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我国1949—1965年城市居民委员会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探索构建了一套制度体系,以适应中国城市基层管理的需要,最终在不断优化中产生了城市居民委员会。进入21世纪后,关于城市居民委员会的研究在学术界取得了显著成就,相关研究成果丰硕。文章把国内学界对1949—1965年城市居委会建立的原因、历史分期、第一个居委会所在地、居委会的性质与职能作为主要考察方面。探讨现有研究存在的研究视角偏于宏观、研究局限于特定地区、横向研究不足及缺乏情景分析等问题并提出展望。

社区治理理论视角下我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的角色重塑

随着我国社区从传统社区逐步演变成商品房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社区治理的核心主体,其功能和地位日益凸显。而居委会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却沦为街道办事处的"秘书"和公共事务的"修补者",早已背离居委会的天然使命。随着治理理论风靡全球、社区治理理论蓬勃兴起,居委会重塑成街道办的"代表人"、社区居民的"代言人"以及真正的"服务者",正成为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

1958-1966:居民委员会功能的变异与恢复——以上海市为例的历史考察与分析

始于 195 8年的大跃进引起的城市社会变迁一度导致居委会出现以大办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全面性功能扩张 ,使其在形式上与一个基层政权组织相差无几。 196 2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正常化 ,居委会也开始逐步恢复其正常地位与职能。这一过程鲜明地说明了居委会如何受制于宏观社会变迁和政治生活 。

建国初期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创建的历史考察

随着改革的深入 ,社区正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居民委员会作为我国城市社区中最基层、最广泛存在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是当前研究社区、研究基层民主建设不可忽视的。本文通过考证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建立、发展过程 ,试图从历史角度分析把握居民委员会这一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发生。

社区居民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的权利结构及其在北京市政策执行中的演化

在城市社区中,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自治组织,这两个理论上看似相辅相成的自治组织在现实中却关系复杂,复杂关系的背后实际上是政府的政策在左右。本文通过对北京市社区中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相关政策的研究,特别是对政府政策取向以及相关组织的利益关系的剖析,发现政府厚此薄彼的政策取向以及控制寻租机会是问题的核心,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策设计应以尊重权利为要义,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应以控制腐败、防止附加性政策为核心,在具体行政活动中应以依法行政为基本操守,唯其如此才能防止魔鬼隐藏在政策细节中作祟。

居民委员会的法律性质与社区自治组织的未来走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关于社区自治的相关规定与实践都把居委会作为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社区自治组织。居委会的法律性质和社区自治的发展方向关系到我国社区自治发展的方向与和谐社区建设的成败。目前法律规定的以及现实中存在的居委会作为一种强制性、全能型的居民组织,必将逐步边缘化,城市社区自治的发展方向应是鼓励发展不同性质与种类的民间社团。

从居民委员会到社区委员会:内源性革命与民间社会的兴起

全国社区建设运动方兴未艾 ,社区管理与社区政策成为国家政策议程优先领域。社区建设核心是深化社区体制改革 ,关键是社区组织结构—功能转变 ,目的是建构新型社区。实证研究发现 ,城市社区建设面临的最大的结构性矛盾是社区自治组织与国家的关系 ,其实质是国家何时和如何光荣退出社区自治领域 ,以重构国家、市场与社区的金三角关系模式 ;城市社区建设、市场经济和民间组织发展已引发当代中国的第三次社会革命。革命的社会影响是民间社会兴起 ,并为市民社会发展奠定社会基础。革命性质既不是单纯由上而下的推动 ,也不是纯粹由下而上的革命 ,而是社会结构转型处境下中国城市社会的内源性革命。

国家治理的最初社会空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期的上海居民委员会

1949年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后,采取逐步废除保甲组织,但暂时留用一般保甲人员的策略,将里弄逐步组织起来,实现了新型社会组织居民委员会的"软着陆"与全覆盖。人民政府赋予居民委员会承担公共事务管理与国家基层政治动员的双重职责,在凸显居委会解决居民公共福利问题宗旨的同时,强化了它的政治动员和治理社会的功能。大批活跃在里弄的非单位人被广泛动员起来,以各种不同的动机与驱力,在居委会找到了结合点。中共对上海社会卓有成效的改造和治理与早期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密不可分。

论居民委员会自治管理权的界限

居民委员会在行使自治管理权过程中不时发生越权和侵权现象,包括越权行使国家权力,滥用多数人民主投票权侵害少数人权利,违反宪法法律和国际人权公约规定侵害他人平等权等。为了防止和纠正此类违宪违法现象的发生,必须准确把握居民自治权的界限,修改完善宪法法律,建立违宪违法司法审查制度。

人民调解制度的嬗变——以城市居民委员会为中心

在国家权力直接作用的范围之外公众透过一定的自治组织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是以社会性为本质特征的人类的天性需求,而社会自治组织职能的实现离不开内部调解机制的保障。以居民委员会为代表的我国的社会自治组织及其主持的人民调解几十年演绎和嬗变的历程表明,以国家权力的直接支持为背景的权威型社会自治组织往往衍生出强制性的人民调解,而失去权力支撑的松散的社会自治组织的调解职能又普遍弱化,因此只有政社分离下的服务型社会自治组织才可能建立自治性的人民调解,真正符合人类的福祉和幸福。

1952-1957:上海市居民委员会调整与完善的历史考察

在对建国初期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创建的历史考察基础上,本文继续研究了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上海市居民委员会发展与完善的历史过程。这一期间,上海市居民委员会的主要特征是在整顿中完善。整顿的着重点是组织的纯洁与规范,目的是为了对其加以改造,以保障它成为符合党和政府要求的群众性基层组织。由此,可以发现居民委员会发展过程中行政化色彩浓厚之根源。

新中国初期城市居民委员会性质与作用历史分析

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在单位体制外的城市社会成员的管理,主要通过居民委员会。当时的居民委员会既有群众自治组织的性质,又具有行政组织的性质。这种性质的双重性是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国家制度所决定的。它体现在居民委员会的创建目的、运行机制、工作内容、干部的产生及构成、经费来源与管理等方方面面。居民委员会制度的形成完成了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和基层组织的合法性重建,稳定了城市社会秩序,促进了城市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论居民委员会的社会角色和组织职能

在我国城市和集镇社区中，历史最长、地位和作用最为独特的自治组织当属居民委员会。之所以说其历史最长，原因在于它已有50年的历史，没有一个社区自治组织可以与它相媲美。之所以说其地位和作用最为独特，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在担当居民自治组织的同时，又在事实上演变成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即街道办事处的下级组织，变成了一个准政府的、功能不清且职能杂多的行政化组织。

建国初期居民委员会制度形成的历史考察——以1949～1956年成都市为个案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各城市开展了基层管理体制的大规模重建。伴随着传统的城市基层管理制度的废弃,新兴的基层居民组织纷纷出现,经过艰苦探索,最终确定了居民委员会为城市最基层的社会管理组织。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的建立,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为新中国初期城市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民委员会关系探讨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已成为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改革目标,进行以社区自治为导向的社区建设已被上升到“改革、稳定、发展”的高度。正确处理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关系是涉及到社区自治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性问题。本文以对宁波市的实地调查为基础,通过对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委员会的工作职责、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选举与任用、社区建设经费的筹集与社区财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的分析,具体深入地探讨了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关系。

换届选举过程中现任居民委员会干部思想心态分析及对策

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是新形势下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实行居民自治的重要途径。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反映了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面貌，是社区建设系统工程的引擎。因此，全面了解居委会干部的思想心态并对之深入分析，正确把握定位，是保障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有序、健康开展的前提条件。近日，我们深入杨浦区五角场镇对换届选举工作中现任居民委员会干部的思想心态进行了深入调查，并提出了新的建议和思路。

论城市居民委员会自治权的程序保障——从一起区政府撤销居委会的案件说开去

自治权是我国城市居民委员会依法享有的权利。在当前相关法定程序认定不一、正当程序原则法律地位不明、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不严重等制度背景下,基层政府行使其对居民委员会的决定权,很容易将居民委员会视为其下属单位和执行机构进行较为随意的撤销、调整,而无视其自治权。为保障居民委员会自治权,我国要确立正当程序原则的法律地位,明确基层政府设立、撤销、调整居民委员会的法定程序,严肃规定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同时也要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充分保障法院独立审判地位,以落实居民委员会自治权的程序保障。

大学生居民委员会:学生社区自治管理的新模式——上海外贸学院建立“大学生居民委员会”的探索

日前,一个完全按照《居民组织法》产生的大学生居民委员会在上海松江大学园区诞生了。这个完全由在校大学生组成的居委会在全国尚属首创。它是立足实际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新探索,也是构建大学生社区自治管理模式的有益尝试。

合法性视角下城市居民委员会过度行政化的内在逻辑及其治理

城市居民委员会角色兼具自治性和准行政性,是基于社区现实特点考量和既有权力体系框架约束下理性选择的结果。然而,基于自身对政府资源依赖的法定化,城市居民委员会在治理实践中行为发生偏差,自身的行政化色彩渐趋浓厚,最终出现自身准行政性角色的越位。这种过度行政化实质上是角色合法性和资源依赖合法性之间存在张力的结果。对此,城市居民委员会应从政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维度出发,围绕社区自治能力体系性建设,从组织资源投入、自身制度保障、居民自治协商机制完善、技术平台建设等方面展开,以增强对自身会行动策略偏好的影响力,实现自身向群众自治性组织角色的回归。

论居民委员会法人章程的法律化

居民委员会特别法人的组织性、其自治权的权利(力)属性,及其职能公共性,决定了居民委员会作为公法人必然需要章程法律化为载体以提供强制力保障,居民委员会的职能履行现状也迫切需要章程法律化保障自治权利,同时防止内部操纵与权力滥用。章程的法律化有利于特别法人制度目标的实现。《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内容具备法人章程的基本要素,应作为居民委员会法人章程,结合实践需要修改组织制度与职能范围规定,加入民事主体规定以实现公、私法规范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