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插图本《牡丹亭》中的“写真”图研究——以石林居士序刻本为中心

明清插图本《牡丹亭》中的图像内容、构图版式和传播路径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功能与意义,而学界对《牡丹亭》中特定插图的研究并不多。文章以其中的“写真”图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版本的插图内容与其变化过程。研究发现:石林居士版的“写真”图具有经典性和独创性,既体现在杜丽娘“三重画像”的独特图绘模式所蕴含的创作理念,又表现在后来的出版物对其不断模仿与翻刻;明清两代不同版本“写真”图的创作与改写,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文化趣味和审美意识,以及不同群体对戏曲文本的接受理解;插图创作传统悠久,从同一系列的“写真”图比较中考察插图的演变规律与功能,可以进一步发掘古代戏曲插图的发展状况与艺术价值。

《鸿庆居士集》 饮修仁茶

《钦定四库全书》《鸿庆居士集》卷三饮修仁茶烟云吐长崖,风雨暗古县。竹舆赪两肩,弛担息微倦。茗饮初一尝,老父有芹献。幽姿绝媚妩,着齿得瞑眩。昏昏嗜睡翁,唤起风洒面。亦有不平心,尽从毛孔散。(事见卢仝茶歌)注:1《.鸿庆居士集》是宋代孙觌撰诗文集,四十二卷。宋周必大《鸿庆居士集序》“:公讳觌,字仲益,尝以龙图阁学士提举南京鸿庆宫,故自号鸿庆居士。”以号名集。《四库全书》辑自两淮马裕家藏本。

《相山集》和《相山居士词》版本源流考

南宋诗人王之道著有《相山集》三十卷、《相山居士词》一卷等作品传于世,但其作品版本众多,系统不明,影响了后世对王之道及其著作的研究。本文通过古籍查阅,经过汇校考订,对作品版本系统略作梳理,并对各个版本的概貌、承继关系进行概述,通过序跋间的线索,探究《相山集》和《相山居士词》的版本源流。由考据可知,《相山集》在宋元有三个著录本,明清时未佚失,版本流为三个著录本和一个辑录本。《相山居士词》版本较多,宋元载录有三个版本,后被明清传抄。

民国期间发生的居士能否加入中国佛教会的争论回顾

1935年召开的中国佛教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引起佛教界内僧伽与居士以及政府之间的争论,聚焦在中国佛教会整顿。政府要求出家僧尼自己管理自己,在管理中提高自身能力。中国佛教会的会员只能是出家僧尼,居士不得入会,是为“会内无俗,会外无僧”。僧伽强调“居士不得参与羯磨,律尚有严格之规定,岂得以居士主持佛会,以宰制约束指导僧尼本分之事”,居士则认为“佛教会对居士是决没有保护和严格管理与督促之必要与可能的”。为此,居士成立“中国佛教居士公会”组织。用行政的手段去人为地将僧伽与居士分开,而不是鼓励僧尼与居士两者共同取得双赢或强强联合,不把居士纳入中国佛教会的一体化管理,促使居士游离僧团之外,加速居士佛教发展,最后损失的是整个佛教,三宝地位岌岌可危,这才是最大伤害。

在家佛教信徒信仰模式的中国化典型:“居士佛教”之概念、内涵与近代崛起历史初探

在家平信徒,在各宗教中总是占据信徒之绝对多数,佛教亦然。除作为出家众的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及式叉摩尼五众外,作为在家众的优婆塞、优婆夷,始终占据佛教信徒的绝对多数。然而,尽管古今佛教居士都始终伴随着佛教而存在,并成为最为庞大的信仰群体,支撑起佛教信仰的万千气象,但除近代中国汉语系佛教界外,确实很少存在“居士”作为独立而非依附于“道场”的信仰群体现象。但近代以来,在汉语佛教界确实存在过被称之为“居士佛教”的群体现象,与“道场佛教”虽不对立但却能交相辉映,并在特殊时空段中对“道场佛教”发挥针砭、鞭策、激励作用。本文旨在探讨“居士”及“居士佛教”的界定及历史渊源;并对近代汉语系佛教界基于道场极度衰微、僧团普遍萎靡的严酷现实,借助在家信徒随着信仰素质提升、经济实力增强、文化及学术品位提高的因缘,尤其是都市崛起背景下的平信徒的“居士佛教”模式,予以考察、梳理。

论王维《与魏居士书》——兼论王维作品被“误读”之深层原因

《与魏居士书》确实反映了王维所信奉的“人生哲学”,但王维写作此信不是旨在为自己辩护,而是试图说服魏居士出仕以报效朝廷。魏征后人的贫困是王维十分关切的问题。晚年的王维孤苦伶仃,为朝廷尽忠是其余生唯一的追求。批评王维的诸多学者希望王维退出“浑浊的官场”,但当时包括高适、岑参、杜甫等大批诗人都在想方设法投身其中。“以隐为仕”是初盛唐文人普遍的风气,不能用“亦官亦隐”“独称”王维。王维受释道思想影响很深,但儒家“不废大伦”、积极入世才是其思想的主导方面。历来对王维的《酬张少府》《竹里馆》等作品都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王维集中“辋川之什”以及系于“天宝下”的不少作品反映了王维对朝政之关切与忧虑。

论紫砂壶《莲台居士》的工艺融合和佛教内涵

随着人们对饮茶健康的重视,“世间茶具称为首”的紫砂器也成为了我们茶座之上重要的角色。从整体上来看这件紫砂艺术作品《莲台居士壶》,作者把莲花和佛教巧妙地联系起来,同时再加上陶刻的装饰,整体性得到了很好的呈现,从壶身的圆融到筋纹的装饰,从莲台的设计到荷花的装饰,无处不流露出佛教的思想和紫砂艺术的魅力,二者巧妙的结合既具有历史的渊源,同时更多的是作者在不断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形式之中的自我领悟,从而外化成这样的一件富有心得体会的艺术作品。

居士知多少

居士在古代有多种含义:一指有才学而隐居不仕的人,二指广积资财之士,三指在家修道的道士。此外,有些自命清高的人也自称“居士”。现将古代文人墨客的“居士”别号小集于后:青莲居士——李白(唐)香山居士——白居易(唐)莲峰居士——李煜(南唐)六一居士——欧阳修(宋)

读香光居士,悟得“从容”二字

余弱冠即读董其昌,然不知其境高,只是莫名的喜爱。及至中年,编《董其昌编年书画目》,仍不解其深意。只到了近年,老眼昏花下再看董氏,笔墨间读出了“从容”二字。信手来的题画词《满庭芳》云:“宿雨初收,晓烟未泮,浮云都逐飞鸿。文君翠黛,一霎变颦容。多少风鬟雪鬓,青螺髻,飘堕空濛。频骋望,征帆灭处,远霭与俱穷。古今来画手,谁如庄叟,笔底描风。有江南一派,北苑南宫。我亦烟霞骨,闲点染,蒙懂难工。但记取,维摩诘语,山色有无中。”

家庭、命运、解脱:印光大师居士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学界一般将印光大师居士教育思想内容分为伦常、因果与净土等方面。本文试图转换视角,从受教育者的生命整体出发,以居士个体的生存境遇与精神需求为中心,将印光大师居士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家庭与伦理教育、命运修行教育和生死解脱教育。在家庭与伦理教育中,印光大师强调以孝为本、敦伦尽分和家庭教育。在命运修行教育中,他阐扬命自我立的命运观,力弘观音灵感信仰,教化居士以乐天知命、以苦为师的态度面对人生苦境。在生死解脱教育中,他以信愿行为核心展开净土信仰实践,强调临终助念。印光大师的居士教育思想重视居士大众教育,兼顾出世性与入世性,对现代家孝文化、社会道德心态、临终关怀事业都有积极作用。

作为民间慈善组织的近代居士佛教——以民国上海佛教居士林为例

近代居士佛教组织不仅是居士们信仰生活的公共平台,而且还在慈善理念以及社会慈善实践中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民间慈善组织的角色,并与其他民间慈善组织一起承担着官方救助之外的重要社会慈善救助功能。通过对民国时期上海佛教居士林的组织形式、慈善功能、资金运作模式的分析,可以揭示近代居士佛教在社会慈善救助功能的重要作用和特征,并以此为当代民间的宗教组织及其社会慈善功能的发展、完善和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论元杂剧《庞居士误放来生债》题材来源及其价值

《庞居士误放来生债》是元杂剧中以佛教居士为主人公 ,赞美疏财仗义、扶困济贫 ,批判金钱罪恶、世风衰微的典型作品 ,堪称元曲中之《钱神论》。明清亦有多种以庞居士故事为题材的杂剧和传奇 ,但学者们很少注意到它。对剧中题材之来源及其价值情况作一些探讨 ,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脉络。

蠡勺居士《昕夕闲谈》诗歌翻译策略探析

蠡勺居士是我国第一位汉译英诗作者。作为我国近代第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的译者,他将诗歌翻译带进了中国读者的视野。他的译诗不仅符合中国传统诗歌的特点和美学特征,同时再现了英诗精髓。他的诗歌翻译不仅手法灵活多变,将英诗根据情境译为五言律诗、国风体民歌、单调词、骚体诗等形式,更是将原文和译文的音、形、义高度和谐地统一,显示出译者高超的诗歌驾驭能力,更在他的诗歌翻译实践中呈现出我国早期译者朴素的翻译思想。

古典小说的转型及其经验——艾衲居士与石成金小说研究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转型是五四时期受到西方小说影响后的一个突变。但实际上,早在清代前期,艾衲居士和石成金的小说就体现着古典小说的转型。他们的作品多方面突破了古典小说传统,具有若干新的形式特征。然而他们的转型努力并未取得最终成功,留下了一些经验与教训。研究这些问题,对中国小说史研究特别是小说文体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居士佛教的近代转型及其社会学意义——以民国上海居士佛教为例

居士佛教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发起者与主力军。相对于传统居士佛教,近代居士佛教在其核心成员构成、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均已产生了明显的转型。就近代居士佛教的核心群体来看,大量的新兴工商业者与新型知识分子对佛教产生兴趣,他们分别以居士、学者、思想家,甚至革命家的身份进行佛学研究与佛教信仰实践,并将佛教带向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就组织形态与社会功能来看,近代居士佛教已经摆脱了依赖寺院并由僧人主导的传统组织形态,开始建立起独立于僧团之外的自身组织形式,并开始参与讲经说法、皈戒修持、研究传播,以及广泛地开展各种形态的社会慈善事业。因此,抛开单纯的观念史与佛学义理研读,从社会学视域中去审视近代居士佛教的组织形态、核心成员结构及其社会功能之变,不仅有助于我们考察近代居士佛教发展的全貌,亦可藉此透视近代居士佛教转型背后的深层社会背景,并由此加深理解近代佛学思想的"形上义理"与"形下社会实态"之间的交互影响。

宋代居士文化特点探微

宋代居士文化已经构成为宋代佛教文化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主要论述了居士主流成分的变化以及发展态势的演变使得宋代居士文化具备新的特点,如居士文化的雅化,士大夫居士推动儒、释融合的进程,促成宋代心性思想逐渐成熟以及成长为护法的主导力量等,并由此探讨宋代士大夫居士皈依佛教的自性追求的内在原因。宋型文化的确立,居士文化在其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也标明宋代居士文化在宋型文化发展中的意义。

“青莲居士”由来考辨

由于唐宋两代的典籍中,绵州只有“清廉乡”之称,而无“青莲乡”之记载,故谓李白以居地“青莲乡”为号是没有根据的。李白号青莲居士是因李白居住在绵州彰明县青莲乡的说法始于明代的杨慎,乃其个人之臆断。实际上,“青莲”是一个包含佛理的名词,是佛教中很重要的一个意象,在《全唐诗》和《全唐文》中,该词绝大多数都与表达佛教意义的内涵有关。熟悉佛教的李白,是感兴趣于“青莲”一词的佛理内涵而以之为号的。

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

在宋代 ,文人士大夫多用“居士”名其别号 ,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宋人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宽松、舒适的 ,但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沉重的。文人士大夫们既不想失去世俗的享乐 ,又要保持个体人格的独立与自由 ,便需要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而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由“形隐”向“道隐”的精神化转向、儒释道三教义理的统合及禅宗世俗文化倾向的增强 ,正适应了宋人的精神需求。于是 ,宋人将传统的仕隐观念及运行机制加以重新整合 ,形成了一种颇为圆通的仕隐观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与自足。当日文人士大夫纷纷以别号“居士”相尚 ,即是这种处世心态和行为模式的典型的外在表征。

晚清时期执权居士创制“心理(学)”一词的考察

据史料表明,中国人执权居士于1872年在《申报》上首创了学科名称"心理(学)"一词,这要早于日本学者西周1875年公开使用"心理学"一词。本文判定晚清的持平叟、执权居士、持平子、持平居士、公道老人均系同一人,即朱逢甲。朱逢甲饱读经书,国学底蕴深厚,并在襄助传教士办报纸过程中接触到了西学,具有了现代学科意识。1871年,他在讨论中国传统相术时,曾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过"心之理与事"一词,为其创制"心理(学)"一词奠定了基础。中学与西学的交融与碰撞是朱逢甲创制"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的时代与文化背景。尽管"心理(学)"一词首先由中国知识分子创制,但因西学在中国晚清时期发展的延缓和曲折,故没有像日本学者西周使用"心理学"一词之后在日本学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息庵居士”与《艳异编》编者考

明代文言短篇小说集《艳异编》的编者为谁,一般认为是王世贞,然尚缺临门一脚。《艳异编小引》的作者"息庵居士"是谁?也尚无定论。本篇据新发现的范守己写给王世贞的信《与王元美先生》中,言买到王世贞《艳异编》,并连同王世贞的《四部稿》《尺牍清裁》同予赞赏;而王世贞将《艳异编》寄送朋友徐子玉,并告戒其保密"毋多作业";与王世贞同时代人骆问礼《藏弆集》记载王世贞将《艳异编》送人,又赎回。三个材料可证实《艳异编》的编者为王世贞。据《艳异编小引》文字分析而知,其作者与《艳异编》编者为同一人。《艳异编》编者为王世贞,《小引》的作者"息庵居士"也只能是王世贞。"息庵居士"疑为王世贞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