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圣与尊经——扬雄和刘歆的“复古”路径及其脉络辨析

扬雄和刘歆可谓经学发展史上节点式的人物,面对西汉末年博士经学的颓态,他们希望通过“复古”回到儒学最初的根本,然取径相异:扬雄缵绪圣人之所为,广圣道、拟众经;刘歆则在汉代官方立学原则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广学、正经、诂经来变革利禄之学的衰局。纵览儒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可知扬雄希圣拟经的行为实际上同儒学“博采诸学,折中于一”的子学自新精神一脉相承,与司马迁和董仲舒可归为一类,在西汉儒学中自有其位置;刘歆其人其学仍在西汉今文经学统序之中,其援古济今的经学革新努力虽然是中央官学内部的调整,但将儒生的视线从固化了的师法转移回了经典文本之上,有意无意间导引了训经诂圣的后汉经学路径。

书院文学教育的“大文学”属性——以成都尊经书院为中心

成都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士,文学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书院不课时文,并非只重学术,举业既属于书院文学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个目标。经史之学是文学教育的根柢,同时保证了文学教育的道德底色。文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书院文学的境界和气象由此阔大。文学教学注重分体研习、循序渐进、书目指引、示范评改。文学风格主要有两种,一是张之洞提倡的“清真雅正”,二是王闿运引领的“古雅绮靡”。书院的日常活动包括抄书、讲谈、考课、批阅、宴游等,文学教学与生活体验融为一体。总体来看,尊经书院的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功利的;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它以儒学为学术本位,以文体为教学支点,向外融合“科举”“经史”“经世”等社会价值,向内关联“功名”“风格”“日常”等人生体验,是具有“文学与文化生命整体性”的“大文学”教育。理解近现代以来“大文学”观的发生,书院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尊经书院与近代蜀学的兴起

四川尊经书院是近代蜀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前提,它在科举制度病入膏肓之时,以通经学古课蜀士,肩负起"绍先哲,起蜀学"的学术使命,经过张之洞、王闿运的精心规划和整饬,培育出一大批优秀的蜀学人才,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尊经书院为中心,是准确把握近代蜀学特质的基本途径,必须由此出发,许多问题才可能获得满意的解释。

尊经卑史——王安石的史学思想与北宋后期史学命运

尊经卑史是王安石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中,这一学术思想被严重扭曲、变形,并与权力合谋,成为新党打击旧党的意识形态工具,从而为北宋后期的史学进程带来厄运。

王闿运受聘尊经书院史事考

王闿运受聘出任尊经书院山长,是影响四川近代学术教育的一件大事。这件事表面上看似简单,常被史家所忽略。其实此事的背景经过,当事人的初衷打算,以及其中的变幻曲折,牵涉甚广、异常复杂。从具体微观的研究角度搜寻线索,探讨王闿运受聘尊经书院的历史真相,可补前史之阙。

浅谈清代的尊经观及其代表

尊经观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尊经观的来源主要是由于儒家文化的熏陶,到了清代正式成熟。探讨了清代各医家及钱塘医派对中医学尊经观的影响。

崔述《考信录》卫道、尊经原则解析

崔述在撰著《考信录》时,严格遵循卫道、尊经的学术原则,坚决维护儒家道统的权威,以《六经》所载作为评判古史古书真伪的标准。这些原则,适应了当时社会对于学术研究的要求,有其合理性,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崔述的学术研究存在证据不足、结论武断的弊端。剖析崔述著述的卫道尊经原则,对于客观理解与公正评价崔述的古史考证成就有着重要意义。

论王闿运执掌四川尊经书院期间的礼制教育及其意义

清末著名学者王闿运以重视“三礼”研究而自成一格,在其担任书院山长期间,不遗余力推行礼乐教化,颇具特色。此前,由于资料缺乏,对其礼教活动的具体情况不甚明了。新近发现的《癸甲襄校录》详细记载了王氏当时组织举办大型礼仪活动的情况,足以弥补这方面的欠缺。从中可以发现王闿运在这类活动中绝非单纯的沿袭,而是实施了一系列创新性变革,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面貌,由此也折射出清末礼仪活动发展的新动向。在此基础上,王闿运还推行了一系列教学活动,形成了有一定体系、颇具成效的礼制教学模式,其工作建构了以书院为核心实施大型礼仪活动的路径;并真正体现以师为尊,师生互相尊重的理念;同时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对当时作为移民大省的四川重建蜀学传统起到了推动作用。

宋育仁与成都尊经书院

宋育仁早年入读成都尊经书院,为书院早期的学生,学成后被任命为参赞出使欧洲,是四川担任驻欧使节的第一人。其一生波澜壮阔,也与尊经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是该书院由弟子成为山长的唯一一人。

《弥勒尊经》蠡测——兼与马西沙教授商榷

《弥勒尊经》是清代民间宗教教派清茶门的重要经典。本文通过考证研究 ,认为《弥勒尊经》是一部与《三教应劫总观通书》 (清茶门另一部重要经典 )在政治倾向上根本不同的传道经书 ,并指出该部经卷对清中叶以来下层民众信仰世界的深远影响。

尊经书院读书日程考

成都尊经书院是清末四川兴建的一座规模宏大的书院,它在四川学政张之洞、山长王闿运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培养人才无数,扭转了川省衰颓的学风,是近代四川学术复兴的转折点。在张、王二人的影响下,书院形成了崇实去浮,沉静好学,学以致用的学风,本文将着重探讨书院相关学规、教育管理制度的建立以及学生学习的情况,从而全面展示书院的教学情况,进而理解尊经书院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为四川学术界带来深刻变化的内在原因。

张之洞“创办尊经书院”遗文考释

张之洞在晚清的政坛、学界均有重要地位,其著述向来受学界重视。《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中有同治十三年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时的牌文一篇,尚不为学界所知。牌文内容涉及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期间创办尊经书院时的背景、经费、拟名、延师、生源、膏火等信息,是迄今所见张之洞最早的公牍文章。

袁昶与中江书院尊经阁

袁昶在任徽宁池太广道期间,创建中江书院尊经阁,搜集图书数万卷,制定详尽的图书管理及借阅章程,孕育了近代图书馆之雏形。其在图书分类法上的创举,打破了传统四部分类的桎梏,是我国近代图书分类体系的先声。

再论敦煌景教写本P.3847《尊经》之译撰时间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P.3847《尊经》是20世纪初敦煌发现的汉文景教写本中刊布最早又颇具文献价值的一件唐代写本。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P.3847《尊经》译撰时间方面的模糊认识需要澄清,P.3847《尊经》是一份景教传教士布道文书,为宣教师用作信徒领唱之用,而该经尾跋则是礼拜结束之后布道者对《尊经》所赞美之诸经向信徒作的一个口头解释文字底本。

甘州儒学尊经阁贮书考

文章依据地方志,对明清时期古甘州儒学尊经阁的建置沿革、藏书盛衰、建设思想、管理方式、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考论和阐述。

日本尊经阁藏明刻元文言小说集《新(重)刊分类江湖纪闻》考论

元代文言小说集《江湖纪闻》存世版本稀少,目前所知仅有五种。因种种原因,其中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刻本信息学界所知尤为有限。本文介绍了这一稀见刻本的基本情况,并围绕这一版本的相关问题进行考论,认为此刻本的题名以《新(重)刊分类江湖纪闻》为恰,复次考述了刊刻者薛汝节、序文作者丁伯通的相关史料。本文认为这部明刻本具有稀见珍本、小说史料和古籍校勘等多方面重要的文献价值。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四川尊經院生補正——兼探《四川尊經書院舉貢題名碑》中的官年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著録了不少四川尊經書院生徒,其中王蔭槐、蘇兆奎等人的生卒年需要訂正,鄒增祜、邵從恩等進士的生卒年可以補充。此外,兩位仁壽籍毛姓院生——毛澄和毛瀚豐,容易誤作一人,需要注意區分。根據其他資料參證可知,《四川尊經書院舉貢題名碑》中也存在官年現象。

《尊经》释义

《尊经》原与《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抄写于同一卷轴,也是伯希和首先发现,同为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尊经》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礼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称颂约翰等二十二位使徒、先知以及二十四位圣人;二是为生者祈祷消灾延年,为死者位牌祷告。

“中国”观念的重塑——论宋初的谨辨华夷与诋佛尊经

北宋初年,夷狄雄踞边地,中原有累卵之危,华夷之碰撞促生了汉族文士匡扶华夏文明的道德责任感和文化危机感。他们谨辨华夷、诋佛尊经,以自身思想和著述转变世风、挽救危局,完成了"中国"观念的重塑,厘定了王朝在疆域、种族、文化方面的边界,并最终确立了北宋汉族政权及其文化的中心地位,为维护华夏民族尊严和儒家文化传承做了大量工作。

尊经与结党:东林书院立教的具体形式及与复社的落差

东林书院思想大致在心—性—理的结构中立足于"性",利用其联络天人的特殊位格纠偏王学流弊,同时又致力于打通理学与心学两者间的藩篱,表现出强烈的学理总结的特性,因而影响巨大,成一时儒学之宗。书院立教的具体形式乃是"尊经",通过经典阅读展现完整而清晰的儒家思想史,并在其中建立起先贤与后学之间直接的联络,从而切实地绍继圣学,并将个体的涵养最终引导向终极本体的有效发越。而经典又使得学者对私有性的体认经验得以通过公共性文本进行交流,形成讲习之风,并在讲习经义的基础上自觉集群结党,以弘扬天道为职志,摒除现实中的邪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