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史的现代建构、阐释原则及意义——以“四大奇书”为中心

作为“一项学术研究”的中国小说史建构基于现代社会情境及其文化语境,通过将“四大奇书”用作章节标题、以现代文化重构“四大奇书”的历史特征、探讨“四大奇书”的具体指代等方式,对“四大奇书”进行符合现代审美、知识习惯及文化需求的重构,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两方面展开通俗小说的现代转化。此举旨在建立一种能够有效引导读者理解通俗小说的机制,具有某种程度的知识“规训”导向,是现代知识文化建构的重要一环。因此,探讨中国小说史如何针对通俗小说展开事实陈述的同时,亦须探究以知识构建的形式回应现代文化诉求等小说史编纂思路的历史意义。

“现代人”思想·长篇小说诗学·美学和历史视野——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1922—1949年)的几点思考

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路是:以“现代人”思想为根,以长篇小说诗学为本,在美学和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前二者融创度与完成度的探析与相关艺术问题的剖析、阐释,实现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发展历程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与定位,即在主潮中透视,在诗学中辨析,在审美中感悟,在时代中把握,进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脉络、艺术得失。通过对现代长篇小说诗学艺术的深入揭示,对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理论的探讨与提升,深化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的问题意识,构建并拓宽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审美认知谱系,是撰写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一个有效范式。

论《金瓶梅词话》饮食叙事的时空特征及其小说史意义

《金瓶梅词话》饮食叙事的时空特征比较明显,一方面,兰陵笑笑生刻画了以自然地理条件为基础的特色饮食物象,时令性与地域性特点突出;另一方面,书中的饮食场景描写深入而细致,展现了西门庆等人的性格特征、生活状态以及世俗人情等多方面的内容。从小说史角度来看,世情小说《金瓶梅词话》的饮食叙事具有开创性意义,在饮食物象选择与场景构建方面对《林兰香》《红楼梦》等作品也有着启迪作用。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与鲁迅的汉唐小说史识

为研究者广泛关注并争论不休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论断,是《中国小说史略》汉唐部分的总命题,承载着鲁迅以“演进”为核心的古代小说发展观和他在汉唐小说文体、内容、艺术等方面的“选择”与“定性”原则。“论断”强调的不是唐人才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而是唐人开始有意识地创作“写人”的、重视艺术和审美的文学性小说,进而揭示唐人小说在古代小说史中的重要位置和意义。研究者在理解和讨论这一“论断”时,应当注意其时代学术研究的局限,也应予以学术史层面的“了解之同情”。

信史·信使·心史: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

1961年3月,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17-1957,以下简称《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a,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英语世界开始步入体系化和专业化的道路。该书以一人之力,纵论文学革命以降40年内的小说发展状况。体大虑周之余,因其时发谔谔之言,曾引来许多非议。b这些批评,虽有助于帮助我们认识跨文化阅读如何波诡云谲,并厚植于具体的国际政治关系之中,不过,跳出是非定论和道德指摘,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弹赞,这种种态度都倾向于将《小说史》视为一个“静态的出版物”,而不是“流动的文本”。尽管评论者不断地谈论夏的师承和学养,探讨他如何活学活用这些知识传统,但显然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将《小说史》视为一种纯粹的个人学术操练,并将之与日常生活剥离开来。这种思路回避了一些关键信息。

论鲁迅小说创作和小说史研究中的文史互见

文学叙述与历史记录均为语言符号的编码,双方关系一直以来都处在一种互动的场域中,呈现出“历史文学化”与“文学历史化”的运作态势。鲁迅的小说创作承担“历史文学化”的职能,既从黑暗的“吃人”视角抽离出历史的整体内核,又从“油滑”的讽刺视角蒸馏出历史的现实功用。同时,鲁迅的小说史研究诠释“文学历史化”的精髓,即在于进化视角、批判视角和比较视角。之所以两个方向彼此冲突构成张力,是因为作者个人际遇与时代环境的塑造。通过分析鲁迅小说创作和小说史研究中的文史互见,不难发现其作为一代大师的灵性、智性与心性。

民国小说史著之遗珠——读孙望先生《中国古代小说述略》

孙望先生撰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古代小说述略》一书长久以来被治小说史的学者所忽略,该书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参照,对宋前小说发展史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征引相关史料极为丰富,对小说义界名源、文体文类、作家作品等进行了追根溯源的解读,学术价值不容忽视。此书也展现了孙先生注重史料、文史互证的学术取向,对当下的小说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小说如何入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关于“小说”和“小说史”的理论设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开创了中国人独立撰写小说史的先河,以宏大的学术视野和精辟的理论概括,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写作的基本格局。之所以如此,除基于鲁迅杰出的艺术感受力和深厚的学术积累外,也与鲁迅对小说史这一研究体式进行了成功的理论设计密切相关。作为现代中国学人对小说史写作的最初尝试,《中国小说史略》对"小说"和"小说史"的理论设计,及鲁迅小说史研究背后的文化选择,在中国小说史学的发生阶段均具有典范意义。

论《中国小说史略》经典化过程中的教育要素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诞生至今在学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我国小说史研究和现代学术研究的经典范本。作为现代文学大师撰写的学术经典，《中国小说史略》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也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整体可归为三大类：一是从中国文学史、小说史、小说理论角度的研究；

试论鲁迅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实证精神——以《中国小说史略》为例

实证精神即实证主义者的治学精神,其实质就是拿出证据,追求真实。鲁迅先生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实证精神,是他受西方实证主义与清代浙东学派治学精神影响的结果。鲁迅先生治中国小说史的实证精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重视小说史料的真实、重视实证方法的运用、重视论断之"言必有据"。探讨鲁迅先生研究小说史的实证精神,学习先贤审慎务实的治学态度,对当下中国学术界的功利主义风气,或许会有警醒的作用。

进化与反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进化史观

进化史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占据主流,为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所采用,影响至深。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也受其影响。然而,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过程中,鲁迅对进化史观进行了取舍扬弃。独特的小说史建构方式,使《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学史上一部特点鲜明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文本。

学界研究的推进与《中国小说史略》的完善

在《中国小说史略》编纂过程中,鲁迅通过同行同仁的惠赠提示、主动关注同行研究等方式获知彼时小说研究的动态情形,以严谨态度多次修订《史略》。鲁迅从事实依据、文献材料等方面客观地吸纳盐谷温、胡适、蒋瑞藻等同行研究成果,此举使《史略》修订本具备前瞻性的同时,又多有其坚持己见之处。这种吸纳不仅表现在论断评骘、实物文献等的援引,以坐实其所推导或夯实论据;又据以调整篇目、框架设定,从而触及《史略》建构的主体。尤其是,鲁迅对唐以降通俗小说的修订,说明其已意识到彼时学界有关小说研究的推进对完善《史略》的重要性。时势使然,致其不厌其烦地进行修订。这种修订使《史略》得以实现由讲义稿件向专家著述的转变,终为典范之作。

《中国小说史略》有关古代小说仿拟现象的小说史叙述

受近代人性解放与"文学即人学"启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宋元拟话本、"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清之拟晋唐小说"为例,专论古代小说仿拟现象,从仿拟作品的精神和形式两方面说明文人有意为之的仿拟对古代小说演进的重要性。这与阿尼克·布亚盖等所言"风格仿作、体裁仿作"的互文性理论殊途同归。然与后世治小说史者借用互文性理论研究古代小说演变时重形式轻内容相比,鲁迅因采用提出问题假设并加以论证的方式,更看重仿拟作品的精神对小说史演进的重要性。这导致《史略》进行仿拟作品的小说史叙述时服从于小说史的体例与目的意图,而非如实客观地描述仿拟现象。从古代小说仿拟现象切入探讨古代小说发展的雅俗交融情形与小说史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文人的仿拟加速了古代小说演进的雅化,而古代小说雅化历程的完成预示着古代小说的演进将由盛转衰。这些应当成为治小说史者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中国小说史研究在新世纪的走向

2001年9月中旬,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主持召开了以'新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向'为题的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的高校与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就这个话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涉及到研究者的心态、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深度的开掘、学科交叉、中外交融以及树立良好学风等诸多问题.现将部分发言要点摘编发表,以飨本刊读者.

浅议《中国小说史略》之“略”

《中国小说史略》作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第一块基石",长期以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在《中国小说史略》的题名中,"小说史"何以言"略",是个极易被忽视的问题。"小说史"之"略",既与作者撰写全书的体例、结构有关,也与作者的叙述策略及学术理念、立场有关。就《中国小说史略》而言,"略"至少包含三层信息:其一,"略"是作者教学的实际需要;其二,"略"是作者撰史的表述策略;其三,"略"是史家对史料和史实的精要提炼。在小说被纳入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体现了文学史家的高超眼光,为后代学者撰述中国古代小说史提供了范式。

《史略》与《史稿》之于编撰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

作为新文学史的一个文体部类,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编撰无疑得益于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影响;同时作为小说史,现代小说史的编撰又必然得益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诸多启发。通过分析,论证正是在《史略》与《史稿》的交互影响下,现代小说史的编撰得以不断走向成熟。

回归历史——评《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

《哥伦比亚英国小说史》是一部史论兼备的力作,书中40篇互相联系的文章代表了当今英语世界小说研究的一流水准和方法/价值上的新趋向。它所反映的新历史主义和女权主义相结合的批评特点给我们很多启示。近二十年来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和各种非历史主义的形式批评在我国学界有较大影响,现在有必要强调回归历史。新历史批评所关注的历史不是政治外交史,而是通过各种文字资料和物品来显现的社会/文化史。本文从英国小说的起源、女性小说家的贡献、时代分期以及小说是否面临生存危机等方面讨论这部著作的特点和得失。作者同时指出,小说非但没有死亡,它还是“一部生活的闪光之书”,其寿命甚至会超过上帝。在一个产生了亨利·菲尔丁、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的国度,小说仍然可能是伦理探究的最佳工具。

中国古代小说、小说史与新小说史书写

中国古代小说,实际上包含广、狭两个层面的含义:广义的中国古代小说,即作为文类的小说;狭义的中国古代小说,即通常所谓的中国古代小说。作为广义的中国古代小说即小说文类,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其涵纳"范围由广而狭,大大缩小了",渐与狭义的小说即作为通常意义上的小说重合,走向同一。同时,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小说必然要面对处于同一历史层面的人文生态中其他学科包括史传、诸子、诗歌、散文等,并与它们发生或多或少的各式各样联系,既有冲突与对抗,也有交流与对话,中国古代小说艺术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人文生态环境中,实现自我存在与发展。然而,自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以来,在现代学术视阈下完成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著,却没有完全、准确、细腻地反映或体现中国古代小说的这一历史嬗变过程。中国古代小说史的书写应该突破固有书写模式,以实现对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嬗变的准确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