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在近代河北的商业活动及其影响——以近代石家庄产业发展为例

山西商人自明代起就在河北正定、获鹿等地经商。清末正太铁路建成后,石家庄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发展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贸城市。在石家庄近代产业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山西商人借助铁路运售煤炭、粮食、棉花等商品于晋冀两省之间,促进石家庄货运业、棉纺业、金融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并使之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山西商人为近代石家庄城市兴起和商业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以降羊楼洞茶区的山西商人

羊楼洞是中国青砖茶的故乡。清代康乾时期广阔的边疆市场和国外市场对茶叶需求的刺激 ,以及太平天国时期茶源地的被迫转移 ,导致晋商于这两个历史时期纷纷来到羊楼洞一带采办茶叶 ,促进了当地茶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对羊楼洞茶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羊楼洞制茶手工业的兴起 ,又对当地及其周边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 ,晋商在羊楼洞长达二百余年的经济活动中 ,不仅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和商业精神 ,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 ,其经营活动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这突出表现在晋商完成了由包买商到企业主 ,即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嬗变。特别是在近代 ,由于国内外茶叶市场不断扩大的需要 ,晋商茶庄的经营形态也逐步由小作坊发展到规模宏大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 ,并出现了向近代机器制茶工厂过渡的趋势。

近代北京商人与山西商人运用人力股制度的比较

本文认为近代北京与山西商人都使用过人力股制度。不过,北京商人*运用此制度手段灵活、形式多样,并有了一定创新;而山西商人因循守旧,大掌柜权欲恶性膨胀,独断专行,不思创新,导致与北京截然不同的结果。本文主要就人力股的上下限额、银股与人力股分配比例、份额变动、故身股、创新及效用等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当今的企业改革提供一定借鉴。

晚清山西商人与河北棉花贸易研究——以商业文书为中心

清朝晚期,河北棉产区形成产地市场与中转集散市场两级市场体系,通过与外省棉花消费市场相连接,河北棉花得以大量外运。外运路线分东西南北四条,囊括华北大部以及西北、华中部分地区。山西花商在棉产地与消费市场广设花店,并凭托由制度化的书信经营形成的信息网络和以资金融通、清算为内容的金融体系,构建了完整的棉花贸易体系,实现购销一体化。山西花商也因此成为晚清河北棉花贸易发展的重要内生性因素。河北棉花西运山西,成本由花价、脚费、包装费用、厘金、官税、店用与打用钱(银)等部分构成。在棉花贸易过程中,因各地棉平与货币不同,棉花运往目的地后需对货币和重量进行换算;与其他商品不同,棉花价格以重量表示,花商利润主要来源于棉花在买进卖出时计费重量之差。

清代山西商人和酒业经营

山西酒麯制造特别是汾酒的酿造和经营在清代更为兴盛,汾酒在国内外的名气也更大。而在华北和江淮等地投资酒麯踩造并从事酒麯贩运的,就是山西商人,兴盛的北京酒业也基本上是由山西商人垄断的,体现出山西商人是从事酒麯经营活动的重要力量。

明清山西商人家族教育制度初探

山西商人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史上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页,其家族中的教育制度随着其经营活动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即为经世致用而习儒——为入仕而习儒——为经世致用而习儒。而教育制度这个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有其内在的原因。

山西商人对中国商业革命的贡献

明清时期是中国的商业革命时期 ,其标志应当从商品化程度、城市化程度、国际化程度、企业化程度和金融业深化程度来说明 ;在中国商业革命中 ,山西商人做出了很大贡献 ,特别是在流通领域的一系列创新在当代市场经济建设中仍然对我们有许多重要启示。

山西商人近代化转型失败的经济学分析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保晋公司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等诸多内外不利因素,使山西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的努力最终失败。

山西商人与教育

山西商人称雄明清 5 0 0年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教育。他们不仅重视基础教育 ,更重视专业教育 ,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在商业道德修养、商业技术、商业经营策略等方面对员工进行全面的训练 。

试论近代山西商人对丝路沿线城市兴起的作用

随着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作为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的丝路沿线城市,其工商业发展状况以及对区域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近代,山西商人通过丝绸之路及蒙古草地贸迁西北,促进了大量散落在丝路沿线商业城镇的兴起与繁荣,并推动了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拟通过对近代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丝路沿线十数个城市商业发展情况的梳理,考察山西商人在上述商业城镇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帮助我们了解商人对商业城镇兴起及对区域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为当代丝路经济带的开发与建设提供一些新思路。

从办布规程看清代民国山西商人布业贸易

山西商人从明中后期开始发轫,发展到清朝,已成为全国实力最为强盛的劲旅。山西商人商业贸易从粮食开始,之后盐、绢、布、棉、茶、烟、煤等商品亦逐渐被纳入其经营范围。其中,茶叶和布都是最为重要的种类。衣食皆为民生之本,布在古代社会有着重要地位。

明清山西商人的家族教育文化——以山西商人规程和武氏家书为例

近年来,随着文物市场的活跃,在山西出现了大量的民间文献,这些文献形制多样、内容丰富,其中不乏与明清山西商人家庭教育、家庭家族民风及其传承直接相关的文献,尤以相关书信和规程较为突出。通过对山西商人规程和武氏家书的考察,发现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家庭教育和家族家风及其代际传承具有鲜明的区域特殊性——在强大的民间习惯法的制度和机制下山西商人的家庭家族家风教育与传承与山西商人的专门化、职业化教育有机结合,这种教育文化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经商活动产生了诸多影响。

清代山西商人行商地域范围研究

山西地狭人稠,农业生产供给不足。从明代起,即有大量人口外出经商,商人地位逐渐上升,"经商"观念渐渐被大众所接受。清代,山西重商风潮更劲,多数县份都有人外出经商或在本地习贾。清代山西商人的行商足迹遍及京津、鲁、豫、两湖、江淮、东北、西南、西北地区,并拓展了蒙古市场及俄罗斯贸易区。

山西商人资本性质初探

山西商人称雄于明清两代五百多年 ,是中国著名的地方商帮之一 ,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便利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做出重要贡献。研究其发展 ,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现实意义。

再探河州商人与山西商人之异同

近些年，山西商人的研究已可谓是一门“显学”，山西商人研究的成果也已“硕果累累”。山西商人崛起于明代，在清朝时达到了全盛，清末“辛壬事变”之后逐渐衰败下去。山西商人更被喻为“明清十大商帮之首”。然而就在同一时期，在中国的西部边陲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同样活跃着一支回族商队，他们在我国西部边境的经济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分家书看清代山西商人家庭的分家习惯

本文以《晋商史料集成》中清代山西商人家庭的分家书为中心,讨论商人家庭分家的缘由、家产分割的程式、内容以及分家书的确立过程。清代山西商人家庭一般因人口众多、家庭不睦、生计艰难以及父母年迈等原因分家,财产分配始终遵循“诸子均分”的原则,由家中长辈主持,请德高望重的宗亲平均分配家产,保证分家公平公正,最终以确立分家书的形式确定财产的最终归属。分配的家产包括房屋、田地、店铺、铺银及日常生产生活物件等。通过研究分家书,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清代山西商人家庭的分家过程,还可透视民间社会经济生活和民俗习惯。

山西商人“举报行长遭构陷”调查

李红亮从一个普通生意人一夜之间变身为“诈骗千万的网上逃犯”，始于他对山西临汾尧都区农村合作银行行长郭小花的实名举报，其背后的多方利益纠葛和司法博弈至今扑朔迷离.

明清时期河州商人与山西商人比较研究

明清时期,山西商人成为我国商界的一支劲旅,迅速兴起。河州商人作为陕西商帮的一个支派,也活跃在我国的西部边陲。河州商人与山西商人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民风、教育以及兴起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相似性。而在以后的经营过程中,两者却踏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经营的规模、种类、方向等都存在着不同。本文拟通过山西商人与河州商人的比较研究,探寻出一支商业团队兴起、发展的一般规律。

清代山西商人在西北地区行商初探

清代山西商人在西北地区发展壮大,他们不仅在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与主要城市进行商业活动,还活跃在不发达的民族地区、偏僻县城,为推动西北城市商业化及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略论儒家伦理与明清之际社会转型——以山西商人为个案的研究

本文在评述马克思·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指出"韦氏问题"带有普遍 意义的"科学革命"地位以及先前研究在解释中国古代社会转型中所存在的缺陷,继而运用传统史料着重分析 我国明清之际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内在联系,并以山西商人为个案加以论证。另外,还就此论题所体现的 史学方法论和现实意义略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