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冷战与印尼现代化——以尼克松政府对印尼援助新方向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70年代,本土力量在东南亚冷战中的能动性日益突出,他们利用国际冷战提供的历史机遇,开启了自身现代化进程并强化了国内威权主义统治的合法性,东南亚冷战逐渐演变为本土力量围绕着现代化来组织动员国内、区域和国际力量的新场域冲突。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尼克松和基辛格,以对外援助的新方向调整美苏在东南亚的力量对比,印尼苏哈托政府亦展示了高度的能动性,将印尼“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的成败与国内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联系起来,将尼克松政府对印尼的经济援助塑造为一个政治安全问题,印尼开始牵引东南亚区域冷战,进而影响美苏在欧亚大陆的力量博弈。1971年《东南亚中立化宣言》的发表和苏哈托在1973年总统大选中获胜,标志着东南亚本土冷战开始呈现出不同于美苏冷战的内在机理与历史节奏。

中美建交历程:从尼克松“朝圣”到美国刮起“邓旋风”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的国际战略实现重大调整,外交工作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建交高潮。毛泽东主导中美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是这个时期改变国际战略格局的最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和对外关系新局面的出现,对中国此后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基辛格-尼克松的“宏大构想”、尼克松主义与冷战转型

基辛格和尼克松从现实主义的思想出发,结合美国的实力以及面临的国际环境,提出了美国的外交战略的"宏大构想"。体现这种"宏大构想"的尼克松主义强调通过缓和来重新建立世界政治的均势。结束越南战争、中美关系的改善、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谈判、美国同盟国关系的发展等,都是实施缓和战略的重点。而缓和战略的实施对冷战的转型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尼克松政府对华认知与对日防务政策的确立

为扭转美国在冷战中的不利处境,尼克松决意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从亚洲收缩,让日本等盟国承担更多地区防务责任。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主动探究中国军力、"文革"影响及总体外交和国防意图,推进中美关系缓和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协调各部门对日防务立场;另一方面,立足于日渐清晰的对华认知,他寻求以口头方式对华承诺将约束日本对台野心和军国主义复活,来换取中国最大限度容忍"尼克松主义"背景下的对日防务政策:即日本接手更多安全职责,保持《美日安保条约》,美军续驻日本。尼克松的关岛讲话虽提出"谈判、实力、伙伴关系"三原则,但它只是勾勒出对日防务政策粗线条式的轮廓,该政策在基辛格访华带回对中国的确切认知后方初具雏形,迄尼克松访华时才最终确立。

简析尼克松的南海政策——以西沙海战为例

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实行中立政策。在西沙海战前后,南海相关国家对南沙群岛非常关注,而美国坚持中立立场,绝不卷入其中。美国不予南越军事援助,对于中国出兵西沙也不予任何谴责,更不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列入美国对其盟友的防卫范围。因此,尼克松所实行的实际上是有利于中国的中立政策。

尼克松对华缓和政策与“均势”外交战略的构建

将尼克松的对华缓和政策置于其“均势”战略总构想之下进行再探讨,指出尼克松之所以推行这一政策乃是为了构建两个外交三角,即“中美苏”外交大三角和“中美日”外交小三角,通过这两个外交三角的构建,最终实现其“均势”战略的总构想。

试析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机制、过程及主要人员

现已出版的关于尼克松政府的著作,大多试图破译尼克松和基辛格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思维方式以及他们的个性缺陷。根据新解密的尼克松总统档案和现已发表的英文研究成果,通过研究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新机制的确立及其特点,透视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机制、过程及涉及的主要人员相关特点,能够加强人们对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决策的认识和理解。从理论上讲,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目的是保证总统的工作日程和时间;总统得到的是经过认真研究、分析和过滤后的情报信息。尼克松任内,确实取得了外交方面的重大成功。然而,这一机制是将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千斤重担压到了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的肩上,违背了美国政府决策民主程序的理念。

“尼克松主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本文依据美国尼克松总统档案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综合考察尼克松主义的历史渊源、形成、演变及实施情况,分析尼克松主义与尼克松政府总体外交的关系。本文的结论是,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期间,有一系列关于改变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和措施,最主要是减少美国在亚洲承担的义务。尼克松主义以及美国对共产党大国苏联和中国关系的缓和构成尼克松和基辛格外交的两个最主要组成部分。

论尼克松对北越的秘密承诺及其对越南战争的影响

越南战争进入1972年后,面对美国国内的反战压力与追求连任的强烈愿望,尼克松迫切需要尽快摆脱越战泥潭。为此,尼克松借基辛格之口,在瞒着美国盟友南越的情况下,通过苏联和中国向北越做出秘密承诺:只要北越同意签署巴黎协定,让美军撤离,释放美国战俘,并在协定后留出一段间隔期,保全美国的颜面,那么之后北越即使发动对南越的进攻,美国也不会干涉。美国的秘密承诺促成了巴黎协定的签署,结束了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同时也注定了南越灭亡的命运。

从美中和解看尼克松政府的“均势”政策

６０年代中、后期，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以往建立在绝对优势基础上的世界战略难以再呈现良性运行态势。为确保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１９６９年１月上任的尼克松政府决定走调整、迂回之路——变往昔依据优势力量谋求世界霸权为通过推行“均势”外交实现美国一如既往的战略目标。尼克松尤其重视中国在全球均势中的作用，他把中国作为抗衡苏联的地缘政治砝码，积极促成美中和解的实现。从本质上说，“均势”政策是美国外交战略的一种调动方式，尼克松意在通过利用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矛盾，分而治之，在交叉变位中牵引国际格局走势。

论尼克松主义与越南战争的终结

随着苏联、西欧、日本的崛起和第三世界反霸力量的日益壮大,深陷越战泥沼的美国被迫提出以“实力”、“谈判”和“伙伴关系”为核心的“尼克松主义”,不得不在亚洲实施收缩战略,尼克松政府开始重新审视美国的越南政策,提出了“谈判”和“越南化”相结合的双重策略,使美国最终摆脱“越战梦魇”,实现了所谓的“光荣和平”。

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民航安全政策研究

面对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国际恐怖主义劫机活动,9.11事件后公开的美国国家档案显示,尼克松政府不仅通过创建空中警察和机场安检系统等措施提高美国自身的民航反恐能力,还通过国际民航组织、联合国、北约等国际组织积极争取国际反劫机合作。这些举措不仅有效地减少了针对美国的劫机事件,而且客观上促进了国际社会在航运安全领域的合作。然而,受冷战思维的影响,尼克松政府的民航安全政策主要着眼于美国的航运利益,服务于冷战时期美国的地区安全战略,因此其争取国际合作的努力常因无法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而作用有限。

战略抉择与危机应对——基于尼克松政府应对1971年南亚危机的研究

1971年南亚危机是冷战时期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如何在有效缓解危机的同时,推进全球战略调整而不受关键国家巴基斯坦内部动荡的影响,是尼克松政府在应对此次危机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尼克松政府以美国对外战略的总体规划为基点构筑以偏袒巴基斯坦为核心的应对之策。从影响危机应对的具体因素来看,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以处理印巴危局为契机,力促中美接近;其二、支持巴基斯坦这个"旧时"盟友,彰显美国在战略收缩之时,在对盟国安全承诺方面不打折扣;第三、白宫与国务院的权力纷争。

尼克松-福特政府对菲律宾南沙诉求的立场评析——以美国官方档案为依据

1971年,菲律宾政府正式提出了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美国尼克松政府随之对南海地区局势进行了数次评估,对南海争端有了初步认知。西沙海战发生之后,面对菲律宾所提出的将南沙纳入美菲协防范围的请求,尼克松政府决定在此问题上采取模棱两可的立场。其后,菲律宾以军事基地的使用权为筹码要求美国同意协防南沙,但福特政府仍拒绝进行明确表态。实际上,尼克松-福特政府采取的是不介入南海争端的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菲律宾在南沙地区采取行动的步伐。

尼克松总统的分享岁入改革

分享岁入是美国第３７任总统尼克松进行的国内改革，基本思想是遏制“合作联邦制”中权力过份向华盛顿集中的势头，把由联邦政府负责的提供社会服务的部分权力交还州和地方政府。分享岁入就是将联邦政府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的一部分划拨州和地方政府，让它们在一定范围内自由使用。尼克松总统任内共通过三个分享岁入法案。分享岁入改革是对“合作联邦制”中联邦权力过度集中倾向的反省，对后来的共和党总统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因多种原因，分享岁入改革并没产生尼克松总统宣称的“还权于州”，“还政于民”的效果。以分享岁入为核心的国内改革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头上，成为代表尼克松总统形象的一个名词。

尼克松结束越战的秘密承诺——兼论美越和谈中的“苏联渠道”及其作用

尼克松上台后,通过基辛格与多勃雷宁之间的秘密接触,建立了与莫斯科沟通的"苏联渠道"。为了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在美越和谈期间不断通过这一渠道向北越发出试探性信息,并逐渐形成了其秘密承诺:只要北越同意在签署和平协定后保留一段"适当间隔",不在美军撤离后立即发动对南越的进攻,那么,美国就可以默许其以军事手段统一越南。尼克松的秘密承诺最终促使北越同意签署《巴黎协定》,并对越南战争的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试论尼克松时期美国NSC系统的重新建构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自1947年创生,逐渐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系统的中心,并在历届总统任期内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尼克松时期,美国NSC系统在组织和程序上得以重构和改进,NSC在决策体系中的作用得到极大提升,实现了外交决策的总统集权和白宫优势,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处于掌管NSC系统的核心位置,其权力的极度膨胀不仅造成与国务卿罗杰斯相互竞争,严重抵牾,也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国安会体系运作的实际效能,美国外交决策机制的一些理论与现实间的矛盾由此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