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社区责任:日本的理论与实践

如果说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目标在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那么其中所谓的“责”到底为何物以及究竟如何加以实践,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议题。居民是基层治理的核心主体之一,居民责任无疑是此“责”之重要构成要素,而这一要素可被提炼为“居民社区责任”的概念。基于国别研究的视野,本文通过对邻国日本的考察和分析发现,日本社会通过日本法律体系所彰显的居民义务观、辅助性原理所倡导的居民责任以及新公共性论所宣扬的居民主体性,建构了居民社区责任的多元理论支撑。同时,日本基层从居民法定义务、居民公德义务以及居民私德义务这三个维度,深度实践了居民社区责任的理念。日本经验的启示在于:基层治理应以法治为前提条件,并形成以居民义务均等化为原则的社区生活规则,同时通过持续性的公民教育以提升居民素养。

社区营造中的城市居民:为何参与及何以可为?——以沈阳市X区“车棚革命”为例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社区营造“造人”的核心追求与之不谋而合,尤其关注最为核心、最具规模的社区居民。以对社区居民的深度访谈字表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究城市居民参与社区营造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城市居民参与社区营造行为选择模型。研究发现,态度、主观规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区动员、社区社会资本以及自我效能感七大因素构成城市居民参与社区营造的影响因素,作为实现因素的自我效能感在倾向因素、环境因素、组织因素和参与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态度和主观规范相互影响。主体信念是行为选择的根本性指引,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营造理应回归培植个体公共性、建构共同体意识的逻辑之中。未来应该从个体塑造和组织促成两个维度发力,以需求撬动居民态度和自我效能感,以互动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发挥党委、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等主体的协同作用,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人口老龄化对城乡居民医保财务可持续性的挑战与策略思考——评《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务可持续性研究》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是我国重要的基本民生保障制度,是实现城乡居民公平享有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实施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即城镇居民基本医疗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制度整合,对于促进城乡区域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互联网发展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微观检验——考虑居民收入与社会互动的中介作用

当下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破暴发的历史交汇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在消费领域中持续催生新需求、新业态、新模式,并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活力的重要动能,为我国促进“双循环”提供新思路与新办法。尤其是在扩大农村消费过程中,互联网不仅能够提升农村居民收入,还可以深化农村居民的社会互动,这均有利于扩大农村消费。基于此,本文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于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并探究了居民收入与社会互动的中介作用,旨在引导各地方政府借力互联网不断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研究结果显示:互联网发展负向影响城乡消费差距;居民收入与社会互动在互联网发展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

中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收入差距调节效应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作为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理应在更好解决“老有所养”的同时,发挥出进一步破解城乡二元格局、调节收入分配和缩小城乡差距的功能与效果。基于相关年份分省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现阶段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差距调节效应,结合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逐步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分析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现阶段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显著非线性关系,并且呈现出先扩大而后缩小的“倒U形”轨迹;同时,微观检验也部分地验证了这一结果。为此提出:(1)应高度重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与差异化发展趋势;(2)应逐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和待遇调整机制;(3)应通过高质量发展和促进农民和弱势群体收入增长来更好地发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消除老年贫困和收入分配调节功能。

重庆居民增收难在何处?

2023年重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9个百分点。这虽然是近十余年来重庆居民收入增速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昭示的重庆居民增收难的问题仍具有较强的警示性和根源性,值得深入研究。为此,本文拟暂且抛开短期因素不谈,而从宏观的、长期的视角出发,对当前重庆居民增收面临的短板和难点作粗浅分析,以供参考。

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促进消费提质扩容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更好发挥消费增长的基础性作用,瞄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推动大宗消费品以旧换新,着力提升消费产品品质和服务供给2024年初以来,居民收入持续恢复,居民消费信心有所修复,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型消费,在大宗消费和服务消费双双提振下消费形势保持平稳,但需求收缩预期等制约因素仍比较明显,消费持续向好态势有待进一步巩固。

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居民消费扩容提质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3-2022年各省宏观数据和互联网消费金融指数深入分析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居民消费扩容提质的影响,并引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分析机制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居民消费扩容提质具有促进作用,且促进效果在互联网消费金融和居民消费扩容提质各自不同维度下依然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高市场化地区和中青年群体更为明显。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互联网消费金融对居民消费扩容提质促进效果仍然显著。机制研究显示,互联网消费金融通过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而影响消费。故,要充分释放互联网消费金融的信贷功能、发挥其普惠性,进一步激发消费需求端消费潜能和供给端的创新力,逐步实现消费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推动消费经济的增长。

农村电商、农村居民就业与共同富裕

现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农村电商有望通过促进农村居民就业和增收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2014—2020年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的县域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农村电商与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探究农村电商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农村电商在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作用显著,但因其带来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量小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量,其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暂未显露。不过,由于农村电商能够促使农村居民收入相对于城镇居民实现更快增速,其促进共同富裕的潜力是明确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电商能够带动农村居民就业特别是其在非农产业的就业,使之增加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助力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电商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在农业占比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显著,在山区不显著。为更好地发挥农村电商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应充分发挥政府引领作用,促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营造农村电商发展良好环境;加快发展农村电商,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农村电商,充分发挥农村电商促农增收作用;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鼓励农村发展多元化特色产业,夯实农村电商发展基础。

京津冀农村地区居民地变化研究——以1972—2019年为例

为更好地理解当代社会的居住环境,更加深入了解农村居民地的时空变化,本文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基于Landsat遥感观测及多源地理信息1972—2019年30m分辨率的“京津冀”不透水面数据,系统分析1972—2019年“京津冀”农村地区居民地分布、分类、变化情况,并对影响居民地种类变化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论:“京津冀”地区的郊区、密集城镇、分散城镇、密集村庄的面积都呈现出缓慢、稳定的增长趋势;北京和天津分散村庄的面积均在2000年以后停止增长,逐步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整个地区孤立的小村庄面积持续减少。7种农村居民地在平原地区大幅度扩张,这是“京津冀”农村地区居民地共同呈现的空间特征。GDP、三次产业GDP占比以及建筑业产值的变化趋势都与居民地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相关性。

上半年居民收入增速不及GDP

2024年上半年,浙江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982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665元,名义增速为4.9%,增速不及GDP(5.6%)。四个低于一是居民收入增速低于宏观增速。2014-2022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均高于G DP增速,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进入2023年,情况发生变化,全年4个季度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低于GDP增速0.8、1.0、0.4、0.1个百分点。今年二季度,城乡居民收入名义增速4.9%,与GDP增速的差距扩大至0.7个百分点。

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分析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今后开展健康教育干预工作、制定相关卫生健康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21年1—10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概率抽样方法抽取全国15~69岁城乡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主要因素。结果经加权调整后,2021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30.70%和22.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居民方面,以西部地区为参照,东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OR值为1.372(95%CI:1.244~1.512);以15~24岁年龄段为参照,35~44岁年龄段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OR值为1.367(95%CI:1.140~1.640),65~69岁年龄段居民健康素养水平OR值为0.687(95%CI:0.553~0.854);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为参照,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OR值分别为1.849(95%CI:1.581~2.163)、3.471(95%CI:2.958~4.073)、7.564(95%CI:6.472~8.841)。农村居民方面,以西部地区为参照,东、中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OR值分别为1.595(95%CI:1.434~1.774)、1.587(95%CI:1.374~1.833);以15~24岁年龄段为参照,35~44岁年龄段居民健康素养水平OR值为1.546(95%CI:1.234~1.936),65~69岁年龄段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OR值为0.770(95%CI:0.598~0.993);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为参照,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健康素养水平OR值分别为2.390(95%CI:2.139~2.669)、5.235(95%CI:4.548~6.025)、12.816(95%CI:10.926~15.033)。结论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均有进一步提升,但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不同地区、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的影响程度不同。

空气质量改善能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吗?——兼论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厘清空气质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作用,有助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协同推进。从医疗和防御性支出、规避行为以及劳动生产率等视角阐释了空气质量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理论机制,并使用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其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空气质量改善会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这一结论在使用逆温天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以及更换空气污染物指标、考虑空间自相关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该作用通过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差距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两条渠道产生;此外,空气质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作用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推动绿色发展改善空气质量,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从而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智慧城市发展会提升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依据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智慧城市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发展通过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提高居民医疗满意度,增加公民互联网参与等提升居民幸福感,并且对中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强政策支持力度城市的居民幸福感影响更大。在采用“所在地区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以及“所在地区与省会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鉴于此,应重点关注城市居民的民生问题,警惕智慧城市发展中的“数字鸿沟”,缩小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提升居民幸福感。

农村文化的迭代创新:农村居民参与“种文化”影响因素与启示

文章探究农村居民参与“种文化”的影响因素,以促进农村内生文化的发展及农村文化的迭代创新,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文化获得感,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结合实地调研,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收集湖南省株洲市攸县农村28位受访者的资料,运用扎根理论对农村居民参与“种文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归纳,并构建其扎根理论框架模型。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参与“种文化”的影响因素包括种文化归因范畴、参与者归因范畴、组织者归因范畴和外界归因范畴4个类别;种文化归因包括运作成本和文化吸引;参与者归因包括个体兴趣、情感因素和收益认知;组织者归因包括个体因素和组织引领;外界归因包括环境因素和文化供给。

转移性收入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吗?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于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依据常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理,并进一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缩小消费结构升级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每增加1%的转移性收入,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提高2.6%,并且随着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转移性收入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转移性收入主要是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提高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的方式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程度;转移性收入缩小了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差距,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和中西部的农村居民作用明显。据此提出实施差异化的转移支付政策、强化弱势群体帮扶措施、拓展农村居民消费供给等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

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消费供给。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产业转型升级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和中介影响均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供给侧为居民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防范部分地区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的机制与完善对策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是现阶段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手段。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全面突破时空限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准确评估用户风险的特点,通过支付环境便利化机制、预防性储蓄降低机制、流动性约束缓解机制和可支配收入增加机制等有效促进居民消费。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积极促进作用,可从大力发展数字基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创新力度、加强居民金融素质教育和完善金融监管等四个方面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

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研究

实现居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旅游业作为幸福产业,如何促进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协调共进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问题.该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构建了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考察分析2011—2020年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水平研究期内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20年因受疫情影响而出现跌落,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则呈整体逐年上升趋势;两者均呈现出显著空间异质性,但中上游地区旅游发展水平相近.2)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重庆和贵州两地上升较快,2020年各省市受到疫情影响有所下降;下游地区高于其他地区.3) GTWR模型表明,人口密度、环境治理投入、旅游收入占比、人均GDP因素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不同时期各因素对地区影响强度和波动方向不同,其中人均GDP影响为正向且影响作用较强.

扩大内需背景下夜经济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机制

夜经济是近年来发展较为迅速的一种经济形态,其繁荣延长了居民消费时间,增加了居民消费选择与消费内容,有助于提高消费体验和质量,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与潜力释放。同时,扩大内需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等措施刺激居民消费增加,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规模和潜力。基于此,本文以我国省域夜间灯光强度与省级层面居民消费指标数据为基础,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夜经济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同时探讨扩大内需战略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夜经济是激活居民消费潜力的有效手段,扩大内需规模以及优化内需结构均有助于增强夜经济对居民消费潜力的积极影响。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夜经济对居民消费潜力的积极影响存在城乡间的异质性。研究结果以期为推动夜经济发展,提高城市消费水平与活力,促进市场活力增长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