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ESG表现——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0—2020年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企业OFDI对ESG的影响及ESG调整动机。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OFDI显著提高了ESG水平,尤其是环境维度的ESG。随着OFDI深入推进,企业ESG的改善效应逐步增强。OFDI更有助于提升国际化经验不足企业和投资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较高东道国企业的ESG水平。此外,当面临严格的制度约束时,企业OFDI对ESG的提升效应更大,且制度约束主要作用于环境维度的ESG;若企业高阶资源较为丰富,则其ESG改善幅度更大,且主要表现为社会和治理维度的ESG改善效应。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ESG改善效应研究,并为推动我国企业ESG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下,“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日益紧密,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逐渐显现,成为吸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区位优势。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增加值贸易网络,结合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BvD-Zephyr以及fDi Markets数据,考察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上述影响在发达国家、制度风险较低及开设境外园区的东道国更强,并且进一步激发了中国民营企业、初始投资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并购的积极性。此外,中国企业OFDI的结构得以优化,投资行业依托贸易网络呈现阶梯状分布。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激励效应、投资风险规避效应和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是其重要传导渠道。本文为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策略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驱动因素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入融合的过程,由此产生的生产技术优势成为推动中国企业OFDI的新型竞争优势。企业作为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微观主体,其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规模的促进效果,这种促进效应在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由于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行业技术水平的不同,数字化转型的投资促进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此外,提升生产效率和缓解融资约束均会增加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投资具有积极影响,这对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专利出海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专利出海作为开放创新生态的重要内容,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优势。本文选取2003—2021年中国专利出海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专利出海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专利出海能够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其动态滞后效应在第2期达到最大。在考虑多维专利出海质量、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专利出海通过技术领先效应和声誉传递效应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专利出海对数字化企业、顺向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明显,对中国企业向投资网络社区内东道国、高知识产权保护东道国的投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为依托创新全球化布局推动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微观依据,对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具有重要启示。

“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其促进母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对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我国2003—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在总体上显著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和西部地区尤为明显;分位数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边际效应会受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影响呈现“M型”特征。因此,应增强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和要素优化配置能力,加快形成“走出去”和“引进来”双向互促的高水平开放新格局,最大化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动因——基于空间经济和企业区位决策的分析

大多数跨国公司理论忽视了企业活动的空间背景而且可能存在逻辑悖论。分析空间成本及其对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可以建立起更具一般性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框架。空间成本包括运输成本、时间成本和额外的信息成本。即使企业的初始区位是最佳区位,内外部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也会使企业的空间成本不断增加,从而促使企业区位发生转移和扩散,当转移和扩散发展到国外即发生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换言之,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将区位调整到国外的结果。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城市韧性的影响

强大的本土投资能力是维系城市韧性的重要力量,而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本土投资的海外转移,是否挖了中国城市韧性的墙角?该研究利用2008—2021年中国27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及其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二元边际)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①OFDI及其二元边际显著提升城市韧性,其中扩展边际对城市韧性促进作用更大;②分城市规模来看,大城市OFDI对城市韧性的提升作用强于中小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分别在OFDI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上对提升城市韧性有比较优势;③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OFDI扩展边际对提升城市韧性有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OFDI集约边际对提升城市韧性有比较优势;④在冲击抵御期,OFDI扩展边际对城市韧性促进作用相对较大,在恢复调整期,OFDI集约边际对城市韧性促进作用相对较大;⑤从作用路径来看,OFDI通过增强本土技术创新能力、改善本土产业结构和促进本土产业化和城镇化相融合(产城融合)提升城市韧性,其中产城融合的中介效应更为突出。这意味着:①东部地区和大城市的政府工作重点可以放在全面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打造城市名片上面,中部地区和中小城市的政府工作重点可以放在培养行业龙头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上面,彼此错位发展;②在冲击抵御期,甚至在前冲击抵御期,各级政府就应该未雨绸缪,向行业龙头企业发出预警,有针对性地帮助其对冲冲击,重点通过各类双边协定和投资安排,与东道国一道通力合作,在恢复调整期,各级政府的重点应该放在进一步完善自身制度建设上面,通过完善本土营商环境,解除企业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企业想走出去,能走到更多的地方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基于2004—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在三个门槛变量下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并分析碳市场政策实施和二元梯度OFDI对碳排放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当以经济规模扩张为门槛变量时,OFDI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影响效果呈现由负向转为正向再转为负向的“倒U”型趋势;以产业结构升级为门槛变量时,OFDI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影响效果先为正向后转为负向;以低碳技术创新为门槛变量时,OFDI对碳排放存在单一门槛的负向影响,且超过门槛值后碳减排效果进一步提升。碳市场政策实施后,OFDI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显著降低,负向影响得到提高;在将OFDI划分为二元梯度的分样本研究中,逆梯度投资比顺梯度投资的碳减排效果更好。

文化感知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House教授GLOBE项目的数据,重新构建了文化差异衡量指数,并实证考察了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感知的文化差异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而东道国感知的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仍然支持了这一结论。机制检验发现,文化差异主要通过增加交易成本和降低双边投资合作信任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感知的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和产业结构合理性更高的国家,而在东道国文化感知差异较大的国家,文化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大。因此,应当重视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文化差异问题,积极推动文化交流互鉴,增强高层互访,提升投资信任度,因地制宜发掘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新机遇。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2008—2019年数据,利用修正后的投资引力模型考察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总体上,东道国营商环境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地理区位异质性、发展程度异质性和营商环境子指标异质性;文化距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中存在负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贸易投资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政府与企业双重维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如何影响母公司绿色创新

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推动母公司绿色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投资动机是分析跨国企业OFDI影响的一个基本角度。文章以A股上市企业2008—2019年数据作为样本,根据海外子公司的经营范围手工整理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利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不同投资动机下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母公司绿色创新。结果发现:(1)整体上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母公司绿色创新,多种稳健性检验证明该结论的可靠性;(2)区分OFDI动机的研究发现,商贸服务型OFDI和当地生产型OFDI对母公司绿色创新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技术研发型OFDI和资源开发型OFDI对母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3)机制检验发现,商贸服务型OFDI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绿色竞争效应两种途径来促进母公司绿色创新,当地生产型OFDI通过提高利润、资本配置效应和环境合规效应三种途径来促进母公司绿色创新。技术研发型OFDI无法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进而难以促进母公司绿色创新。资源开发型OFDI不能提高企业利润,进而对母公司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文章为中国政府制定针对性的OFDI政策来促进母公司绿色创新,实现中国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韧性影响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影响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基于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非空间面板模型、空间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OFDI对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OFDI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OFDI对邻近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具有溢出效应。中介机制检验发现,OFDI能通过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机制间接提升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OFDI促进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且对东部地区经济韧性的推动作用高于中西部地区;时间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危机抵抗期OFDI对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的提升具有抑制作用,而在金融危机恢复期和转型期具有促进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中间品转换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匹配数据,采用时变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可以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当期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中间品转换效应降低当期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进口中间品相对比例增加是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中介渠道;对地理距离较远和进口中间品关税较高国家的投资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更显著。此外,中间品转换效应的内在动因是进口高质量中间品而非低价格中间品;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将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东道国投资壁垒、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自G20国家的经验证据

以限制性投资政策为特征的东道国投资壁垒正重塑中国ODI的关键影响因素。本文探究了投资壁垒、制度质量及其交互效应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中国对G20国家2003-2020年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发现:第一,东道国投资壁垒对中国ODI起到了显著的遏制作用;第二,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ODI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国家异质性,发展中国家呈现出显著的制度质量规避特征,发达国家呈现出制度质量偏好特征;第三,发达国家东道国高质量的治理水平弱化了投资壁垒对中国ODI的抑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双边投资协定、东道国对华贸易依存度对投资壁垒起着积极的调节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对外直接投资(OFDI)通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对母国经济安全产生影响。文章选取2003—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经济安全水平进行指标构建与测度,并建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三种中介指标,基于多重中介效应分析OFDI对我国经济安全水平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能提升经济安全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在OFDI与经济安全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政府干预程度强弱对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安全水平的关系具有明显异质性:弱干预地区中介效应对经济安全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强干预地区中介效应对经济安全有一定抑制作用。

政府债务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运用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政府债务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债务过高会促使民营企业“走出去”,这一主要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上述影响效应在无政治关联、技术创新意愿较强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其中的作用机制在于,政府债务过高影响当地营商环境,并可能改变企业要素配置,引致民营企业“走出去”。研究揭示了政府债务行为对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效应,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政府债务和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同时对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营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支持。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研究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厘清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及作用机制,探究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路径选择,对实现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文章从对外直接投资角度切入,采用2002—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熵权法构建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并对我国经济安全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安全水平,并且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然而从整体演变过程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水平的影响呈现“倒N型”双门槛效应,表现为“阻碍—促进—阻碍”的动态趋势。

企业ESG履责、环境不确定性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企业“走出去”迎来了新的机遇,厘清ESG履责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至关重要。文章选取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ESG履责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履责可以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愿和规模;机制检验发现,企业ESG履责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生产率来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调节效应发现,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ESG履责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促进作用,但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ESG履责更能促进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文章从ESG履责视角探寻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优势,为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风险偏好视角的经验证据

聚焦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背景下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决策问题,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的关系。研究发现,董事会非正式层级清晰度越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越弱;董事会互动程度显著增强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以及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中,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偏好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跨国企业优化内部管理与对外投资决策具有现实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文章基于2003—2019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数据,借助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可发挥正向投资效应,显著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采用加入第三国效应的三国模型检验发现,第三国资本禀赋、政治经济稳定性等因素会使企业直接投资产生转移效应,致使中国直接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产生挤出效应。分时间段检验发现,2009-2019年间,第三国效应对中国直接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