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多边主义视角下美国芯片供应链合作机制研究

为了应对全球芯片短缺及维持美国在芯片领域的优势地位,拜登政府延续上届政府政策,针对芯片供应链出台了众多举措。相较于上届政府,拜登政府更加注重联合盟伴的力量,通过构建一系列芯片供应链合作机制,试图完成“去中国化”的战略目标。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视角,对拜登政府构建的一系列芯片供应链合作机制展开分析。拜登政府通过构建威胁共识,利用美国在安全、产业方面的不对称优势来拉拢、胁迫盟伴参与到小多边机制中,旨在加强对供应链的掌控力,维持自身的产业领先优势,同时进一步强化对中国高新技术的遏制和打压。此外,这些小多边机制之间也存在着侧重环节、排他性以及议题联结程度方面的差异,从而直接影响其政策效果。由于芯片供应链本身的特性以及小多边机制固有的缺陷,美国构建小多边芯片供应链合作机制的政策构想将面临众多挑战,其持续性和实施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美国塑造印太秩序的小多边主义路径

近年来,印太地区的小多边合作蔚为壮观,其中美式小多边合作占据较大比例。尽管探讨小多边主义的文献日益丰富,但大多囿于小多边主义的固有共性,对其差异性研究较为薄弱。事实上,小多边主义在理论阐释上仍存在模糊性,它可以兼具区域性与跨区域性、排外性与融合性、针对性与综合性等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特征。在实践中,不同国家主导的小多边合作更是各具特色,风格迥异。作为全球性霸权国,美国构建的小多边合作受自身护持霸权和塑造印太秩序的战略目的牵引而具有明显的跨区域性、针对性、融合性及安全偏好四个特征,并在美国塑造印太地区秩序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在全球层面充当“北约印太化”与“印太北约化”的“连接器”;二是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崛起的有力工具;三是承接美国盟伴体系的融合与发展;四是推动美国安全合作从传统军事领域向经济、社会、价值观等领域拓展。其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和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美国小多边主义的典型代表,充分体现了上述特征。

霸权的衰落与小多边主义的崛起——以美国构建“四方安全对话”为例

近年来,小多边主义成为地区安全合作领域的新兴议题而受到广泛关注。探讨小多边主义合作的起源与发展,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为例分析小多边主义合作在美国“印太战略”上的实践以及成效,有着重要的意义。美国主导在亚太地区建立小多边合作机制的直接原因,在于拉拢盟友和伙伴国家试图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不断上升,而根本原因则在于美国地区霸权的衰落以及其在亚太盟友体系的缺陷而不得不采取次优的合作方式来弥补。尽管小多边合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不足,但小多边主义合作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也决定了美国主导的“四方安全对话”将面对诸多挑战。

美国在北极的小多边主义实践:缘起、特征与动因

近年来,北极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关注度显著提升,逐渐由国际社会协商共治的“特殊区域”转变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为增强其地缘政治影响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利己性诉求为基准,谋求将小多边主义的做法移植到北极地区。美国及其北极盟友所采取的小多边主义主要特征体现为:一是强调以共同身份塑造排他性准入规则;二是以实用、功利的态度对待区域性机制;三是谋求将联盟体系渗入北极地区。区域性机制合法性不足、大国博弈增强、北极国家威胁认知激增以及地区军事化动向等是导致北极地区出现小多边主义现象的深层原因。对此,中国应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观,促进北极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美式小多边主义与美国重塑全球经贸体系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在国际舞台的一系列举措被描述为"退群""针对多边主义的逆流而动"。拜登执政之后,不仅没有致力于恢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全面运行,而且积极推进所谓的"民主同盟"和"价值观同盟"。美国的表现并不能笼统地概括成"逆全球化",而更宜理解为边缘化现有多边主义机制,转向积极推进多个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依照自身意志重塑全球规则体系,再造对美国有利的全球化,形成一种全新的"小多边主义"安排。美式小多边主义的动因在于多边主义的内在症结及其对美国产生的贸易劣势;美式小多边主义具有迅速、灵活、俱乐部形态和以美国优先为核心理念的主要特征;美式小多边主义的主要诉求在于把握新型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动权,人为消除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围堵中国。拜登政府执政并没有办法改变包括WTO机制低效笨拙等在内的多边主义的内在缺陷,以小多边策略实现遏制中国的首要战略目的仍是重要的政策选项。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背景下的小多边主义——以美印日澳四国战略互动为例

小多边主义与多边主义形式的关键区别不在于成员国的数量多寡,而是小多边主义具有排他性、明确的问题导向和较强的功利性,因而在某些议题上更加有效。随着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印太地区国家倾向于选择小多边主义形式进行战略互动。印太地区小多边主义形式的发展一方面离不开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主导性”,另一方面也源于更多印太地区行为体参与地区事务的“主动性”。美日印、美日澳、印日澳是印太地区发展迅速且关系牢固的三边关系,以此为支撑,美印日澳四边安全对话于2017年重启且不断升温。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印日澳四国开展的小多边合作中,遏制中国是它们的重要动力,中国在印太地区面临较为严峻的外部环境。

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式“小多边主义”的端倪和成型——理解《中美经贸协议》(第一阶段)的变局背景

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特朗普政府近年来先后退出多个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通过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掀起了美式“小多边主义”的浪潮。美国陆续与重要的WTO成员国展开各项贸易谈判,达成更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贸易协定,推进美式“小多边主义”,对WTO多边主义造成了冲击,加速了以WTO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改造进程。中国作为WTO的坚定支持者,应当积极应对美式“小多边主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美国“印太”小多边主义的生成机制探析

在“印太”地区通过小多边主义实施对华遏制战略已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主轴。根据美国与盟伴在秩序愿景和威胁认知感的匹配组合,可以将小多边主义划分为全域型、制度型、安全型和现状型四种类型。当美国与盟伴的秩序愿景一致时,如果美国对华产生的“威胁认知”较强,这种情景会导致生成全域型小多边主义,其对华“脱钩”强度也最高。当美国与盟伴的秩序愿景一致性时,如果美国对华产生的“威胁认知”较弱,这种情景会导致生成制度型小多边主义,其对华“脱钩”强度较高。当美国与盟伴的秩序愿景存在差异时,如果美国对华产生的“威胁认知”较强,这种情景会导致生成安全型小多边主义,其对华“脱钩”强度属于中等水平。当美国与盟伴的秩序愿景存在差异时,如果美国对华产生的“威胁认知”较弱,这种情景会导致生成现状型小多边主义,其对华“脱钩”强度最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以及拜登政府采取的对华战略和相关案例可以检验美国“印太”小多边主义生成的因果机制。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

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小多边机制落地,加强对华围堵。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发现拜登政府利用“印太战略”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技术领域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倡议,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创设竞争性的小多边机制,在价值观层面构建功能性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扩大“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掌握引领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尽管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掣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安全风险,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美英澳伙伴关系与“印太”地区阵营化:基于小多边主义的考察

作为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美英澳伙伴关系不仅是一项核潜艇协议,也是拜登政府强化全球联盟的重要步骤,反映了美国试图以阵营化方式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目的。既有研究更为强调美英澳伙伴关系对中国构成的体系压力,忽视了其内在的分歧和矛盾。基于对小多边主义特征的考察可以发现,无论是成员上的排他性、制度上的非正式性,还是功能上的议题导向性,都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美英澳三国合作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内生的局限性,包括目标困境、承诺难题以及牵连风险。由此可见,美国的联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重重危机和矛盾。尽管拜登政府试图通过美英澳伙伴关系来重振美国的全球联盟体系,但是美澳之间围绕成本分摊、风险分担与利益分歧的争议已然开始显现。美国全球联盟转型的根本问题在于,在加强对华战略竞争的同时,既希望确保自身的经济利益和霸权利益,又希望让盟国来为冲突与风险买单,长此以往必然会引发盟国的质疑和不满,美国推动“印太”地区阵营化的目标也将面临挑战。鉴于此,中国可以综合使用强制、劝诱和说服三种策略,推动美澳同盟的分化,尽可能确保澳大利亚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保持中立、平衡或采取不过分支持美国的态度。

从“印太经济框架”看美国小多边主义的滥觞与因应

“印太经济框架”是在去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主导的小多边主义实践,旨在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是小多边主义制度的重要尝试,而“印太经济框架”是其在经贸维度的具体展开,该框架符合小多边主义制度的特征,具有显著竞争性。美国推行“印太经济框架”具有多边体系自身困境、国家利益与多边体系冲突以及小多边主义可实现国家利益等成因。“印太经济框架”等小多边主义制度能解决现有多边体系的特定问题,但会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造成冲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应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正视多边主义面临的潮落,谨慎调整国际经贸战略,探索相关合作新机制。

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法治研究

国际社会向来以多边主义作为气候变化治理的起点。然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波折、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黯然落幕,以及美国对《巴黎协定》的态度反差,相继昭示多边主义的曲折与集体行动逻辑的乏力。小多边主义在决策、激励、惩罚等机制上的比较优势有助于缓解当前气候变化治理的困难。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欲对多边主义发挥巨大的正向效应,应当以中国、欧盟、美国、印度等关键碳排放国为主导而形成轴心,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知识产权等进行关联、挂钩,形成交互的利益置换机制,并以FTA等经贸协定作为可行载体进而实现硬法化。“欧盟版”FTA将气候变化议题融入堪称现代气候变化小多边主义典范,其在关键碳排放国间的推演必然会发挥良性示范效应,进而推进下一轮多边主义的高阶运行。

冷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观念与政策

冷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地区秩序的构建问题应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地区秩序与国际秩序有相通之处,但也有其独特性。地区范围、地区制度框架及地区统合原则是地区秩序的构成要素。在东南亚秩序构建进程中,日本形成相互并存的、多层次地区概念。从亚太到扩大的东亚、“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两洋交会”再到“印太构想”,日本的地区秩序观经历经济导向、价值观导向及印太框架3个时期的演变。日本从强调包容性转变为强调同质性,价值观外交愈发突出。日本通过双边与小多边主义强化安全合作,安全议题的分量不断上升。以新版“安保三文件”为指导,日本在2023年推进名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的安全合作新框架,使援助外交从单一的经济发展援助走向“经济+安全”双轨并行的新态势。日本从均势与陆海对立的思维定势出发,地区概念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试图借此阻滞与稀释中国的影响力。

中日韩合作的结构性解读与战略再定位

自1999年以来中日韩合作已走过25个年头,其间充满曲折。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越发关注“小多边主义”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塑造作用,而中日韩合作则构成了这样一组小多边框架。虽然三边合作模式存在灵活、高效等优点,但也存在一系列内部结构性弊端。具体来说,中日韩合作的脆弱性来自双边性的过剩与多边性的不足:三国往往倾向于通过双边外交进行协调和谈判,导致中日韩合作的收益被双边模式稀释和抵消;同时,双边冲突往往“溢出”至三边关系,导致中日韩高层会晤屡屡中断。未来中日韩合作需要进行战略上的重新定位,应聚焦于中日韩存在广泛共同利益的“弱政治领域”,坚持其“多边性”,特别是在双边关系发生摩擦时,通过三边外交协调实现对双边关系的重塑。

中东欧次区域合作:概念、进程、功效与评估

冷战结束以来,中东欧地区涌现出大量的次区域合作组织,它们是欧洲国际政治中的一个新特征,同时催生了国际关系中的小多边主义理论。中东欧地区次区域合作组织的发生发展有明显的阶段性,并展现出四项基本功能。中东欧若干次区域合作组织具有合作内容广泛且开放性等特征,次区域合作成员国可以是不同政权性质的国家,次区域合作组织是否具有制度化机构并非评价次区域合作深度或效率的硬性指标。人们在评价中东欧次区域合作组织的功效方面存在争议,但绝大多数这类型组织在促进中东欧国家加盟入约、推动转轨/转型顺利进行、协助解决“地方性”跨国问题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中东欧次区域合作(小多边)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更多的是动力,其功能是“拾遗补缺”,与欧洲一体化相向而行,因而欧盟对中东欧的次区域合作基本持支持立场。

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的动因、影响与挑战

2021年10月18日以来,美国、印度、以色列和阿联酋四国开始尝试构建所谓的中东“四方机制”。该机制具有国家类型多样化、采用小多边模式、无明确敌对目标、非军事合作为主等鲜明特征。基于《亚伯拉罕协议》的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中东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及印度与中东地理上的邻近、美国日益从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等因素,构成了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的基础性条件。印度作为中东域外大国,加强与阿联酋、以色列的合作关系、制衡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对冲未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带来的损失等多重因素,推动其加入该机制。印度加入中东“四方机制”给印度本国、中东地区以及全球政经格局均带来一定影响。今后,该机制能否进一步发展以及印度能否借助该机制达成其预期目标仍面临效力存疑、目标趋异、安全风险、理念落后、自主关切、能力不足等诸多挑战。

日本“印太战略”中对印度的定位、期待与小多边联动

在日本的“印太战略”中,日本对印度的定位从“摇摆国家”发展到了“不可或缺”的伙伴。日本积极牵引印度的动机包括多个层面的因素。日本希望印度能在其“印太战略”的三个战略方向上发挥作用,包括“三海”战略线、东南亚陆地线与孟加拉湾线。在互动方式上,以日印为中轴的小多边联动现象也越来越明显。作为受动者和施动者的印度,有积极配合日本的一面,同时也与日本“印太战略”保持一定的距离,尤其在地区秩序的追求上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日本在其“印太战略”中将中国视为遏制对象与非合作伙伴,这对其“巧权力”的追求将产生不利影响。日本只有将中国视为地区秩序的合作伙伴,其塑造于己有利的地区秩序的目标才可能实现。一言以蔽之,中国才是日本最重要和“必不可少”的伙伴。

重塑地区秩序: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及其影响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以重塑地区秩序为导向,一改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外关系中相对边缘的地位,做出了显著的调整。拜登政府并未回归传统的多边主义,而是表现出偏好小多边安排和削弱“东盟中心”的特征;进一步强化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引入核威胁因素,导致地区安全风险增加,同时,提出新的经济倡议,增强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旨在防止地区规则和秩序出现更多不利于美国的新变化,总体以遏制中国发展和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为目标。拜登政府对东南亚政策的调整或将削弱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加大中国的地区安全压力,给中国周边外交带来更大挑战,正在成为影响地区秩序稳定的重要变量因素。不过,受制于美国国内外诸多因素,拜登政府此番政策调整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尚待观察。

“印太战略”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的影响

地区秩序由地区权力格局、地区制度格局和地区规范格局共同构成。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实施“印太战略”,通过权力投射,巩固了地区军事与安全控制力,增强了经济影响力,促进了地区抗疫合作,使得西方主导性上升与地区权力格局外源化;通过机制构建,构建了以其为主体的地区安全机制网络,还建立了若干西方俱乐部式小多边主义机制,使得地区机制的排他性增强,地区制度格局复杂化;通过话语叙事,建构了一套西方式话语叙事体系,为其提供“合法性”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对该地区的介入,并将这套话语叙事体系与海上安全介入等具体行动结合起来。这些变化共同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产生影响。不过,该地区秩序的长期走向还取决于多类行为体的复杂作用与互动。

地区强国缘何配合美国地缘战略构想?——以印度、日本为例

本文将地区强国分为地区最强国、地区次强国和非典型地区强国三种,尝试从战略配合方的地区强国和战略发起方的美国寻找自变量,搭建一个地区强国配合美国地缘战略构想的分析框架。本文发现,地区强国的地区主导地位焦虑和美国对待小多边主义的态度,对地区强国配合美国地缘战略构想造成影响。地区力量对比变化在国内认知的作用下,刺激地区强国产生地区主导地位焦虑,促使地区强国产生配合美国遏制共同“挑战国”的地缘战略构想的冲动;小多边主义作为美国拉拢地区强国的重要合作方式,对地区强国配合美国的地缘战略构想具有吸引力。当这两个因素兼具时,地区强国便会积极配合美国的地缘战略构想。本文选取地区最强国印度加入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的进程,以及由非典型地区强国变为地区次强国的日本推进和参与QUAD的过程为检验案例,验证了本文解释框架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