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中的宾语前置句式

《尚书》中的宾语前置句式王大年宾语置动词述语前是上古汉语语法中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这种句式，在今文《尚书》中保持着较为完备的形态，是我们研究宾语前置句式的一份宝贵资料。现就今文《尚书》中宾语前置句式的类型，构成条件及其历史演变简论如下：（一）《尚书》...

从尚书台到丞相府--蜀汉前期最高军政机构的演变

刘备称汉中王后,其左将军府改称大司马府,并建立了尚书台。他称帝后取消了大司马府,由尚书台统领全国要务,削夺了外朝官员主要是诸葛亮的职权。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成立丞相府,总揽全国军政事务并兼领益州牧,将后主与辅政的李严排除在决策领域之外。他领兵北伐的7年中丞相府常设在汉中,遥控朝政,带子息在身边,不再回朝面君,并于成都设立留守相府,对后主严密监视限制,其丞相府的性质可视为权臣控制皇帝和朝廷的统治机构“霸府”。

《尚书》“尚和合”的文化理念

《尚书》作为中国“五经”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和合”思想,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尚和合”的文化理念。《尚书》从天人关系、政治社会、个体修养三个维度构建了“尚和合”的思想结构。天人关系方面,《尚书》分别以“和生”与“合德”描述人与“自然性”之天以及“超越性”之天的关系,构建了天人之间“和生合德”的理论系统;政治社会方面,《尚书》通过阐明“惟和惟一”的君臣观、“式和民则”的教化观、“燮和天下”的天下观从而构建起“庶政惟和”的政治文化观念;个体修养方面,《尚书》指出心性涵养与道德践履内在统一,和合不二,道德自觉必然涵摄身心、包举知行,从而构建了“身心合一”的修养理论。《尚书》“尚和合”的文化理念,为当代文化发展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

治国大法的古老传承——《尚书·洪范》的早期书写研究

《尚书·洪范》号称中国古代的“治国大法”,据说最初是由上天赐给大禹的,夏商两代世世传承,在周初由箕子口述记载下来。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一传统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是战国以后所作,由此解构了它的经典价值。但是通过考古发现,近年来学界已经重新认识到传统说法的可靠,无论是《洪范》本身的内容,还是“五行”“五纪”“稽疑”“庶征”等观念的产生,都证明它与夏商两代文化思想紧密相关。从《洪范》一文简洁的表述、明晰的文本形态来看,它经过了商周史官的精炼加工,具有中华文明早期书写的鲜明特点。这说明以“尊天”“敬人”“道德垂范”为核心思想的“洪范九畴”,的确是自夏商两代以来先民们总结出来的治国要义,也是后世君王必须遵守的治国准则。而古人之所以将其说成是天赐大禹,它体现了中华先民对王权国家得以成立的文化思考,代表了国家得到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美满幸福的殷切期望,因此具有至高无上地位,也是其成为“治国大法”的根本所在。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析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析于语和《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但秦汉时期流传的今文和古文《尚书》在西晋永嘉之乱时，均已亡佚。自东晋梅赜献出带有吁胺国传》的《古文尚书》，唐宋以降，代有疑其伪者。到清初阎若璩（１６３６－１７０４）的《尚书古文...

今本《古文尚书·汤诰》非伪书新证

今本《古文尚书》的《汤诰》从南宋以来被学术界怀疑为所谓“伪古文尚书”之一。本文列举了十八条证据证明今本《汤诰》一定是商代的古本文献,不可能是魏晋人所能伪造的。本文将西汉以前引述《汤诰》的古文献和今本《汤诰》逐一予以精密的比对,论证了只能是春秋战国的文献引述今本《汤诰》,不可能是今本《汤诰》在那些文献的基础上创作而成。尤其是本文发现了今本《汤诰》的“惟皇上帝”一语可与西周金文精准对应,也与清华简精准对应,这是证明今本《汤诰》不伪的坚强证据。今本《汤诰》和《史记》所引《汤诰》是古本《汤诰》的上下篇,都是先秦的真实文献。先秦墨家所传的《尚书》文本和对《尚书》的阐释,与儒家的传本和阐释有所不同。儒家的《尚书》传本和阐释比墨家更可信。

《尚书》真伪问题之由来与重辨

先秦时期的诸多典籍都曾引述《尚书》,由此表明《尚书》古已有之。秦朝禁毁诗书,致使《尚书》失传20余年。西汉时期重出的《尚书》有伏生今文本、孔安国整理并传注的孔壁古文本(孔传本)、河间献王征藏本、张霸"百两篇"以及单篇《泰誓》,至两汉之际又出现杜林古文本。伏生今文本通过欧阳和大小夏侯三家传授,在汉晋之世一直立于学官,地位显赫,但于永嘉乱中绝迹;河间献王征藏本于征藏者去世后也不知下落;张霸"百两篇"在当时就被核实为伪书;单篇《泰誓》起初被归入伏生今文本,后经诸儒与经传比勘,也认定其非本经;杜林古文本因贾逵、马融、郑玄等传注而流传久远,但至宋代仍归亡佚;唯有孔传本,虽在西晋末年也曾短暂消失,但不久便由梅赜献出而流传至今,弥足珍贵。但自南宋开始,梅赜所献孔传本却被斥为"伪书",疑《书》者们认为该文本的风格"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并认为其传承脉络茫昧无稽,由此构成怀疑的前提;又以"吹毛索瘢"的方式寻找该文本的"破绽",由此构成怀疑的证据;进而,确指或泛指某人拼凑缀合古籍中的引《书》文句以作成伪书,由此构成怀疑的结论。然而,梅赜所献孔传本的风格不足以成为怀疑的前提,其传承脉络并非茫昧无稽,所谓"作伪"的证据没有可信度,被指控的诸多"作伪者"一概没有作伪的必要和可能;梅赜所献孔传本就是孔子后人为避秦火而藏于旧宅壁中的百篇遗存,也就是孔子亲手删定的先圣教言和华夏古史。不过,这一文本并非都是其所标系时代的成品,而当是西周至春秋早期的文化精英们根据传述或书写的上古史料编成的经典,这种成书方式根本不存在所谓"作伪"问题,而是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之经典产生的共同方式。

《尚书》重言词刍论

《尚书》重言词刍论周正颖重言词又叫叠音词、叠字词，是由重叠单字组成的词。本文就以《尚书》为研究对象，探讨重言词在历史散文中的应用情况，以求进一步丰富重言词研究的范围，全面认识重言词的特点以及发生、发展的轨迹。同时，也为理解《尚书》这一部“诘屈聱牙，晦...

《尚书》与《老子》的比较

孔子整理删定《尚书》,必定先要熟读与研究是书。由此推想,作为史官的老子,其研究《尚书》所用功夫当不少于孔子,他所接触到的《尚书》自然也比孔子多。既然《尚书》的基本内容是君臣谈话纪录、君王文诰,作者是史官,倘若老子生逢周文王、武王、周公之类的君臣,也会成为《尚书》的作者。又《荀子·劝学》说过“《书》者,政事之纪也。”《老子》也主要是言治道,把尚书与老子作一比较,即可看出两者之相通,及后者对前者的继承、改造、发挥。因此,我们能否这样说:《老子》是《尚书》的春秋部份,只是它没有可献之君,也未经君王认可,故而只能流传民间。为证实这个看法下面对两者作一简单比较:

《尚书》研究的新突破──评《今文尚书语言研究》

《尚书》研究的新突破──评《今文尚书语言研究》王大年《尚书》语言古奥，诘讪聱牙，是先秦古籍中最难通读的一种，一般研究工作者往往望而生畏，不敢问津。自先师周秉钩先生的《尚书易解》问世以来，文化湘军中研读《尚书》者日渐增多，而卓有成就者，则有钱君宗武等人...

两晋军府与尚书机构关系考论

两晋时期军府制度逐渐发展定型,并对以尚书制度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其表现为:在中央层面,加兵公常领录尚书事,或兼领尚书令;地方镇将常兼领尚书省长官。这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就出现了军府制断尚书事,甚至在非常时期成为替代尚书省的"国务总汇"机构,以及军府掾属权过尚书干涉政务等等不正常的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两晋时期国家政治体制的孱弱。

汉至六朝尚书“奏”的演变:从《汉书·霍光传》废昌邑王记载说起

根据《汉书·霍光传》记载,废昌邑王诏书的程式与《独断》第二品诏书相同,以批复臣下奏事为特征。此类诏书中程式用语“奏某宫”的位置存在疑点,结合《霍光传》对废立现场的描述,可以发现文书程式中的“奏”在早期是实指尚书在御前进奏的行为。到魏晋以后,常规的御前进奏职能由尚书转移到中书,尚书官员依旧使用的文书程式用语“奏”则脱离现场的和技术性的意义,变为独立的政务处理环节。汉末《独断》的制诏之分与御史和尚书分别相应,诏书三品已初见政务分层端倪。随着魏晋以后尚书成为新宰相机构,国家文书行政体系中的政务分层也进一步发展。

《尚书故实》所见张彦远仕履考

晚唐李绰《尚书故实》一书为记录“宾护尚书河东张公”谈话内容而成,从书中绝大多数书、画,以及雕塑等艺术内容与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相一致等方面来看,此“张公”当即张彦远。书中所载“张公”字宾护(或护宾),任卢钧幕僚、潞州从事、扬州刺史、弘农牧、昭义军节度使、尚书等职,以及“避难圃田”等事,有助于张彦远生平仕履与卒年厘定。《尚书故实》也为研究张彦远的审美心理、美学理论提供了丰富史料。

理雅各《尚书》翻译出版对中国典籍域外传播的启示

通过分析理雅各《尚书》两个译本的出版过程,可知理氏译本出版成功的经验在于适应了学科发展的新趋势,采用了专业性、学理性的翻译方式以满足非营利性的出版目的。理氏译本的成功出版对于中国典籍的域外传播有着重要启示,即必须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促进非营利化学术书籍的出版、顺应汉学发展的趋势。

吐鲁番所出《唐尚书省牒为怀岌等西讨大军给果毅傔人事》性质新解

吐鲁番所出《唐尚书省牒为怀岌等西讨大军给果毅傔人事》是一件尚书省下西州都督府的符文,今残存两部分:文书第1~13行的原初性质可能是怀岌上皇太子的启文,第14~21行的原初性质可能是兵部司呈尚书都省的商量状,后者是对前者的处分意见。通过分析这件文书的性质,有助于重新思考唐代刺文及相关制度。

论原始儒家“天人合一”观的理性奠基——以《尚书·洪范》篇为中心

对原始儒家“天人合一”观的来源及其理性化转向等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认识,亦关系到对原始儒家基本特征的认识。原始儒家的“天人合一”观来源于三代早期盛行的巫史传统,但对之作了理性化发展。《尚书·洪范》篇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以卜筮为手段、以君王对天道的认识为基础的“稽疑”畴是原始儒家“天人合一”观的理性萌芽,而以天象为参考、以君王和各级官吏的德性为基础的“庶征”畴则是“天人合一”观理性化的提升。

王安石法律思想再探研——以《尚书新义》辑考汇评所载《吕刑》篇为中心

从蔡根祥《王安石<尚书新义>辑考汇评——补逸柬议》整理的部分留存入手,以《尚书正义》和《尚书校释译论》中王安石之前各家对《吕刑》篇注疏相比照,可以察见作为王安石“新法地”之一的《尚书新义》所载《吕刑》篇蕴含丰富的法律创新思想。同时,结合王氏法治实践、廷论等动态语境分析王氏具体的法治实践和他文献中的静态法律表达两者关系:既有“刑教”之宽,又有“刑威”之苛;既强调“德礼”,又重视“刑狱”,但唯一相对守恒的中心就是“权变”,“权变”的标准即是“有伦有要”,概言之,就是为其变法服务的功利性目的。这一结论对解决王氏法律思想各面向的争鸣不休有重要意义,即跳脱出以往王氏是“轻刑派”还是“重刑派”及王氏思想是“民本思想”还是“王权思想”的思想层面,而是上升到观念层面,结合王氏的政治家身份,对其思想的倾向做一种总体性的评判:礼和法在王安石的理念中是真正相互融合的,至于两者所占的比重,要权时而变。此外,王氏的法律思想及其与法律实践的互动对话于当今法治社会皆有较为切实的借鉴意义。

《说文》段注与《尚书》训诂

清乾嘉时期,训诂研究的鼎盛,为经学家们疏通典籍提供了保障。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尚书》的训诂正诠释了小学与经学之间互为表里的辩证关系,并体现了乾嘉学派“复古”“求真”的学术追求,藉此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段氏《尚书》学训诂的独特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