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石城山人文集》的移民家族书写

涂氏家族在清代乾隆年间迁徙至四川,其后逐渐在当地扎根发展。族人涂凤书编撰的《石城山人文集》中详细记载了这段迁徙历程。在全面梳理《文集》中相关记载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分析法以及历史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深入剖析。研究表明,涂氏家族的迁入对云阳地区的人口结构、政治格局、经济发展以及文化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涂氏家族成功融入云阳社会的历史案例,为当今社会治理模式、族群关系建设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考。

论颜鼎受《初阳山人渔鼓曲》的道情书写

颜鼎受散曲别集《初阳山人渔鼓曲》一卷,有浙图藏《复庄今乐府选》本,新发现上图藏抄本与浙图本多有不同。上图抄本曲文首尾多出赠诗、小传及跋文,套曲中缀入诗词、小序和衍句,可追索《初阳山人渔鼓曲》早期刊本的面貌,更可全面考察颜鼎受散曲创作出于道情醒俗而归于谛视自得的个人情志,以及寓含其中的诗词曲联吟和文体融通意识。从这些内容增衍与文体互动,亦可窥见其组套言情之佳构与破体说理之谐趣在承接文人道情传统的同时显现出清初道情散曲持守与新变的意脉,以及其对清中后期道情散曲分化的影响。

八大山人大写意花鸟画章法布局研究

八大山人是明末清初画坛“四僧”之一,擅写意花鸟。写意花鸟画的章法是画家主观情感、审美及绘画境界的具体化,他的画中形象常夸张奇特,笔墨之凝练、意境之深远让观赏者无不为之惊叹。“墨点无多泪点多”,寥寥七个字说出了他对绘画、对艺术的追求。有关章法,谢赫的“六法论”中有经营位置,《历代名画记》里也提到经营位置是画之总要。分析八大山人花鸟画中独特的章法布局,结合他特殊的身世和时代背景剖析其绘画风格的形成原因。

基于空间句法的景区空间分析与优化——以八大山人梅湖景区为例

旨在基于空间句法理论,对八大山人梅湖景区的空间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通过运用Depthmap软件工具,结合全局整合度、选择度、深度值、协同度和可理解度等参数,对景区内各区域的空间关系进行量化评估。结果表明:八大山人梅湖景区全局整合度为0.559921,协同度值为0.394388,可理解度为0.141993。存在区域间联系不足、部分区域可达性欠佳、整体吸引力不强、空间层次设置不合理以及缺乏休憩空间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加强区域联系、提升整体吸引力、优化空间层次和增设儿童游玩区域的优化策略。这些措施旨在改善游客体验,促进景区可持续发展。

桐城诗人方正瑗生平和诗歌创作述略——以《连理山人诗钞》为中心

方正瑗的《连理山人诗钞》收录其《金石集》《江淮集》《京华集》《关河集》《潇洒集》五部诗集共1961首诗歌,内容丰富,且每首诗都有准确系年,反映了诗人十八岁以后读书、游历、科考、为官、归田的主要经历,从中可以得知诗人众多的生平信息及其仁爱、忠孝的为人。诗人论诗一方面主张以性情为本位,另一方面追求雅正,其诗有明显的追慕《诗经》和杜诗的倾向,而前期诗歌的主要特点是清新,并且得王孟山水诗之精髓。从方正瑗身上,我们还可以窥见桂林方氏这一文化世家日常生活的某些侧面及家族精神的传承情况。

八大山人:是佯狂,还是真疯?

江西,从来就是禅宗极为盛行的地方。八大山人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禅僧。让人惊异的是,参禅不久的八大即已悟入禅宗的堂奥,被人们赞许为禅林“拔萃之器”,在他三十一岁的时候,就主持了介冈灯社,从学者常常有百余人之多。出家后的枯寂生活。

八大山人行书刍议

八大山人作为明末清初杰出书法家,其行书作品展现了简约、古厚、圆畅、遒韧等特点,晚年通过不断的实践与尝试把优雅圆浑的篆书与灵巧生动的行书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特性的“八大体”书法。文章对八大山人行书不同阶段和技法特点进行分析,揭示了其艺术风格及对后世的影响。

"上下钓鱼山人"印边款中所蕴含的情谊与境遇

“上下钓鱼山人”印由清代篆刻家丁敬(1695—1765)于1757年为友人徐堂刻制,1962年由张鲁庵家属叶宝琴捐献至杭州西泠印社。丁敬本人、徐三庚、赵叔孺分别在这枚印章上留下了三面边款,交代了其流传序列。印章起源于徐堂为喜欢的诗词风光求印。徐堂家境衰落、科举屡屡落榜,流连于吴兴美景中寻求心灵慰藉。

由八大山人的矛盾情感论其绘画表现

据文献记载,八大山人人生中曾有过两次“狂癫”的异常行为,对此学界持有“真狂”与“佯疯”两种见解,通过对历史的考辨,八大的行为既非“真狂”,也非“佯疯”,而是其人生矛盾情感的一种外在反映,八大内心矛盾情感的形成正是源于“贵族意识”与“遗民失落”“出世状态”与“入世心态”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八大的矛盾情感对其绘画创作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其画面章法布局的险势、动物神情的夸张与无奈以及笔墨奔放的恣意表达都是画家矛盾情感的外在显现,可以说,八大内心的矛盾情感是促使其绘画形成个性化样态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经营位置试论八大山人花鸟画

经营位置是谢赫《古画品录》中“六法”的第五法。经营位置或“经营,位置是也”,是指绘画的构图。中国画古往今来都重视构图,讲究宾主、虚实、疏密、留白、聚散、藏露等关系。中国画的写意花鸟画在传统绘画乃至在现当代绘画中都是极为重要的,也在随着时代的转换和不断出现新的构图风格。八大山人的写意花鸟画构图更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特别是他人生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构图方式,这些不同的构图为研究明清时期的花鸟画提供了重要的案例。对八大山人不同时期的花鸟画作品进行构图分析,以经营位置为突破口,从直观上论证其绘画中经营位置的重要意义,并延伸讨论其思想境界对其特殊构图的影响。

从《眠鸭图》看八大山人花鸟画的构图特点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名的画家数不胜数,但用独特的构图方式将内心情感在画中表现出来的画家则凤毛麟角,风格怪异的八大山人便是其中一位。他所画的物象形状古怪、造型夸张,与前人不尽相同的画法让人眼前一亮。其晚年所画经典之作《眠鸭图》,布局简约含蓄,还将“简化”的构图运用到极致,呈现虚实相生的独特表达。本文以《眠鸭图》为切入点,对八大山人花鸟画的构图特点进行剖析,在研究八大山人身世对其绘画风格影响的同时,了解八大山人怪异风格的形成原因。

八大山人的价值取向与八大研究的当下意义

本文从五方面论述了八大山人书画作品的价值取向和与八大研究当下意义。八大山人画的动物花鸟,都有一种气定神闲、悠然自得的意境,都能给人力量、尊严、自信和淡定。八大山人和他的作品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文化力量,具有特别浓郁的儒、释、道的思想魅力,体现了中国的文化基因、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处世方式和人生态度。更重要的是,八大山人作品中呈现、洋溢、散发出来的那种中国风格、中国意味、中国气派,那种美丽隽永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能引发当下人们深深的思考和久久的回味,它正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来源之一,是当代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底气,是当代中国走向世界、与其他文明对话的软实力。

八大山人的两幅荷花图的比较赏析

八大山人的水墨荷花可谓独步古今,是中国写意花鸟画艺术的代表,为后世众多艺术家所喜爱。本文对八大山人所作的两幅构图非常相似的荷花图进行了比较分析,对两者的异同及艺术特点进行了阐述,尤其对画中荷叶部分的结构化及层次进行了解读,以期为喜欢八大山人墨荷艺术的学习者和观者提供参考。

孤独感对艺术的造就——以八大山人为例

艺术作品是艺术家内心情感的外化,也是艺术家感受世界与审视自我的中介。该文从艺术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八大山人的生平及其艺术作品,探究孤独感对其艺术的影响,从而使人们了解孤独,尊重孤独,享受孤独。

八大山人绘画艺术中的自由美学思想探析

八大山人在绘画领域成就极高,花鸟走兽都被其赋予了独特的艺术思考,但我们在关注其猎奇画面的同时,需要对其作品中的思想内涵进行深入思考,这样才可以真正领悟八大山人绘画作品中蕴含的深刻内涵。八大山人一生以明代遗民自居,被时代抛弃的孤寂之感在他内心膨胀。八大山人通过入佛修道来躲避政治诡谲之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催生出独特的自由美学思想,这种美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特殊的生存环境有关。正是青灯古佛、悟道观花的日子,给了创作者与宇宙人生连接的机会,使其基于对道家思想的充分思考形成了浓重的自由意识,在道家自然观的浸润中滋生出“逸”的绘画品格。此外,禅宗的艺术特质也完整了八大山人的艺术构造,使其作品从神品向逸品转移,最终孕育出自由美学的一片笔墨天地。

八大山人花鸟题材画的特点——以八大山人纪念馆馆藏花鸟画为例

八大山人一生致力于花鸟、山水及书法创作,其花鸟画成就颇高。八大山人纪念馆所藏八大山人真迹约40余幅,文章尝试以八大山人纪念馆的花鸟画为研究对象,对《秋荷立轴》《孤松图轴》《枯木立鹰图轴》《孤鸟图》展开分析,进而揭示八大山人花鸟画的特点:八大山人的花鸟画以其“少”著称,不但描绘极少数的事物,而且单个的主体用笔也极少;从整体来看,其画作注重置陈布势,在简洁的布局中表达内在感受,巧妙地安排画面中的主体形象,笔触简洁而又恰到好处;其绘画语言简练,却具有丰富的画面内涵,通过干练的笔锋,深刻地表达了他复杂而矛盾的心路历程。

建构八大山人研究的知识谱系——评朱良志先生《八大山人研究》(第二版)

自朱良志先生的《八大山人研究》出版以来,学界赞誉颇多,2023年,中华书局时隔多年再版了修订版(第二版)。作者翻阅了海内外大量八大山人研究资料,辗转于国内外近百家图书馆和博物馆,走访了海内外各大博物馆收藏及私人收藏的八大山人书画,并且沿着八大山人的生活轨迹进行了实地考察,结合新发现的材料,进一步充实了论证,从艺术哲学、思想索解、生平历程、交游丛考等方面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浅析八大山人绘画

八大山人又名朱耷,是中国传统写意画的代表人物,一生致力研究国画山水、花鸟。他独创了极简又具有象征性的写意风,惜墨如金却能把物象神韵画得栩栩如生,大开合式的构图、遒劲的笔墨与个性意味极强的“白眼向上”是其独特的画风。

论八大山人写意花鸟画中"鸟"的造型特征

墨点聚情愫,泪点洒哀思.八大山人是明末清初画坛"四僧"之一,作为明皇室后裔的他,在当时的社会动乱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由极端的内心症结外溢,不过这也成就了八大山人独特的风格特征,由此达到当时写意花鸟画的极高水平.作为个性鲜明、独树一帜的画家,八大山人写意花鸟画中"鸟"的造型特征不仅不拘成法、风格独特,"鸟"背后深层次的审美内涵更是后人争相探讨的重点.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首先以八大山人的生平与师承关系为背景,分析其独特风格的形成原因,发现时代更迭与特定身世、历经沧桑的人生经历和个人情怀等客观现实都对八大山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次分析八大山人写意花鸟画中"鸟"的形象、构图、立意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及其审美内涵;最后结合当代社会文化背景、艺术创作思维,分析八大山人写意花鸟画的现实价值,以体悟写意花鸟画的独特魅力.

八大山人《河上花图卷》中的书法用笔

朱耷(1624—1705),江西南昌人,书画家、诗人。朱耷是明代宗室后裔,明朝灭亡后,国破家亡之痛让他感触尤深。清顺治五年(1648),朱耷出家为僧,时年23岁。他在书画创作上成就颇高,与石涛、弘仁、髡残合称“清初四僧”。“八大山人”是他59岁还俗后为自己取的号,在他中晚年的书画作品款署中经常可见这一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