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隐蔽与显现:论余华小说语言的流变

按照现代语言哲学的观点,语言不仅仅是有形的言词,同时也是无形的道说,而“善良”不仅仅是道德规范,也是本真存在。在余华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其语言和“善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种种变化。余华的小说创作由温情转向先锋,又由先锋转向写实,再由写实转向狂欢、怪诞、传奇,经历了数次变化。从根本上说这些变化都是语言上的变化,而余华小说语言的种种变化皆由其与道德层面以及存在层面的善良的关系之变化引起。因而有必要在现代语言哲学的观照中,深入探讨余华的小说语言与“善良”之间的关系,并进而在对二者关系变化的揭示中阐述余华小说语言的流变。

海德格尔存在论视域下的小说语言研究

小说语言是日常语言、逻辑语言和本真语言的混合体,日常语言和逻辑语言主要承担着小说表达和交流的功能,而本真语言里则寓居着小说的精神内涵。已有的小说语言研究大都关注的是小说语言中的日常语言和逻辑语言,忽视了本真语言。在文学精神日益凋敝的今天,对小说语言的研究应当努力克服形而上学的方法,进入存在论视域。在海德格尔存在论视域下,本真语言自己说话并为事物命名,因此不是隐含作者在写作,而是本真语言在写作。本真语言始终归于无形,要接近本真语言,需要抛开品味、鉴赏或是归纳、总结等惯常方法,转而采取一种参悟式的阅读方法。日常语言、逻辑语言与本真语言之间有着一种能动的辩证关系,它们之间相得益彰、浑然天成的关系造就最理想的小说语言。

启蒙文化语境中的当代小说语言

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浩劫 ,人们从历史的教训中发现思想文化启蒙的必要与急迫 ,于是继承了五四这一传统 ,这就为当代小说提供了启蒙文化语境 ,于是小说语言打上了启蒙的烙印。具体来说 ,小说语言被注入了人文理性 ,语态庄重 ,常采用寓言式语言结构 ,呈现出读者在场的“精英独白” ,让读者在“审美的沉思”

“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小说语言观阐释

汪曾祺是新时期小说语言观从工具论向本体论转变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理论话语、评论话语与创作实践互相支持,在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曾祺有关“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观念包含了“语言即内容”、“语言即文化”、“语言即风格”等不同认知维度。剖析汪曾祺的小说语言观,可以管窥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

从工具论到本体论——论汪曾祺对现代汉语小说语言观的贡献

现代汉语小说的语言基本是沿着"言文一致"的方向发展的。汪曾祺在现代汉语小说语言理论发展史上的意义主要在于,他以本体论小说语言观替代了传统的工具论小说语言观,并提出了以审美为核心,广泛汲取多种语言资源的营养,锻造一种诗化小说语言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

鲁迅小说语言中的“日语元素”解析

鲁迅先生的语言因体裁不同而气象各异：杂文语言辛辣而精悍；散文语言冷峭而唯美；小说语言洗炼、深刻而又不乏幽默。但不拘哪种体裁，其中那些来自域外的“异质元素”都给人耳目一新的陌生感，使作品产生了涵咏不尽的独特艺术韵味与魅力。

论张爱玲小说语言的陌生化效果

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审美超越性的作家,她的小说不仅故事情节传奇动人,而且在语言上追求诗意美。小说通过充分调动语言的视觉和听觉功能,以及对叙事节奏和人物语言的独特把握,从而赋予小说以极强的感受性,读之,有一种陌生化效果。

地域文化立场的书写与言说——20世纪后20年小说语言论之三

地域文化是作家们的精神母乳。地域文化精神直接影响到小说叙述焦点的定位与运动、小说话语与叙事视角的选择、言语风格的确定以及语言结构的形成;方言土语不仅丰富了小说的语言资源,而且为小说语言增色许多;作为地理风貌的自然风光进入小说,必然影响着描写这些风光的语言风格的选择;民间语言体现一种民间立场的叙事,与官方文化拉开一定距离,并显示出民间幽默的智慧与解构的才能;有作为的作家不仅善于到地域文化中去淘金,而且能跳出其拘囿,去经受各种异地文化的洗礼。

阎连科小说语言中对话错格现象研究——以《风雅颂》为例

阎连科的小说《风雅颂》无疑是向2008年的中国文坛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评论界对这部小说褒贬不一。尽管阎连科称“我不熟悉大学，如同大学的人也未必知道什么是大学一样。我在《风雅颂》中写的是‘我的大学’，‘我的乡村’。但我的乡村，不是大家说的底层叙事中的乡村；这个乡村，也连接着大学背后的伟大传统。我在这个传统或者承载了传统的典籍中想象着大学。我的‘乡村’和‘大学’由此而不伦不类。”

语言的舞者——严歌苓小说语言论

严歌苓的小说一直在寻找一种不会在翻译过程中流失中国文字的神韵、生命的文字语言。她不仅将生命的全部感觉通向语言,努力拓展自己的母语资源,而且一直致力于用母语寻找到更具全球意识的叙事角度,表达出能为世界、他族理解的语言情感。在语言上,严歌苓本身呈现出"地母"般的胸怀。她的写作在小说人物、故事走出了"北京"、"上海"的同时,也使汉语走出中国本土而获得了拓展、深化。

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小说语言变异研究综论

本文着眼于广义修辞学视野,观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的小说语言变异研究,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学科分布、理论资源、研究方法、优长与缺失、学术影响等进行梳理和论析,以期为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描画一个大致的轮廓。

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论阎连科小说语言兼谈一种写作精神

一每一个作家都在致力于寻找语言和小说之间的秘密契约。阎连科也是一样。单从语言来看,《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这三部长篇,很难让人相信它们是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语速、语态和语气上。

从“道”字看金庸小说语言的非现代性

从“道”(说)字入手进行研究,发现金庸小说语言继承了宋代以来话本小说语言的一些特点和元素,具有非现代性的特点。看上去微不足道的“道”字,其用法则折射了叙事方式的特点,“曰”———“道”———“说”的演变,所传达的是古代小说叙事方式近代化演变的信息。而金庸的“道”字则体现了演变过程中一种非现代性的回归。

鉴画衡文 诗图同道--绘画艺术与鲁迅小说语言画面感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杰出小说家,小说语言所形成的画面感为其作品的重要标识之一,画面感是鲁迅将绘画艺术与小说语言有机融合的产物,是“文学家鲁迅”与“美术家鲁迅”的契合点,也是鲁迅研究的新视域。鲁迅创造性地将文学思维与美术思维相结合,将白描、木刻、水墨写意和漫画等绘画艺术的理念和技巧运用到小说创作中,使其小说语言呈现出不同艺术风格的画面感。其中,白描手法勾勒出精确传神的画面是现实主义的显现,木刻刀味形成的深邃严峻画面是现代主义的“力之美”,水墨笔调造就的诗化写意画面蕴涵了中国古典主义美学韵味,漫画笔触练就的夸张象征画面是后现代主义戏谑性地展现。小说语言的画面感是鲁迅留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宝贵财富,它“文中有画”的特点已逐渐被人们所感受认知,探析鲁迅小说将语言和绘画两种媒介进行有机融合的创作机制,能够重新认知鲁迅小说家和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价值,思考古代诗画理论的现代性转化,探索现代文学语境下“鉴画衡文”而开辟的“诗画同道”的新路径。

刘震云小说语言论

刘震云是一个语言天赋很高的作家,其小说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来自语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语言虽然也经历了一些变化,显示出丰富性和多样性,但基本风格还是很明显的,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带有现代特点白描体的使用;与"拧巴"叙事相对应的"拧巴"语言;反讽修辞的大量使用。

汪曾祺小说语言的审美追求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打破了传统的语言工具论,实践了语言本体论的观念,特别是其小说语言的审美追求愈来愈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层面,本文从灵动叙事和语言诗意、“味外之旨”与语言空白、冷暖明暗与语言风格三方面分析汪曾祺小说语言的审美追求。

丁玲解放前小说语言变化研究

从历时角度比较1927—1936年和1937—1949年丁玲小说的语言风格,能够发现从国统区转移到解放区以后,其小说中的文言比例降低,欧化现象减少,口头通俗语言增多。通过上述语言差异的考察与分析,可以看出国语在国统区与解放区呈现出的典型性差异与不同的发展轨迹,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隐含的文化价值观的演变,即"五四"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体系,从以个人为本位转向服务于工农大众,更加注重追求民族文化与民俗文化。

病入膏肓世界的梦呓——残雪小说语言论

残雪的小说虽然少不了写梦,但是她常常写的是"清醒状态的梦"。与此相对应,她在小说中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梦呓式的语言,以突出表现一个噩梦时代的文化氛围,揭示生活于这个时代人们的病态心理与孤僻的精神状态。残雪小说语言的非理性化使她获得了较多的自由,能有效地将人类心灵深处最隐秘、最阴暗的东西抖露出来,并向其复仇。

众语喧哗与语体亲合——网络小说语言初探

网络作为生活中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已被广泛的接受和使用，以网络为手段，以敲击键盘的“嗒嗒”，代替笔尖划过的“沙沙”，在超越时空的虚幻的世界里，书写者以一种“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姿态，倾诉着“流浪远方”的孤寂心灵。在世纪末，他们坚守的是无拘无束的自由，崇尚的是个性的张扬，叙述的是情爱永恒的话题，演绎的是年轻人鲜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