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对外援助——动机、特点和表现形式

援助活动中的成本承担方与受益方分离,具有准全球公共产品特征,因而面临供给激励不足问题。在回顾主要国家对外援助动机及互动方式的基础上,探讨了现实中用以缓解供给激励不足的手段及其对援助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选择性激励”手段常被用以缓解供给激励不足问题,具体表现为援助国经常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援助对象和方式进行筛选,甚至在援助中捆绑各类附加条件;“选择性激励”手段虽然有助于缓解供给不足,但是却使得援助活动成为援助国自身利益的延伸,甚至会引发多个援助国之间的利益纷争;援助国之间的利益冲突既表现为主导权之争,也表现为议题层面的话语权之争,两方面竞争共同塑造了国际援助格局。以上分析表明,中国一方面要坚定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立场上推动国际援助体系变革,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构建有竞争力的发展议题,应对援助领域的话语权竞争。

新时代高等职业院校对外援助实践模式研究

高等职业院校是新时代我国开展高等职业教育对外援助的实践主体,发挥着核心作用。基于我国对外援助方式和管理体制创新的新变化和新要求,从政策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三个维度构建对新时代高等职业院校对外援助实践的逻辑认知,通过对高等职业院校对外援助实践典型模式和关键性问题的剖析,探析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高等职业院校对外援助实践模式,并根据国家关于“精准援助”的工作要求提出相应策略和建议,为高等职业院校在新时代高质量“走出去”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中国气候对外援助:一项制度分析

气候对外援助是中国南南合作的新兴领域,也是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方式。中国的气候对外援助制度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其内部形成了以组织性制度、引导性制度与规制性制度为核心的“三维结构”。中国的气候对外援助面临大国政治经济角力升级、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全球气候治理模式转型等新形势,需要以完善的气候援助制度贡献大国气候外交、保障气候资源供给、应对全球气候威胁。但气候对外援助制度仍然存在短板与不足,需要从组织性制度、引导性制度、规制性制度等不同维度予以优化。气候对外援助制度理论分析和制度优化方案可以为对外援助其他具体领域提供制度理论进路或方案选择,也可为完善对外援助制度提供制度经验。

中国对外援助实施机制的制度检视与优化路径

对外援助实施工作是保障援外实效的核心环节,我国已经形成以国合署决策立项、多部门共同参与执行的援外实施体制,实施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制度依托。当前援外实施机制存在实施规范不够完善、实施机构协调成本较高、实施效果有待提升等现实挑战,体制因素、法律因素以及人力因素是造成这些挑战的内在原因。深化援外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对外援助专门立法进程、合理增加援外实施管理力量是优化我国援外实施机制、有效提升援外实效的路径选择。

从无偿到合作: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主导方式转变探究

合作共赢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础,拓展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它强调个体在追求目标实现的同时,也要顾及他者合理利益的达成,在促使本国发展进程中,还应推进他国能力的有效提升,休戚与共、同创繁荣。合作共赢既能推动中国和平发展,也为中国体育对外援助指明了方向。中国体育对外援助根据财政条件差异与资源流动方向的不同,可分为无偿体育对外援助和体育对外援助合作2种方式。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无偿体育对外援助具有相对的局限性,突显出经济成本投入较大、政治色彩比较鲜明、短期效应相对显著、可持续性较差等不足。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体育对外援助合作表现出良好的优势性,体现出减轻援助国财政支出负担、增加援助国经济创汇收入、促进受援国长远利益发展、可持续性显著等特点。因此,基于体育援外方式发展的内因和政治、经济等外因的综合影响,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主导方式的转变,出现了"无偿主导、合作辅助向合作主导、无偿辅助"的切换。当下,要谨遵合作共赢的精神指引,紧握体育对外援助合作的主导方式,以合作推动体育对外援助的有效落实。

美国对外援助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是最早实现对外援助机制化和法制化的国家之一。美国对外援助机制主要由以《对外援助法》为主导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和以国际开发署为核心的对外援助执行体系构成。上述对外援助法律体系和机构设置确保了美国对外援助项目的稳定性和原则性。与此同时,不同时期内国会通过的相关法案和行政部门出台的相关行政指令,加上根据需求建立和参与的其他对外援助机构,保证了美国对外援助在不同时期服务于具体外交政策目标的灵活性和实时性。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对外援助机制也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对外援助法》内容过时,相关法律和行政指令繁多;缺乏高级别对外援助机构充分参与政策制定、项目执行管理和监督;对外援助目标缺乏清晰和统一的界定;机构间合作机制不够有效。在中国对外援助规模不断增长的背景下,考察美国对外援助机制的优势和不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对外援助话语的共情修辞机制及效果探究

共情修辞可被视作推动国际传播的重要路径之一。中国对外援助话语包含了诸多共情修辞印记,契合了情感共情、认知共情和共情意动的共情逻辑,经历了从文化认同到情感认同再到理念认同的过程。研究发现,在共情效果方面,受众与修辞者的共情水平并未表现出一致性,相反,面对修辞者持续高水平的共情,受众情感呈现出周期性波动。受国际话语博弈和“泛媒化”景观的影响,援助国和受援国在修辞者和受众的身份中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带动了修辞传播中共情效果的折变。在对外援助语境下,内化共情修辞机制的话语体系建设是实现外部认同和提升援助效果的关键。

《对外关系法》背景下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规制完善

体育对外援助是我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管理、规范等需求在多年的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针对体育对外援助的规制。本研究通过考察当前我国体育对外援助规制的现状,认为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存在着规制手段失衡、规制法律缺位、规制能力不足等问题。《对外关系法》作为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础性法律,其颁布与施行为体育对外援助规制确定了新理念、新框架和新任务,也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指引。在此背景下,我国体育对外援助需回应《对外关系法》的要求完善规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更新体育对外援助的规制手段;以《对外关系法》为依据,健全体育对外援助规范;以深化拓展为任务,提升体育对外援助的规制能力。

中国对外援助对发展中国家减贫效应的影响

使用AidData数据库中2000—2014年中国对103个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可以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减贫效应、减贫路径与援助项目碎片化对中国对外援助减贫效应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援助能明显降低受援国的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指数,提高受援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水平,并且这种效应在不同类型的援助项目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受援国制造业发展与人力资本提高是中国对外援助发挥减贫效应的重要路径。因此,应调整中国对外援助有效性的评估模式,建立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援助有效性评估系统,调整对外援助分配结构,实施精准援助,充分发挥援助项目的有效性。

日本对外援助中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模式研究

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参与,是日本对外援助中的一个重要特征。经过对外援助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沿革,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形成了包括资产协力型、社会贡献型、社会责任型、创造共享价值型在内的多种合作模式。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日本的对外援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二者合作模式未来可能产生的变化对日本对外援助事务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对外援助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推动社会组织与多元主体协作,以促进中国对外援助事务高质量发展。

对外援助与文化产品出口:影响效应与机制分析

扩大文化产品出口是贯彻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载体。探讨对外援助对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识别其异质性特征,并探讨这种影响关系及机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分析文化产品贸易决定因素及其嵌入对外援助因素的理论模型,并使用2000—2017年中国提供的援助与对受援国的文化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对外援助可显著促进中国文化产品向受援国的出口。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类援助、生产部门类援助和民生项目类援助上,且上述促进效应对劳动密集型文化产品、中低收入受援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受援国的表现更为明显。此外,援助的文化贸易促进效应存在非线性门槛特征,只有超过特定阈值促进作用才开始显现。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对外援助通过经济发展效应扩大受援国的文化产品需求、削减受援国和援助国之间的可变与固定贸易成本,以及增进援受双方之间的正式与非正式亲和力三条渠道影响文化产品的出口贸易。对此,应将对外援助执行工作和文化产品贸易统筹于文化强国建设之中,持续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辉煌。

最低评标价法的报价研究——以对外援助工程为例

根据Z公司在对外援助工程领域的投标及中标情况,结合最低评标价法的评标原理,利用概率论对相关投标报价的中标概率进行分析研究,从而优化Z公司的投标策略,提高其在对外援助工程中的中标概率。

最低评标价法的报价研究——以对外援助工程为例

根据乙公司在对外援助工程领域的投标及中标情况,结合最低评标价法的评标原理,利用概率论对相关投标报价的中标概率进行分析研究,从而优化乙公司的投标策略,提高其在对外援助工程中的中标概率。

美国对外援助的法律架构及其演进

作为世界第一援助大国,美国的对外援助很大程度上受到以1961年《对外援助法》为核心的援助法律体系的规范。这一法律体系主要由对外援助的基本法律、对外援助专项法律、其他法律中涉及对外援助的相关条款以及拨款法案四种类型构成。以1961年《对外援助法》的制定和冷战结束为界标,其对外援助立法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当前美国对外援助立法面临着提升对外援助的能力、效果和透明度的需求。

“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援助制度之完善

对外援助是中国与其他国家间进行政治、经济合作,实现政策、民心互通的重要政策工具。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需要不断扩大对外援助规模。对外援助需要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发挥先锋、先导作用,从战略上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在资金上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并通过构建援外制度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目前,中国存在援外制度不健全、援外基本法缺位、援外管理体系不协调等制度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如何落实援外战略、调整援外资金结构和数量、提高对外援助实效等都对中国的对外援助制度提出新的挑战。当然,"一带一路"倡议也为完善对外援助制度提供了新的动力和契机,中国可尽快出台《对外援助法》,理顺对外援助管理体系,加强对外援助绩效评估,通过制度完善提升援助实效,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对外援助中“软援助”探究

进入21世纪,中国在保证硬援助提供的前提下,开始更多的尝试软援助的运用,内容包括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其他新兴的非实体性援助方式。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要进一步提高对软援助的认识度和自觉性,注重提升援外工作人员自身素质。同时,要丰富软援助实施方式,吸引多方力量参与对外援助,以此大力推动我国对外援助事业的发展。

完善我国对外援助立法之探讨

近年来中国援外活动引起诸多争议,但从目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出发,确有必要实施对外援助。中国已形成以商务部为主要实施机构、其他部门共同参与的援外体系,但存在援外机构设置随意、援外机构职责不明、援外决策体系不完善、援外活动缺乏有效监督等问题。中国援外法制尚不够完善,如缺乏统一的援外立法、援外法律体系不完备、援外规范效力层级低、援外活动透明度不高等。当务之急尽快完善对外援助法律体系,以更好地规制对外援助活动。

当前主要援助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变化及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援助国不断完善其对外援助管理机构,重视对外援助立法工作,优化对外援助管理制度。新兴援助国的援助规模不断增加,各新兴援助国均在各自的优势领域促进国际发展援助事业的发展。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优化了我国对外援助的治理体系,未来我国对外援助体系改革应加强内外部协调,重视援助评估,启动对外援助数据统计。

全球发展治理变革与中国对外援助

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制度在不断完善之中。然而,制度建设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完善制度本身,而最终目标是为了提高效能,推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中国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全球治理的论述篇幅大幅度增加。报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浅谈新时期我国对外援助

对外援助是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渠道和重要方式,是中国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针对亚非拉地区的对外援助促进了民众生活的改善和受援国的发展,而且对一些国家抵抗外来入侵起到支柱性的支撑作用,与此同时,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六十年来,中国的对外援助行动,发展并巩固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和经贸合作,极大的推动了南南合作,为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甘苦、共患难,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收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2011年4月《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发表,是对几十年来中国对外援助的工作的总结和对新时期我国对外援助策略的展望。中国的对外援助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