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政府“印太新计划”的内容、动因与前景

2023年4月,继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印度发表《印太未来》演讲后,日本政府正式推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新计划”。这一计划旨在响应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强化日本的“印太构想”,强调通过“平等对话”和“平等伙伴关系”来增强合作,并提出新四大支柱:和平与繁荣规则、以“印太”方式应对挑战、多层次互联互通、海空安全保障和安全使用举措。该计划反映了日本外交受区域政治经济变化、日美同盟加深及国内政治右倾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未来同样面临国际局势动荡、国内形势低迷和区域国家不支持等多重挑战。但新计划的持续推进将对中国发展和中日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持续关注。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岸田政府的对华政策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正受到中美大国间战略竞争的影响,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及美国的同盟国,其对华政策一贯受制于美国对华关系与政策、日美同盟及中美关系互动等因素。自岸田政府执政以来,在“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的指引下,日本对中国总体战略上采取竞争、防范、牵制,对华政策呈现新的战略导向: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者”;实行政治“实践”与“承诺”相割裂的模式;推动低位政治高位化;插手中国内政等。岸田政府对华政策背后存在经济、地区与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等方面的的利益认知,使其在“选边站”的天平上呈现彻底偏向美国的趋势。岸田政府对华政策将加深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裂痕,加大地区军备竞赛风险,不仅削弱了中日之间的安全互信,还恶化了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整体发展环境,对中国的战略应对提出了重大考验。

岸田政府南海战略评析

日本对于南海的介入由来已久,尤其是进入2010年以后,随着中国海军力量与海上力量的增长,日本政府干预南海事务的政策开始显露。特别是岸田政府在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指导下,作为一个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和对外贸易的国家,日本为了防止崛起后的中国依靠本国实力,断绝其在南海地区的能源和贸易通道,不惜设计对外无偿军事援助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新制度,提升对南海周边国家军事装备的供应力度,联络南海周边国家,加强针对中国的南海合作。可以说,岸田文雄的南海政策并不是孤立政策,而是日本外交战略、日本海洋总战略、日本印太战略当中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虽然岸田政府的南海战略标榜为基于“普遍价值”的国际海洋秩序,确保南海等地航海、航空的自由,但结果不仅没有增进南海地区的安定与和平,反而增加了南海地区的动荡与对抗性因素。

日本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新动向及中国应对

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印太战略”总体构想的延续与发展。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旨在限制中国发展,实现印太地区力量平衡,促进“新资本主义”政策的实施,提升战略自主。岸田政府上台后从政治、经济、外交、防卫等方面全面推进“印太战略”。政治上,岸田政府继续巩固美日同盟,构建中日关系新框架;经济上,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强化经济安保;外交上,强调价值观外交,组建民主联盟;防务上,聚焦印太地区军事安全,提升自主防卫能力。然而,岸田政府的战略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第一,岸田政府“印太战略”将受到日本国内问题的牵制。第二,日本伙伴关系不稳固,东盟国家不愿追随日本“印太战略”。第三,日本“印太战略”难以摆脱美国影响而实现战略自主。第四,“印太战略”框架下的中日合作难以实现。此外,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将制约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实际效果。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对中国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中国应稳妥应对,管控分歧,将中日关系纳入良性发展轨道。

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经济安全指向及对中国的影响

日本岸田政府重视并积极深化“印太战略”,将经济安全作为主要战略内容在对外安全合作中加以推进,包括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框架下拓展经济安全合作,积极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谋取共同制定经济规则,与欧洲国家等在“印太战略”下加强地区经济安全合作,对小国重点就提升经济安全能力开展支援性合作等,多层次构建基于规则的印太经济安全秩序。岸田政府谋求日美共同主导印太经济安全秩序,将与美国发动的大国战略竞争形成联动,推动地区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加大中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不利于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并阻碍“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重视并加强研究。

岸田政府强化日本对东南亚地区政策研究

自2021年10月就任日本首相以来,岸田文雄及其政府大力推进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从政治外交、经贸投资、军事安全各领域,全方位“对接”东盟国家发展,说服甚至诱导东盟国家,试图将其纳入美日设定的东南亚地区秩序,从而使日本达到介入重构东南亚地区秩序的目的,并削弱和制约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进程。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策应者和发言人角色,又进一步形成了岸田政府“对冲战略”和“印太价值观”相结合的东南亚推进路径。尤其是在日本积极推进拜登政府的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口号和迫切与东盟国家加强军事安全和防务合作的种种行动,进一步证明岸田政府希望借助东盟国家的战略地位,扩大日本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野心。

岸田政府“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下的对华政策

岸田文雄上台后,宣称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理念指导日本的外交政策。该理念是一套掺杂着自由主义理论元素,鼓吹中国“进攻性”,彰显日本“防御性”,掩盖日美同盟冷战色彩,以提速日本实现“国家正常化”为终极目标的系统性思维模式。在该理念指引下,岸田政府的对华政策以“竞争、防范、牵制”为主基调,从政治、安全、经济等层面围堵和打压中国。若该理念进一步扎根,将阻碍中日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加大中国维护周边安全环境的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中国迈向科技强国的步伐。

岸田政府与日本外交及安保政策取向

2021年日本政坛变动。“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众议院大选”中的政策讨论,反映了日本外交及安保政策新动向。岸田政府延续自民党一贯的保守主义路线,将“修宪”步骤提上议事日程。价值观外交和“人权问题”成为岸田政府关注的重点。岸田政府的人事和安保政策取向依然受“安倍理念”的影响,沿袭了安倍执政时期防卫费增额的惯性,以此不断“强化日本的防卫力”。岸田政府有条件同意增加驻日美军驻留经费,希望发展“更高层次”的日美同盟关系,来推动“印太构想”下的安全机制构建及价值观外交。岸田政府的对华“对话”外交意向能否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依然存在变数。

2022年日本岸田政府面临的内政外交考验

岸田政府基本形成岸田、麻生、茂木“三驾马车”的领导体制,但其党内支持基础尚不稳固。岸田政府2022年上半年最重要的政治目标是打赢参议院选举战,选举结果将直接决定其执政命运。如果打赢疫情防控战、经济政策快速取得成果、国会审议顺利过关,岸田政府将继续维持高支持率。只要在参议院选举前不出现导致内阁支持率持续下滑的事态,岸田政府将顺利通过参议院选举的中期考核。反之,岸田政府可能将以短期执政告终。此外,在外交方面,岸田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将面临考验。

日本“新安保三文件”下的强军计划论析

随着岸田政府在2022年12月出台“新安保三文件”,日本的军力建设迎来重大转变。日本打破了国防预算“GDP 1%”原则以及“专守防卫”原则,试图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并全面强化军力,以期成为“能战”的军事强国。“新安保三文件”的出台动因有多方面,包括日本对周边国家“威胁认知”的偏差,日本配合美国的军事战略、加强日美安全合作的需要,以及日本国内更加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在发展前景上,日本强军计划并非完全乐观,其国防预算增长计划有可能无法得到全面落实、“和平主义”思潮以及“募兵难”问题也会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追随制裁:俄乌冲突下日本对俄制裁政策评析

岸田政府出于提高日美欧合作水平、扩大价值观外交影响力、维护政权稳定性等方面考量,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积极追随美国,采取以对俄全方位制裁为重点、以日美欧多方联动为依托、以多元化援助乌克兰为补充的对俄制裁政策。日本对俄制裁政策既对俄罗斯造成沉重打击,也对日本国家建设产生多重影响,使日美欧合作水平得到深化,影响了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但日本对俄制裁政策也存在能力与意愿不足、日俄经贸结构不对称等限制性条件,面临动力不足的挑战。从根本上看,日本对俄制裁政策的持续实则是为了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打破日俄领土争端僵局、构建制衡中国的联盟体系。

岸田“新资本主义”政策的演进:理论与实践

作为岸田文雄执政的标志性经济政策,以实现增长与分配良性循环为目的的“新资本主义”构想尝试推动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其政策仍延续“安倍经济学”的主要做法,未能深入解决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问题。从“新资本主义”政策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其重视分配、政策功能叠加、扩大官民合作空间等特点。“新资本主义”构想的出台主要源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步入格差社会、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消费投资弱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等背景,其理论基础包括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矛盾与缺陷的反思、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理论和公益资本主义理论。这一政策面临着难以解决的政策性难题,如财政状况严峻、政策资金缺口大、经济安全过度化阻碍经济增长等。

2023年日本形势展望

在内外因素冲击下,日本战后和平发展路线在惯性延伸中加速转轨。岸田政府总体延续“安倍路线”,战略转型进程正朝纵深方向发展。岸田政府的战略天平向军事过度倾斜,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羁绊。未来岸田执政地位将更加稳固,同时各种变数陡增。2023年日本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复苏动能明显不足:宏观经济走势不稳,经济波动性显著增强;内需难以得到提振,严重制约经济增长。2023年岸田政府在全面践行“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的同时,将继续深化战略外交实践,外交活跃度或有提升。日本对华制衡日益凸显,但其战略逻辑存在悖论,在现实中也很难走得通。

共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岸田新政府上台后,延续并拓展“前任路线”。尽管中日关系出现一些互动和趋稳契机,但仍面临艰巨挑战。同时,岸田新政府也展现出一些自我特色和新重点,其外交团队相对具有大局观和平衡意识,也认识到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合作与竞争等要素之间,围绕对华关系保持多维对冲、动态平衡的必要性。在当今全球深刻复杂变动的形势下,中日应珍惜和维护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大局,妥处分歧和矛盾,增进互信与合作,努力共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日本“岸田外交”与中日关系的前景

“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是日本岸田政府的外交新旗帜,它由三大支柱支撑:维护“普世价值”是其第一支柱,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被视为第二支柱,“守护国民的生命与生活”则作为第三支柱。在宏观层面,“岸田外交”是日本在国际格局大调整的时代背景下最大限度追求国家利益的产物;在中观层面,它是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地位在对外政策领域的总体规划;在微观层面,它是岸田个人政治理念与国内政治力学结构博弈的结果。在实践中,日本以“价值观”为政策导向,拓展与“共享价值观”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压缩价值观“异己”国家的政治空间;以追求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而非以解决全球问题、提供公共产品为价值追求,有选择地参与全球治理;最能体现“岸田外交”本质的是“守护国民”的外交举动。日本外交将地区安全局势作为达成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政策工具,绑架了日本与周边国家间关系,使其成为国内政治议程的附属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关系将难以转圜向好。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化解日本话语移植与政治挪用可能造成的风险,预防其摧毁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将成为中国外交努力的方向。

俄乌冲突视域下日本对俄政策的基本框架与效果评价

俄乌冲突发生后,日本调整了以往的对俄政策,岸田政府紧随欧美国家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日本对俄政策的调整既体现了岸田政府极力展示自己执政特色的现实需要,也体现了日本欲渲染俄乌冲突对国际社会的恶劣影响以迈向“正常国家化”的战略需要。同时,俄乌冲突为日本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遏制中国提供了契机。岸田政府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增强对俄威慑力,以共享价值观的国家为重点构建反俄同盟,同时通过拓展经济领域合作降低能源方面的对俄依存度。但这些举措无法助力日本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严重影响日俄和平条约谈判进程,而且突破“专守防卫”政策、谋求军事力量的提升等行为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制造地缘政治对立,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话语定位、身份建构与日本对华政策走向

从话语到身份再到对外政策,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逻辑。日本在选择与调整对华政策的过程中,实际上便在体系、国家与政策议题三个话语层次上,通过“联系”和“区分”两种方式分别构建了中日差异化的类属身份、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借此中国在类属身份上被置于“民主国家”的对立面;在角色身份上被建构为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冲击者”与“威胁者”、自由经济的“破坏者”;在集体身份上被置于“民主阵营”的对立面,并被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以秩序为“名”,增强防卫建设,协调伙伴关系;以安全为“由”,开展针对性的军事部署,并加强对华经济对冲;以议题为“用”,实行对华软制衡,同时拉拢“全球南方”国家,以将对华政策“合法化”。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新动向

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战略由来已久,但近年来,特别是岸田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推进经济安保战略明显加速。目前日本正逐步形成战略目的清晰、机构设置完善、经济控制能力增强、对外合作日益紧密的全方位经济安保战略。日本政府加速推进经济安保战略有国际环境变化的因素,亦有日本自身的战略考量。日本希望借经济安保战略实现经济、安全等多方面战略目标,但囿于多方面因素制约,其战略效果有待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