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减租减息到“五四”指示:过渡阶段的减租清算斗争——以晋绥边区崞县为中心的考察

减租清算是中共土地政策实现由减租减息向“耕者有其田”转变的必由之路,主要内容是民众以“算账”方式从被清算者手中取得一定数量的生产生活资料。随着清算果实分配,晋绥边区崞县某些区村各阶层间的地权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呈现出“中间不动,两头平”的趋势。诚然,中共在减租清算过程中不得不面对因群众思想觉悟低下、封建敌对势力干扰及干部思想和工作作风不良而造成的诸多困境,但在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应对之下,崞县的减租清算斗争仍取得明显成效,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经济和政治双重翻身,极大刺激了其生产和参军热情。而中共组织队伍则在这种斗争中得到淬炼,为此后土改政策贯彻执行累积了宝贵经验。

20世纪50年代山西省崞县治所的迁移——基于地域历史的长时段研究

对待历史时期的治所迁移问题,应重视长时段理念下的过程性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1959年12月山西省崞县治所由崞阳镇迁至原平镇。原平镇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县治,绝非自新中国建立后方现端倪,实际上早在明代中期其交通优势开始显现(成为两条驿路的交汇点)之时既已埋下伏笔,这使得崞县境内的经济中心经历了从一元(崞阳镇)到二元(崞阳镇—原平镇)再到—元(原平镇)的'结构'变迁。就治所迁移'事件'本身而言,从1956年1月崞县方面提出首次迁治申请到1959年12月最终完成迁治,过程一波三折,新治所党政机关建筑的经费投入、忻县地委专署的迁治意向、'大跃进'运动的推进、崞县方面的迁治坚守等成为影响迁治进程的关键因素。

从龙神到贤人:明清时期地方水神信仰对象的演变——基于碑刻资料中崞县五峰山圣母信仰的考究

明清时期水神信仰对象的多元化特征明显,不同地域空间水神信仰的对象也不同。明清时期崞县五峰山圣母形象的演变,经历了明代正统雨神形象的龙神时期、清代由龙神向贤人的转型时期和清末以来贤人地方化时期的转变,体现了信仰内容由国家控制走向地方自主化、信仰对象由模糊转向具体化、信仰主体进一步明确化、信仰地域范围逐渐固化等特点,而经济基础、自然环境、社会结构、信仰范围等因素的变化系推动水神信仰变迁的内在动力。

明清至民国崞县阳武河流域水资源利用问题研究

水资源的公共性是导致分水之争的主要原因,"解决公共资源利用的困境"问题就成为人们不断追求的目标。明清至民国时期,崞县阳武河流域的"十八村水地"通过兴建水利设施、明确水程制度、成立水利公司,在界定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从而促进了阳武河水利的发展,赢得了"阳武流金"的美誉,为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消解水利纠纷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经验。

民初崞县的乡村教育

民初崞县的乡村教育主要体现在学制与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教师队伍与待遇以及教育经费等几个方面,并带有时代发展的印记,呈现出新旧并陈等特点。尽管得到初步发展,但仍步履蹒跚,给我们留下不尽的思考。

明清山西民间信仰与长城记忆——以崞县扶苏、蒙恬崇拜方志书写为线索

大量地方民间信仰通过寺庙名录等资料被收录在明清方志中。经过方志书写加工,民间信仰往往与历史人物相结合,形成官方认可的地方文化。从相关方志记载来看,山西崞县的蒙恬、扶苏崇拜在长城地域空间下,实现了民间鬼神崇拜与著名历史人物跨时空融合。这一过程,得到了当地方志书写与相关长城记忆的双重加工,影响了当地民间信仰与文化精神的生成与演变。

崞县城址调查与研究

崞县城址沿用时间很长,在城市形态演变过程中经历了缩建及扩建多重关厢的过程,城址平面也由东西横长发展为南北纵长,反映了军事形势、地理条件、商贸与交通等多重因素对城市形态的影响。

清中后期崞县当商总局及会典所研究

清朝中期,是崞县(现称原平市)典当行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全县大小当铺30多家。为了管理典当行业,清崞县官府以官督商办的方式,成立了当商总局,其办事处名为会典所。当商总局,为崞县独创,其每年轮派四家当商办公监督全县典当行业的运行模式在当时非常先进,为清朝中后期崞县的财政收入的增加及典当行业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后因历史变迁,崞县典当行业逐渐凋敝,当商总局也逐渐被人遗忘,但其先进的运行模式直到今日仍有借鉴价值。

中共土改纠偏的“崞县经验”(1947—1948)

改订成分作为土改纠偏的组成部分,在中共土改运动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期,能否实现阶级成分正确改订,并以之达成最广泛群众的团结,直接影响土改整体效果和中共革命前途。从1947年底至194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及各解放区就此问题之解决付出巨大努力。其中晋绥边区崞县在改订成分过程中展现的以先打通思想、再配合平分土地及发放土地证工作进行成分复查方式,完成对错订户成分改正和利益退补措置,赢得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充分肯定,并将之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解放区范围内大力宣传推广。对“崞县经验”的成功实践,不仅遏制了土改进程中发生的“左”的偏向,亦巩固了国家政权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强效管控,中共革命的成功之道从中可见一斑。

土改中的改成分退果实问题——以晋绥边区崞县为个案的考察

改成分退果实是土改运动发生转向的关键环节,对土地政策正确旨向回归和中国共产党革命走向深入产生了直接影响。晋绥边区崞县在改成分退果实过程中,以先打通思想、再配合平分土地及发放土地证进行成分复查的方式,完成对错订户成分改正和利益退补。与此同时,在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农民不愿改订成分、乱下成分、退补果实不力等现象,并因之造成贫雇农利益受损、地主富农反攻的严重后果。中国共产党为此采取重新复查成分、严厉打击各种反攻行为等措置,对之予以应对。通过改成分退果实,不仅有效遏制了土改中“左”的偏向,亦充分巩固了国家政权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强效控制,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成功之道从中可见一斑。

崞县窑子墓地研究

根据内蒙古崞县窑子墓地的随葬器物,该墓地可区分为3个墓区。3个墓区又可聚合为北区和南区,这两区在葬俗、随葬品、社会分层等方面存在对立关系;由墓地形态和墓地分层推知,墓地死者的人们共同体呈分层的二元结构。

民初崞县的乡村教育

民初崞县的乡村教育主要体现在学制与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教师队伍与待遇以及教育经费等几个方面,并带有时代发展的印记,呈现出新旧并陈等特点。

内蒙古凉城县崞县窑子墓地古人骨线粒体DNA研究

近20年来,古DNA研究技术和方法已迅猛发展,目前从古人类残骸中获取DNA序列,进而讨论人类的演化、亲缘关系和迁移成为分子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方向。现在,古DNA分析的策略就是扩增特异保守性较强的片段并进行序列测定,然后跟已有的相应序列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并综合材料所在的环境特点和材料本身的形态特征等,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断。

巧炸敌酋——忆在崞县除掉日军头目山侠

1943年,地处敌后之敌后的晋东北崞县(同蒲铁路东)地区,对敌斗争形势还很严峻而险恶。崞县宏道镇是一个较大的日伪军据点,常驻日军200余名、伪军400余名。周围还有七、八个日伪据点,由驻日军头目——山侠指挥。 山侠,是一个穷凶狡黠的战争恶魔。据说他是驻山西日军某师团长的兄长,日本某大学毕业生,精通中文汉语。即善于搞特务工作。

浅谈传统建筑的历史性与工匠传承体系之关联

本研究旨在探讨传统建筑的历史性与工匠传承体系之间的关联。山西地区的营造历史悠久,营造活动众多,实例丰富且连续性强,民间工匠的传承脉络较为清晰,这为本次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背景。本次研究首先论述了工匠信息与传统营造活动的历史信息之间的深刻联系,其次交代了崞阳石工匠人参与传统建筑营造的历史背景与客观条件,之后通过对韩氏石匠家族传承体系的厘清,得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历史性以隐喻的方式内涵于工匠活动之中的结论,为学界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建筑的历史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五十年来徐永昌研究综述

徐永昌(1887~1959),字次宸,山西崞县(今原平市)沿沟村人,曾任国民军第三军军长,中原大战晋绥军总指挥,绥远、河北、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代表中国政府于密苏里号军舰上接受日本政府投降,被誉为"受降将军"。抗战胜利后,曾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长等诸多要职。至台湾后,曾任当局"总统府"资政,其后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

密苏里舰上受降的中国将军:徐永昌

徐永昌（1887—1959）是近代著名的爱国将领。抗战时期,他主掌军令部八年,运筹帷幄,尽心竭力,抗战胜利,他代表中国政府参加盟国受降,光辉形象,彪炳史册。早年经历：地方军政生涯徐永昌,字次宸,1887年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市）一普通农家,为家中幼子,后随父母举家迁居大同。

原平学田考

学田制度在原平的推行可谓相当之晚。到明万历三十四年之前,原平仍未有学田的出现,而此时距学田制度开创的北宋,已经过去五百多近六百年。而且即便是万历三十四年陆侯在原平初设了学田,在此后的几百年间,原平学田也处于中断与恢复交替的状态,不能始终贯彻实行,直到清末民初学堂改革时,被彻底废止。在此过程中有诸多疑点,鉴于此,即借助原平诸部县志等资料,对原平学田制度的缘起、中断、恢复及最终废止的缘由进行探索与辨析。

原平治所变更始末

从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79年)原平始设县府起,到公元1958年县政府机关从原崞县城搬迁回原平镇止,在这2 200多年的岁月里,原平县名经历了多次变换,而原平治所也经历了多次的迁移变更。这种变迁与国家局势的变化以及因此变化而导致的原平这个地区所担任职能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原平县治所由原平县城向崞县城转移,归咎于原平整个地区由普通县府向军事要塞转变,而原平县治再次从崞县城回归原平镇,归缘于原平整个地区由军事要塞向现代化城市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