准,相较之下对世义务的识别标准模糊且缺乏独立性。对于二者间关系的未来走向,更多应从国际社会结构和国际法律秩序体系整体变迁角度认知,并对对世义务诉权的适用和违反强行法法律后果的扩张持有相对乐观但审慎严谨的态度。

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对世义务”的困境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功能展现

以海洋环境污染为代表的非传统海上安全问题逐渐暴露,而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于解决全球海洋治理方面的新问题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现实需求呼唤着新理念的出现。海洋活动的特性使其更需要整体性保护。尽管国际法上已有“对世义务”这一保护各国共同利益的概念,然而其外延却并不明确。海洋环境保护义务是否成为一项对世义务还是个有待商榷的问题。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为各国在海洋环境方面的共同利益提供整体性保护、解决海洋治理问题的中国对策,可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做出有益贡献,应以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

国际环境法上的对世义务与共进国际法

共进国际法强调国际合作共赢以应对国际共同关注事项,有利于全球环境治理。对世义务体现了现代国际法的共进性,强调环境保护是各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两者都以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作为立论的基础,突破传统国际法以国家同意为基础的契约模式,代之以义务性的积极合作模式,是全球环境保护的新理念。国际环境法将以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为基本原则,以对世义务与共进国际法为理论发展动力,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保障机构,推进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有效开展。

海洋环境保护义务与对世义务之关系辨析

对世义务是国际法中保护共同体利益的一种义务性规范,由国际法院创设并呈现发展的态势。在海洋环境保护领域,承认海洋环境保护义务是对世义务的司法实践有限,理论上形成了海洋环境保护义务是对世义务还是备选对世义务的争议。目前关于对世义务具体内涵的认定标准存在习惯国际法之强行法标准、国际司法实践之司法判例标准以及国际公法学家之学说标准。不可否认,随着国际司法实践的进一步发展,运用对世义务保护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的海洋环境具有可能性。但运用对世义务保护海洋环境仍面临着强行法规范认定困难、国家实践证明阙如,以及对世义务外延不明等挑战。目前,海洋环境保护义务仍是一项备选对世义务,需要国际实践进行检视。

《日本宪法》第9条修改的国际法解读--以国家的对世义务为视角

国家主权的相对化必然导致国家在国际法上的对世义务,而禁止侵略战争便是这种对世义务的一种现实体现。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特定的历史背景,以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件为基础,《日本宪法》第9条成为日本因违背禁止侵略战争的对世义务而对其应承担的国际责任进行立法转化的结果。《日本宪法》第9条的效力渊源及其有效解释,有助于认识日本应承担的非军事化义务及对其修改的一系列修宪行为的非法性。日本间接或直接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对外将违背以亚洲安全为基础的客观国际体制,对内则将摧毁《日本宪法》的基本架构。日本的修宪行为必将损害曾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各国的利益,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中国应推动相关国家在相互依赖中构建多层次的替代性安全保障机制。

论气候责任的道德维度及其对世义务转变

气候责任是一个崭新的理念,包括道德与法律两个维度,前者是后者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气候责任是否构成对世义务存在理论争议。鉴于温室气体的全球流动性和排放影响的全球性,虽然气候责任尚未发展成为一种获得普遍承认的对世义务,但在人类所面临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的挑战下,其终将完成由道德责任向法律责任的转变。气候责任理念的确立无论在全球还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指导层面,都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发挥应有的影响力,都需要决策者将气候责任作为重要的理念支撑。

国际法上的诉权及其在福岛核污水问题中的运用

按照传统观点,国家应基于受害国的身份来主张诉权。该观点强调受害国的个体权利或利益因国际不法行为而遭受侵害。受害国应与案件结果或者诉求主题事项之间存在某种直接利益。但是,为了保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而产生的对世义务突破了传统观点,使得国家在不是受害国的情况下仍能主张诉权。就福岛核污水问题而言,周边邻国若想诉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强制程序,既可以基于受害国主张诉权,也可以依据对世义务主张诉权。出于减轻举证难度的诉讼策略考虑,周边邻国可以依据对世义务主张诉权。

行星环境污染的国际法规制及其法律困境

从人类第一次将物体送入近地轨道开始,外层空间的环境就将因此而发生不可避免、无法挽回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人类本着审慎且负责任的态度,尽可能地减少人类活动对外层空间的潜在负面影响。行星保护的法律法规应当囊括指导性法律原则,相对明确的行为标准,以及富有效率的规则制定与争端解决机制这三大要素,并且上述规则应当具有一定的法律拘束力和执行力。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国际社会创立并发展了行星保护的概念,就行星勘探行为制定了框架条款和具体政策,但总体而言,这些规则仍然缺乏应对政治矛盾的有效机制和足够的执行力。因此,国际社会急需通过参考国际海底的勘探开发模式,建立外层空间许可制度,以及编撰行星保护规则手册等,提高行星保护规则的执行力,为可能出现的国际间太空资源争夺做好充分准备。

权利和义务是对应的吗?

权利和义务存在对应性的相关性命题,由以下三个子命题组成:相互相关性命题、分析性的相关性命题(有权利就有义务、有义务就有权利)与道德相关性命题(不存在无权利的义务、不存在无义务的权利)。然而,对于相互相关性命题而言,由于对世义务并不蕴含着对方拥有相应的权利,所以该命题是错误的。对于分析性的相关性命题而言,通过对霍菲尔德理论的改造与重构,在承认权利(主张)具备对应性之外,将会发现作为二阶权利的特权(自由)、权力和豁免并不具备相关性的特征。对于道德相关性命题而言,通过言论自由的例子,来说明拥有权利并不需要以承担义务为正当化的条件,反而应当将权利视为赋予义务的正当化根据。如果以上这些部分都是成立的话,那么权利与义务相关性的命题就必然是错误的。

基本人权保护的“对世性”与非公约难民的“补充性保护”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1967年议定书以"四要件"为条件对"难民"定义进行了限制。对于不满足"四要件",但确实需要保护的人,学界和实践中产生了"补充性保护"的理论,认为对其提供保护不仅是道义上的选择,更是法律上的义务。"补充性保护"是国际法上"不推回"原则发展的结果,但在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领域应当受一定的限制。"不推回"原则的发展和"补充性保护"的产生以人权的"对世性"为依据之一。联合国国际法院将"对世义务"的产生和发展限定在基础性、不可减损的人权范围内,"对世义务"也可以成为对"补充性保护"在经济、社会权利领域适用的限制。只有当经济权利、社会权利的失衡可能影响到其他基本性人权的实现时,才产生以"补充性保护"的义务。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国际法的发展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丰富的内涵,从其以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的目标考察,国际法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国际法的价值追求一致,其既遵循国际法基本原则,又深化了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内涵,发展了国际法的新的叙事模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国际法治化过程的同时也推动了国内法治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还将深化共同体权利和共同体义务的构造。

论国际人权条约中的国家间来文

国家间来文是国际人权法的一项重要监督机制,广泛规定在联合国和区域人权条约中。综观各项人权条约中的国家间来文程序,它们具有强制性或任择性、法律性或政治性、对应性与非对应性、公益性与自利性等特征。与国际人权法其他监督机制相比,国家间来文在程序的便利性、适用对象的广泛性、发起程序的规范性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是鉴于该程序难以克服的政治化倾向,各国出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关系等因素的考量,很少启用这一程序。2018年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迎来了联合国层面的首批国家间来文,该程序的启动主体、适用事由、受理条件等制度要素首次经历了实践检验。其中巴勒斯坦国针对以色列的来文引发的国际人权法对世性与国家同意原则之争,预示着需要更加规范地利用国家间来文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