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山西票号京师分号兑票发行问题

晚清最后数十年中,山西票号京师分号曾发行过横竖两种形制的兑票,此类票帖在清政府默许下依托票号信用在京师本地市场中广泛流通,可执行流通手段与支付手段的职能,从性质上看已属于信用货币的范畴。此类兑票与市面上流通的其他本票型银票有很大相似性,但与票号自身在汇兑业务中使用的汇票又有本质不同。就票号自身而言,兑票的发行是京师分号进行的重大金融创新,背后建立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广泛流通的兑票补充和延伸了山西票号京师分号在本地市场开展的各项业务,大大缓解了分号缺银的难题,但挤兑和滥发等问题也对其自身产生了负面影响。就传统金融机构不断创新的视角来看,我们不能忽视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中西金融机构有各自产生及生存的土壤,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时并未故步自封,反而不断进行创新以满足逐渐提高的金融需要,因此在评判和定性相关问题时既不能一味地否定批判,也不能照搬西方理论,应回归其自身进行分析研究。

线下教学模式下一流课程建设路径的探索与研究——以山西票号与中国近现代金融为例

山西票号与中国近现代金融是晋中信息学院开设的一门极具地方特色文化的校级通识选修课。本课程所包含的内容广泛,主要涉及晋商、票号、金融、晋商家族史、大院文化、家规家训文化等多方面知识。针对课程中存在的教学“痛点”,课程组遵循“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为目的”的教学理念去寻求解决之道,形成了“线上线下齐抓并举、师生互动你评我论、理论实践知行合一、课程思政引经据典、考核方式多元立体”的“五位一体”创新举措,实现了学有所用、教有所获、言有所旨的“三有”目标。实践证明,课程组的创新举措行之有效,成功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痛点”问题。

完善现代企业员工持股计划--山西票号身股制的当代启示

员工持股计划作为一种以激励员工和留住人才为主要目的的制度设计,在本土实践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山西票号曾执中国近代金融业之牛耳,其身股制与现代员工持股计划类似,本研究借鉴山西票号身股制实施中的优秀经验,得出了现代企业突破员工持股计划困境的启示,包括差别化激励与延期支付;建立组织和谐劳资关系;第三方约束与监督代替员工自律。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现代企业员工持股计划,化解员工激励难题。

山西票号高效执行力的动力机制

本文提出高效执行力是企业最重要的竞争力之一的观点,文章以山西票号的案例,评介了其经营战略与制度的执行情况,分析了其高效执行力来自动力机制与训育机制,认为动力机制是两全分离制、人身股制、薪酬福利社保制、宗法与担保制,其训育机制是学徒制,这些历史经验对当代企业管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伦理与社会制序:以山西票号为例

文化与伦理在社会制序的型构与变迁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几千年“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孕育出“利以义制” 的商业习俗与经营制度,我们称之为儒商制序。在这种制序中,关于诚信的集体惩戒机制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以轰动一个多世纪的山西票号为例,分析儒家文化所形成的集体惩戒机制在票号的经营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和由此带来的问题。

从山西票号看我国历史上的股权激励制度

打开中国近代史可看到，产生于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初的山西票号曾在中国金融界活跃了近一个世纪。本文着重就山西票号在企业激励制度方面的做法作了简单介绍。

组织规模、治理成本与治理结构转型——“山西票号”兴衰探源

山西票号曾经在我国近代金融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形式,但其从兴盛到衰败前后只有三十余年。对山西票号的兴衰进行探源,可以发现:(1)山西票号采用的是关系—制度的治理结构。在组织规模较小的条件下,该治理结构不仅有效而且成本低,由此推动了票号的兴盛;而在组织规模较大的条件下,制度—关系治理结构具有比较成本优势。(2)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商业组织应该完成从关系—制度治理结构向制度—关系治理结构的转变。然而,关系治理本身会产生"路径依赖"效应,使转型面临较大的阻碍。(3)宏观制度环境的变化也会对两种治理结构的成本产生影响。当组织的治理结构与规模不相适应时,会使组织面临较高的治理成本,进而走向衰败。

山西票号的衰亡与金融危机的防范

山西票号衰亡的主要原因是外国直接入侵诱发金融危机和新式金融对旧式金融的浸蚀两个方面。在现阶段,外国通过直接的战争形式诱发金融危机的方式已转变为间接的经济入侵,以史为镜我国规避金融危机的方式是完善金融制度和堵塞危机产生的通道。文章研究的结果对于中国的转型经济有现实意义。

制度供给不足与山西票号的衰亡

山西票号的衰亡原因探究,历来倍受学术界关注。但是将票号作为市场主体,研究政府制度供给与票号发展之间的关系学界则鲜有涉及。山西票号作为传统金融中最重要的经营主体,在隐性契约下已经开始充当"国家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但均因合法性不足而宣告流产。当新式银行创立并获得法定的近代金融业主体地位后,山西票号自然难逃衰亡命运。

山西票号与近代社会信用

山西票号是银行,但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银行,而是前资本主义时期或封建社会末期的早期银行;换言之,山西票号应是封建社会末期高利贷性质的早期银行。票号所提供的存、贷、汇、兑等业务应属于银行信用。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与其他社会信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它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金融需求变迁视角下山西票号衰亡及对当代启示

山西票号衰亡原因的探究,历来备受学界关注。但是从近代产业兴起对金融需求变迁的角度考察山西票号的衰落,学界则鲜有涉及。山西票号作为传统金融业中最重要的经营主体,由于发展的滞后性不能适应市场对金融的需求,最终失去垄断金融的优势地位,全面衰落。在当前互联网金融冲击之下,我国商业银行应汲取山西票号业务转型的深刻历史教训,借助互联网手段与思维实现自身变革,积极融入到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进程中。这种趋势的变化从更大维度上反映了社会变革对金融需求的变迁。

“尊贤型”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研究——以山西票号为例

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作为组织竞争优势的来源一直是研究者的关注重点,明确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的内涵及其应用边界对企业有很大的意义。本文以山西票号为分析对象,探索中国文化情境下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的内涵。通过严格的文本分析得出结论:中国文化情境下的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包括慎重选人、充分授权、培育员工、共享利益以及多维约束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以"尊贤"作为其核心理念,并强调从激励员工和约束员工两个方向协同作用,引导员工贡献于组织绩效。"尊贤型"高绩效人力资源系统在智力密集型行业更有效率。

英格兰银行与山西票号——近代化转型中的制度供给比较研究

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有效的制度供给对传统金融业的近代化转型至关重要。英格兰银行和山西票号均出现在两国工商业迅速发展的近代化转型时期,以"商业银行——国家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为线索,通过比较分析英格兰银行与山西票号在各自政府不同制度供给之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过程,可以得出政府能够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是金融业近代化转型成功的重要因素的结论。这对当前政府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山西票号身股制与员工持股制的比较研究

山西票号身股制是一种允许"身股"(人力股)与"银股"(货币股)并存的合股经营制度,它具有严格的顶身股者遴选机制、有效的顶身股者激励机制和严明的顶身股者约束机制。员工持股制具有股权结构多元化、激励监督有效化和分配机制合理化等方面的特点,这与山西票号身股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在股权确定机制、权利义务配置和规范表现形式等方面,山西票号身股制与员工持股制还是有较大差异。对于当前我国推行员工持股制而言,可以从山西票号身股制中获得如下一些启示:充分发挥商事习惯的功能;确认人力资本的法律地位;限制或禁止人力股的转让;放宽员工持股份额限制。

山西票号在广东

晚清时期,山西票号在广东所设分号共有15家,大多在广州和汕头两口岸。山西票号在广东的主要活动包括汇兑和存放款,其汇兑活动除帮助清政府上解各种饷项以解决财政危机外,更主要的是国内南北商业贸易汇兑和对外贸易汇兑,体现了晚清中国金融业从内陆向沿海延伸,从国内商业资本的汇兑走向对外贸易的投资这一新趋势;其存放款活动主要是针对广东地方政府和官员,可见山西票号与广东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关系之密切。此外,山西票号在广东还从事商业贸易和发行银两票的活动,促进了当时广东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

山西票号的员工管理对我国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的经验借鉴

山西票号是近代中国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在其生存的一百多年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的环境中,能坚持经营,生意亨通,一个重要因素是实行严格而科学的人事管理制度。而在当今银行业的发展中,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核心内容,决定着银行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服务水平。因此,深入总结山西票号员工管理的成功经验,对当今银行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文章从山西票号经营管理的主要特点入手,系统总结了山西票号在员工管理方面的运作形式和主要特点,并结合现代银行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现状进行对比和分析,以期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人力资源管理有所启示。

从辛亥革命的视角审视山西票号的衰亡

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前已积累了诸多风险,然而由于山西票号的业务对象主要是商号、资金聚集在南方及承兑的公款数额大,使山西票号在辛亥革命爆发后风险急剧放大,山西票号骤然衰落。晋商衰亡不是因为其封闭性,恰好相反是由于晋商具备的开放精神。

山西票号的会计组织机构及内部控制

山西票号的会计组织机构基本具备现代会计组织机构的规模和形式,其内部控制包括内部分工、账簿控制、报告控制、内部稽核、密押制度等方面,其内部控制的到位,是山西票号在长达百余年的时间内成为"海内最富"的一大原因。

山西票号经营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探微

本文从山西票号商权分离出现的委托—代理关系入手,阐述了维系这种委代关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票号激励机制中的人力股制度有确定、计量和分配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而约束机制则体现在制定号规,以及基于儒家文化上的信任和忠诚方面。文章给出了儒家文化价值体系下票号委代关系的数学分析模型,并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本管理中所需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家族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约束机制分析——以山西票号为例

明清晋商在中国商界称雄500多年,而票号又将其推向极致。山西票号作为典型的家族性企业,在其创业守业过程中出现了委托代理关系,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本文通过对山西票号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约束机制进行分析,找出其成功的原因,力图为解决当前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