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硕贫困生与非贫困生就业质量的差异及成因研究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高校毕业生就业是重中之重.本研究基于上海S大学2019-2020届本硕毕业生就业状况调研数据与贫困生名录,运用层次分析方法构建科学的就业质量评价体系,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比分析了本科生与硕士研究生、贫困生与非贫困生之间就业质量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显示:一是学历提升能降低家庭贫困状况对就业质量的负面影响;二是相较于研究生和非贫困生,本科生和贫困生对未来更加焦虑不安;三是不同变量在本硕贫困生与非贫困生就业质量模型中的显著性与稳健性存在差异;四是显著影响就业质量的变量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学科大类、大学成绩状况、校级以上获奖经历、中共党员身份、与导师主动交流次数、职业生涯规划等变量发挥正向作用,参加就业指导活动次数、社团干部经历等变量发挥负向作用.有鉴于此,提出了降低家庭贫困负面影响、提升学生就业质量的四条路径.

新兴青年群体的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灵活就业和新兴行业领域已成为新时期吸纳青年群体就业的重要渠道,但与此同时,新兴领域青年群体的就业形式、就业质量也面临一些挑战,对就业服务和劳动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结合一项面向北京市新兴青年群体的抽样调查数据,从客观和主观双重维度出发,构建新兴青年就业质量测算评价指标体系,并就该群体就业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新兴青年的整体就业质量状况一般且内部呈现明显分化,独立文艺青年、网络文化青年状况更优,而网约车司机、配送员等平台经济青年状况明显较差。以教育、工作经验(年龄)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对新兴青年就业质量的客观维度(尤其是收入)有正向影响,但对于主观维度则无显著影响或具有负向影响。今后应采取更加精准的措施推动新兴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有效回应特定群体的利益诉求与发展权益,不断提升他们的就业获得感和受益感。

数字经济发展与农民工就业质量:契机与困境——基于CFPS 2018数据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注入了新动能,为其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但同时也带来了新困境。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HLM模型从多层视角剖析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揭示了农民工就业质量各个维度的实际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宏观层面优化了就业结构,在微观层面促进了弱关系社会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显著改善了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尤其是在收入水平提升和劳动合同签订率方面;但也存在部分低收入农民工无法享受“数字收入红利”以及“灵活化”劳动合同的问题。数字经济对工作时间的影响表现出双向效应,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催生的新型职业岗位和劳动关系模式,也暴露出劳动保障缺失的制度漏洞。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数字经济会对具有某些特征的农民工群体产生偏向性,会加剧农民工内部的不平等。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政策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

数字乡村建设一方面通过新业态新模式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增强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议价能力,因而可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将2018年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匹配,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综合评价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该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可以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人岗匹配、增强社会信任等路径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数字乡村建设对女性农民工、在婚农民工、中青年农民工、学历较高的农民工和已接入互联网的农民工具有更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作用。因此,应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充分发挥其各种积极效应,并有效缩小城乡间和农村地区内部的数字鸿沟,促进数字乡村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在系统梳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作用机制基础上,采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和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数据进行匹配,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具体表现为减少劳动时间、改善福利保障和提高工作满意度,但对其工资收入和工作稳定性呈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提升信息获取便利度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且该作用存在行业异质性。据此建议,优化数字经济平台,完善薪酬保障和支付体系;注重数字技术推广,建立就业信息平台;推动公平就业机会和福利保障,促进行业间协同发展。

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就业质量

推进就业优先战略、保障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实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与此同时,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要素投入调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此,基于我国2006—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对各省劳动力就业质量进行测算,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了人口老龄化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抑制我国劳动力就业质量提升,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的外部环境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可以削弱人口老龄化对就业质量的消极影响.

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实现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是解决收入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途径。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构建OLS、Prob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交往内卷化对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交往内卷化显著抑制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分维度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抑制了农民工劳动合同的签订以及医疗保险的获取,同时也增加了工作时间,但并没有发现社会交往内卷化对其工资水平有不利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社会交往内卷化通过降低居留意愿、减少工会参与、强化就业歧视而抑制进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显示,社会交往内卷化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更大。因此,应当加深进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优化制度设计并加强劳动监管,推动农民工居留意愿长期化,增加教育培训投入等。

地方高校大学生就业质量测度及其提升路径

解决大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难点在于提升地方高校大学生就业质量。构建就业质量指标体系和测度模型是研究就业质量的基础。基于宏观数据及本地区地方高校调查数据,测度毕业生就业质量,结果表明:地方高校与非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差距较大;男生比女生就业质量更高;高学历的就业质量显著更高;校园招聘的方式越来越成为提高就业质量的重要方式;党员就业质量在某些方面要高于非党员就业质量;沿海并不比本地就业质量更高。据此,提出了重视校园招聘平台、充分挖掘高校在本地资源,适度拓展家庭资源等地方高校大学生就业质量提升路径。

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质量提升:促进还是抑制?

将中国28省份数字经济指数与2015、2017、2019年三期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截面数据相结合,综合运用线性回归模型、有序Probit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质量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在总体上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降低劳动强度、提高社会保障项目参与水平,但对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会产生负向影响。该结果在使用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伴随数字经济发展产生的新就业形态会抑制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项目参与,且该抑制作用在非正规就业群体中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在不同类型和不同年龄段的就业群体中存在差异。

内蒙古自治区就业质量有效性评估指标体系设计及运用

就业率和失业率一直都是研究就业的主要内容,它们可以作为研究就业现状的指标,但更应该关注就业质量问题。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发了劳动力供需不匹配、结构性就业矛盾等问题,即劳动力供需不匹配与就业质量水平较低。在此背景下,内蒙古自治区提升就业质量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公共就业服务何以缓解农民工就业质量代际差异:禀赋效应抑或结构效应?

健全公共就业服务制度是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的重要举措,对改善农民工就业质量和促进就业公平具有重要价值。文章基于2015-2020年上海市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动态监测调查的5567个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共就业服务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代际差异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公共就业服务显著提升了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尤其是对老一代农民工的改善效果更加明显;职业介绍、职业指导、职业培训等不同类型的就业服务对老一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均显著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明显的代际差异。其次,公共就业服务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随着就业质量增加而衰减,尤其对就业质量偏低的老一代农民工的提升效果更显著,表明公共就业服务具有兜底效应。此外,公共就业服务的结构效应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代际差异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明显高于禀赋效应的促进作用,从而缩小就业质量的代际差异。该研究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以及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对应用型本科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考--基于《毕业生就业质量调研报告》的分析

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越来越受到国家、社会及学校各方的重视与关注,是高校办学水平高低的重要衡量指标。基于F高校2017-2022届《毕业生就业质量调研报告》发布的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运用熵值法对6届毕业生就业质量进行对比分析,剖析依托《毕业生就业质量调研报告》进行就业质量测评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提出应用型本科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思路,并对该指标体系的应用价值进行分析。

双高校建设视阈下高职毕业生就业质量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随着教育部和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日益重视,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成为评价教育成效的关键指标之一。在双高校建设背景下,科学评价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关系到高职院校教育的改革效果,也直接影响到毕业生的职业发展。然而,现有的就业质量评价体系存在诸多不足,严重制约了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因此,本文提出了完善数据收集与处理机制、动态调整和丰富评价指标、增强评价体系的实操性等几个方面构建策略,旨在构建一个全面、科学、实用的就业质量评价体系。

工匠精神指导下的高职院校人才就业质量提升策略

当今社会,高职院校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毕业生的就业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人才战略和社会的稳定发展。然而,当前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普遍不高,主要是由于高职教育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实践技能的培养。因此,如何在高职教育中引入工匠精神,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成为当前高职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

人工智能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回顾与展望

人工智能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是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高质量发展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高质量发展呼唤高质量就业,没有高质量就业高质量发展就无从谈起。人工智能在发展过程中深刻地影响着就业市场的各个要素,与就业质量更是密不可分。本文从人工智能和就业质量的概念入手,总结回顾了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两者关系的研究。就业质量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质量的影响,需要从就业质量构成要素层面展开分析。通过梳理人工智能影响就业质量的四个主要要素,即收入、就业结构、工作稳定性和工作时间及其之间的作用机理,发现关于人工智能影响就业质量的研究较多集中在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上,关于人工智能引发的社会保障问题、人机交互问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未来要加强人工智能在工作稳定性方面的实证研究,重视人工智能与技术员的结合,通过人机融合方式强化人工智能对就业质量的正向影响,深化对劳动者技能与人工智能岗位的匹配性研究,重视人工智能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规范研究的科学性,有利于人工智能与就业质量互动机理的研究更贴近中国国情,更好地为高质量发展服务。

中国新时代就业质量:指标测算、来源分解及演变分析

就业质量提升不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持续改善民生和共享发展成果的关键途径。综合多重视角构建新时代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0-2018年全国及省际就业质量指数,并分析其区域差异来源及空间收敛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整体、各维度及各类性质的就业质量水平基本稳步提升;省际就业质量指数分化明显并呈“金字塔”状分布结构,但落后地区增速更快。差异来源分解结果显示,全国及四大板块就业质量发展差异持续收缩,东部与其他地区差距较大致使就业质量空间差异主要源于区域间差异;就业状况、劳动者报酬和社会保护差异是导致省际就业质量差异的关键结构因素。空间演变分析结果表明,省际就业质量发展呈现空间非均衡性但随时间推移趋于收敛,就业质量“落后省份”存在追赶周边“先进省份”的演变趋势。为此,应致力于推进构建完善的新时代就业质量长效机制,因地制宜地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推动省际就业质量协同发展。

双向投资对我国就业质量的影响及门槛效应——基于2009—2022年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否促进就业高质量发展是当下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文章使用熵权法测量省级层面就业质量,并探究双向投资对其产生的影响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质量呈“U”型关系;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升就业质量;双向投资对就业质量存在经济区位和前期就业质量水平上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城镇化、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双向投资对就业质量呈差异化影响效应。根据研究结论,我国应当始终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按照经济区位、就业质量水平实施差异化投资战略,综合运用和发挥科技、社会条件的调节效应,以期实现就业高质量发展。

回不去的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就业质量与农民工返乡意愿

立足于乡村振兴亟需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现实需要,结合当前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建设的背景,利用2016—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以及各地级市数字经济相关指数构成的面板数据,探究务工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经验证据支持理论分析的结论,即数字经济对农民工返乡意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就业质量在数字经济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中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并且个体年龄和城市政府治理能力在其中分别发挥了负向和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年轻一代、务工地位于东部地区和市内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返乡意愿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为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积极引导高素质农民工返乡,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助力,要采取以下政策措施: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乡村产业发展环境;推动农民工可持续发展,构建农民工返乡分流机制;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红利,提高城乡劳动者就业质量。

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近20年来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逐渐增强,已经取代个体迁移成为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模式。现有研究已关注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影响,但大多仅聚焦流动人口就业概率或者工作收入等方面,缺乏对就业质量影响的考察,对家庭化迁移影响就业的机制分析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稳步推进的背景下,探究家庭化迁移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对于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提升城镇化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从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保障、单位性质、就业身份五个维度构建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综合指数,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调节因素。研究发现: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的加深,这种负面影响会逐渐减弱;从就业质量各子指标来看,家庭化迁移虽然提高了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但也显著增加了其劳动强度,降低了其工作保障、单位稳定性与职业层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与年龄差异,其对女性、中年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负面影响大于男性、青年和中老年流动人口;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既因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照料负担和经济负担而降低了其就业质量,也因增强其居留意愿而提高了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但前两条路径的作用力度大于第三条路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因随迁家庭成员而异,母亲随迁会显著降低家庭化迁移对就业质量的负面冲击,而父亲随迁会加剧这一负面冲击。针对流动人口面临的“团圆”和“乐业”两难抉择,政府应致力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流动人口的就业、生活保障,特别是保障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权益,满足流动人口对子女托育、教育、父母养老等需求,促进迁移家庭的社会融入,推动其市民化进程。

城镇居民就业质量评价及其时空演变——基于共享发展视角

本研究基于共享发展视角,构建既能体现发展性又能体现共享性的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2010—2021年我国28个省份的城镇居民就业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及时空演变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稳步上升,同时呈现出明显的空间不均衡现象。从差异变化来看,城镇居民就业质量的空间差异系数明显下降,主要原因是区域间差异的缩小。从空间相关性来看,城镇居民就业质量存在着显著但较小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同时高值省份对周围省份的正向影响逐渐变弱,而低值省份对周围省份的负向影响有所增强。从子系统来看,发展子系统和共享子系统的协调程度有所提升,但仍存在进步的空间。从障碍因子分析来看,工作收入的平均水平和居民幸福感的差异程度是制约城镇居民就业质量提升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