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与“虚文”之间--清季民初新编尺牍教本源流考

晚清西学涌入,伴随着学堂教育和铅石印出版机构的繁兴,涌现了一批新编尺牍教本。先是在教科书体例和英文尺牍范本启发下,尺牍被新式文学教育接纳,成为蒙学读本和国文教科书的一部分;继而出现了专门的“尺牍教科书”,并带来了学生尺牍、女子尺牍、白话尺牍等新类型。这些新编教本无不将关注点放在尺牍程式的传授上。作为一种“应用文”,尺牍适应了近代以来日趋功利化的教育氛围,但伦常秩序与身份礼俗的震荡,也使尺牍程式在“实用”与“虚文”之间的张力逐渐凸显,最终导出了改良尺牍的方案。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旧程式与新内容、新语体,仍有一段共存时期。

清初尺牍选本中的文人困境书写

清初在以选本聚合时人的文化生态中,尺牍编选刊刻十分盛行,现存选本约计20种,收录尺牍近万通,在出版史上具有现象学意义。选本生成带来尺牍由私密空间走向公共场域,贯穿着选家复归风雅的苦心孤诣和价值取向,衍生出立言和传名的功能,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清初文人真实的精神影像,文学史因此变得日益丰满。大量内容充实、情感真挚的尺牍高度还原了传统文人的日常,不乏其他现存文献阙载或言而不详、录而失真者,其中的“困境书写”十分突出,映射了一代文人深刻的精神创伤。尺牍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和知己交谊的见证,文人在日益扩张的人际网络中寻找突围,谋求物质救济、生命关怀以及文化理想的实现。

汉魏六朝尺牍套语论(上)

尺牍行文多呈套语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礼仪的直接产物。其核心表现就是行之久远,用之广泛。一般套语大致可分为三类:具礼套语、常行套语、流行套语。具礼套语、常行套语是附丽于尺牍、具有文体表征意义的文化存在。流行套语则与文化思潮、士人风尚密切相关,因时而变。尺牍套语酝酿于先秦,初步成形于秦汉,普及拓展于三国两晋,齐梁时期达到全面成熟。套语的出现,使古代尺牍完成了文字的格式化结构与礼仪的修辞性表达之间的统一,既呈现虚实相生的审美面目,同时也助长了浮华文风。

尺牍视域下姚莹的文学理论简析

姚莹的文论思想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文以载道”“文以经世”“文无古今”等文学理论散见于其尺牍中,是组成姚莹文学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具体而言,“文以载道”体现了姚莹的儒家道统思想,代表了桐城派文人的基本观点;“经济”一说首次出现于姚莹尺牍,其核心要义是为文应当利于社会发展,逐渐成为主流;“文无古今”的观点也在姚莹身上发生多层变化,实际上也是当时文人心态的缩影。作为嘉道年间的“在场人”,姚莹的文学理论中折射了当时大量的文学事实,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

《消息尺牍选抄》作品组

作品说明:平安时期的日本书法继承了二王一脉书风,本组作品试拟和样笔意,选抄二王尺牍与藤原有申的《有申年文》,形成一种对话,以体现中日书法之间的传承关系。

中国诗乐尺牍概念的创作与古典诗词的音乐化表达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诗乐一体,歌诗同源,但由于一些原因导致了诗乐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现以作品《名垂宇宙》的指挥艺术处理为视角,剖析诗乐融合的艺术魅力。要了解“诗乐尺牍”,就必须理解何为“诗乐”,何为“尺牍”。通过对诗乐尺牍概念的介绍以及对艺术特色的梳理,揭示诗乐尺牍作品的创作手法以及特点,并简要分析诗乐尺牍作品《名垂宇宙》的指挥艺术处理。以此深化对中国诗乐尺牍概念的理解,为排练该类作品提供参考价值。

山水尺牍小议

本文从尺牍之功用、尺牍之分类为理论依据出发,对明清之际名家周亮工所编纂的《尺牍新钞》小发议论,并对其中的山水尺牍进行赏析。

尺牍文略论

本文对尺牍文的渊源和流变，对尺牍文的文体定位和体制演化进行了辨证和评述，并对编选《历代尺牍精华》

《古今振雅云笺》伪书考——兼谈明清尺牍文选之商业化特征

《古今振雅云笺》是兼具文学性与实用性的应用借鉴类尺牍选本的典范,其优点是辑录历代名人尺牍较全,具有尺牍小品文选的文学性,且主题突出、编目详尽、检索便利,也有尺牍活套的实用性。该书成书于天启四年(1624)前后,托伪徐渭纂辑,真正编辑者或为长洲书贾张嘉和,曾几经改易、多次刊印。该书系参考当时所流行的各类尺牍选本而编订,明以前之尺牍选文所据底本以王世贞《尺牍清裁》为主。所辑明代尺牍,作者较全,多不见载于专著,具有文献辑佚价值。明清以来尺牍选本商业化特征明显,且伪书颇盛,除商人炫俗射利外,也与明中叶以来盛行尺牍的社会习俗及印刷技术的进步有关。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尺牍

古代小说中存在大量尺牍,虽多属虚构,但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社会价值与思想学术价值。这些尺牍不同程度地参与小说构建,使小说情节更为紧凑,推动小说情节发展,或者直接作为中心事物构建小说,并为小说提供了多样化的叙述与接受角度。

《颜氏家藏尺牍》中的李渔自列《书目》

《颜氏家藏尺牍》中的李渔自列《书目》出现时间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至十三年(1674)年初,《书目》系李渔康熙十二年以前除去《龆龄集》、《肉蒲团》以外的全部撰著的总目。因《书目》出于李渔本人,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故可确定:《广字汇》系迄今为止未见著录的一种李渔撰著;李渔自云所作传奇有"前后八种"与"前后四种",其含义一致,《慎鸾交》、《巧团圆》属于"内二种";顺治十七年(1660)"《无声戏》案"后,《无声戏》二集在李渔的书目中永远消失;《古今史略》无疑是李渔所编;李渔在世时未继《尺牍初徵》后将《尺牍二徵》刻印行世;《一家言》与《论古》此时依然单列,表明直至康熙十二年,二者合编的《一家言二集》并未成书;《合锦回文传》、《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以及包括《万全记》等8个剧本在内的《笠翁新传奇三种》和《续刻笠翁传奇五种》皆非李渔撰著。

清初尺牍选本稿源研究

清初十余种尺牍选本辑选了明末清初数千封尺牍,在较短的时间内相继出现,是书籍出版史上较为独特的现象。这些尺牍根植于明末清初士人大量的尺牍往来,其覆盖的时空范畴与具体的来源渠道深具探究价值。从时间角度考察,尺牍稿件主要来源于明万历后期至清康熙前期这一时段内;从地域角度考察,主要来源于东南江浙一带,尤其集中在杭州、南京、苏州、扬州等几个中心城市。诸选家收集稿件的具体方式主要有自己与朋友往来之牍、朋友往来之牍、征稿、投稿与赠稿、民间藏稿、约稿、其他尺牍刊本等渠道。

论理学家的“语录”与“尺牍”在人文教育中的哲学意蕴及其内涵——以二程、朱子、象山、阳明为中心

人文教育最基本的方法乃是让受教者惊醒、警觉,既而入德成教而践行,而不是知识的传授灌输。理学家的"语录"与"尺牍"正是这种方法的最好体现,也是语录体文本在人文教育中的哲学意蕴。正是基于这种哲学意蕴,理学家的人文教育内涵,如求放心与变化气质,开而弗达与学贵自得,师友讲习与知行合一等才得以全尽之展现。

太行山文书晚清民国尺牍范本及其文献价值

邯郸学院藏"太行山文书"中有16部30件晚清民国尺牍。与其他机构所藏尺牍相比,这批尺牍在文献学上具有原始性、群体性、大众适用性、应用指南性、实用性、文化传统性以及行业性和地域性七大特点。这批尺牍对于研究晚清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礼仪的形式和内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近代文学和语言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于提升人们交际水平和写作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朝鲜文人金命喜与清朝文人交流研究——兼谈尺牍资料的价值

朝鲜文人金命喜曾在19世纪中朝文化交流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一度因没有《燕行录》和文集留存而湮没无闻,但在域外留存的《尺牍藏弆集》《清朝名家书牍》等尺牍资料中却清晰地记录了金命喜与多位清朝文人交往的细节:有对清朝文人个人情况的真实记述,有清朝文人对金命喜的问候、思念、祝福、赞美之情,有他们对经学、算学、训诂学等学问的探讨,还有相互之间赠送书籍、碑帖、笔墨纸砚等物品的诸多记载。这些尺牍资料是清朝文人与朝鲜文人之间广泛而深入交往的有力证据,为当今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成功范例。这些尺牍虽大多比较简短,却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对金命喜个人以及与之交往的多位清朝文人的传记编撰和个人文集编撰都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闽南贸易背景下的民间日用类书——《指南尺牍生理要诀》研究

《指南尺牍生理要诀》是近代名人丁拱辰总结闽南社会生活经验所编纂的民间日用类书。该书向广众庶民传授养身赡家的应世技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流动频繁、高移民输出地区的日用常行和商贩流俗。晚清时期,《指南尺牍生理要诀》流传各地,翻刻颇多,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不仅是在闽南,许多人皆以该书为范本酬答进退,而且在海外,也成了不少移民的酬世锦囊。

《工商业尺牍偶存》所载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史料辑考

本文从《工商业尺牍偶存》中,辑出陈蝶仙致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王钝根、周瘦鹃、包天笑等人之信札10通,并对其间涉及的相关史事作了考索。

陈用光与姚鼐尺牍解读

陈用光从姚鼐求学,为嘉庆、道光年间传扬姚鼐之学最有力者之一。陈用光与姚鼐尺牍交往颇多,尺牍成为陈用光与姚鼐讨论诗文学问的载体。通过尺牍的往来,促进了桐城派成员之间的交流;推动了成员之间的文学创作;深化了对汉宋之争等问题的认识,这无疑有利于桐城派的进一步发展。

袁枚集外尺牍考释

自拙编《袁枚全集》问世后,学界不断有袁枚集外诗文发现。笔者除了已发现袁枚《乾隆庚午、辛未、壬申手稿》、手抄稿《记游册(日记)》外,又发现了一些袁枚零散集外诗文,并陆续公布过。兹再公布新发现的九通袁枚集外尺牍,以弥补《袁枚全集》的不足,并作为《袁枚全集新编》的增添内容以飨读者,推动袁枚研究向前发展。这九篇新发现的集外尺牍分别为:《与树堂书》、《与鳌公书》、《与胡书巢书》、《与璞斋三世兄书》、《谢奇丽川方伯赐裘》、《贺李香林河帅调河东》、《答赵味辛》、《与汪顺哉世妹》、《与晓园太守书》。

生死之间:北宋文人尺牍中的衰病叙事与生命意识

北宋文人尺牍中多有与衰病相关的叙述,他们或叙述病情,或倾诉病中感受,或分享医药建议。与宋诗相比,尺牍中的衰病书写更真实也更沉重,是文人患病心态的直接流露。尺牍具有非即时性、私密性、随意性、互动性的文体特点,最适宜交流关乎切身、具有一定敏感性且注重情感投射的衰病话题。通过长期而广泛的尺牍交往,文人反复咀嚼着生命的有限性与疾病的苦难,同时也在不断地倾诉中缓解着心理焦虑,甚至进入哲学层面的思考。最终,文人得以从容地面对生死,洒脱地发掘生命的意义,充实其日常生活与审美体验。北宋文人在充分理解了死亡之后,更加执着,迷恋于生命,这种对生死的叙述与超越生死的坦然心态,亦不啻为中国古代文人生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