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巩固阶段脱贫人口工资性收入增长研究

基于对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实地调研、行业主管部门座谈及材料收集整理,研究巩固脱贫成果阶段脱贫人口工资性收入增长情况。结果表明,云南省通过动态监测巩固就业、多方协作转移就业、技能培训提升就业、公益岗位稳定就业、项目帮扶促进就业,有效实现了脱贫人口收入保持较高增长态势,工资性收入呈现占比高、增速快的特征,但脱贫人口内生动力不足、农业产业发展水平低、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欠佳、就业稳定性质量不高、开发式帮扶未充分发挥效能等因素制约了云南脱贫人口工资性收入可持续增长。从构建教育扶贫长效机制、持续推进脱贫地区产业兴旺、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提升脱贫人口非农就业质量、调整完善开发式帮扶就业等方面提出促进脱贫人口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对策建议。

数字素养、正规就业与工资性收入——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Probit、OLS、2SLS等模型研究了数字素养对劳动者就业决策行为、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并通过引入信息获取、风险偏好、社会资本等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了数字素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数字素养可以显著提高劳动者进入正规就业渠道概率、提高劳动者工资性收入;(2)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信息获取能力、风险偏好、社会资本水平等途径影响劳动者就业决策及其工资水平;(3)数字素养的促进效应表现出明显的家庭差异、城乡差异、城市差异;(4)数字素养除了可以直接影响劳动者工资水平外,还可以通过促进其正规就业产生部分间接影响。研究结论对于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提高就业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素养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民就业及收入问题向来是国家关注的重点之一,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数字经济的发展及随之带来的对高数字技术人才的需求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及增加收入的机会。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20年数据,采用OLS模型分析数字素养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素养对提升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数字素养对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的提升作用表现出就业形式、性别方面的差异;(3)数字素养能够丰富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使其工资性收入提升;(4)数字素养能够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社会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其工资性收入提升。为促进农村劳动力工资性收入增长,早日实现共同富裕,政府应该通过完善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民数字素养主体性意识、完善农村居民的数字素养培育方案等措施加强农村劳动力数字素养教育。

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结构演变的省际比较——基于偏离——份额分析

从农民工资性收入结构和来源入手,采用统计分析法和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2004~2016年我国31个省份农民工资性收入结构及增长类型。结果表明,农民工资性收入结构存在显著地区差异;结构偏离分量较低,结构优势普遍较小;竞争优势普遍较大,呈现由东南地区向西北、东北地区竞争力逐渐增强空间特征。因此,在确保农民工资性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更应注意收入结构地区差异,农业工资性收入已出现明显竞争优势地区应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发挥农业工资性收入潜力;非农工资性收入增长势头较强劲地区,应大力发展二三产业,解决农民非农就业问题。

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尤其教育在其中的作用

工资性收入在农村居民纯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提高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对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健康状况、乡城流动、产业结构、尤其是教育水平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有显著影响,但这些影响在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各不相同,其中教育对东部和中部的影响非常大而对西部的影响却不显著。本文分析了形成这些不同影响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ECM模型的城镇化与农民工资性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文章尝试运用协整分析及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我国1978~2013年城镇化与农民工资性收入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我国城镇化与农民工资性收入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变动关系;农民工资性收入与城镇化率互为格兰杰因果;从短期来看,我国城镇化与农民工资性收入之间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各级政府应及时制定“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先导、多元化、非均衡、综合发展”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以推动来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房价、城市规模与工资性收入差距——基于中国32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32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拓展Matlack和Vigdor的模型,考量房价、城市规模与工资性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房价上涨会引起以基尼系数衡量的工资性收入差距缩小,但当城市规模处于较大水平时,房价上涨又会拉大工资性收入差距;城市规模扩大会显著缩小工资性收入差距,但当城市房价已处于较高水平时,城市规模的继续扩张则会拉大工资性收入差距。

家庭背景、职业特征与非工资性收入差距

非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已经日益成为中国居民间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本文基于1989—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八次入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以及Logit二元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背景、职业特征对居民户获得非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社会背景较好、财产水平较高,以及户主在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居民户能够以更大概率获得,并实际获得了更高的非工资性收入;来自政府部门的非工资收入一定程度上具有"亲弱性"特征,而来自企业和私人的非工资收入,以更大概率并更多地被社会背景好、受教育水平高、财产水平高以及户主在政府和国有单位工作的居民户所获得;户籍以及财产禀赋等方面具有优越性的居民户在获得较多非工资性收入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对更高的工资性收入。

农民工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GSS数据的反事实因果分析

引入效用理论的分析框架,采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基于CGSS数据测度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及其协同不确定性、异质不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误差的分解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总不确定性的绝对值为0.018;总不确定性中协同不确定性占比达到81.62%,而异质不确定性占比不到20%;不同农民工群体间的不确定性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及从事高技能工作或自雇的农民工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较低。健康状况、社会资本和区域变量等因素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工资性收入、高技能和自雇职业等因素对农民工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

农民工资地区趋同、行业差异区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同势变化的中国城乡经济特征事实,表明劳动力用脚投票,流向差距小的地区,同时也发现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因果循环关系,并运用1990-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农民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工资性收入呈现非线性关系。劳动力流动是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提高的重要途径,增加地区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份额是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的重要手段。因此,流入地中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可以通过吸引更多农村流动劳动力而改善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流出地则可以通过增加更多的流出人口缩小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然而从流入地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在区域间所占比重看,容易形成"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工资性收入份额低—城乡收入差距大"的恶性循环。从农村劳动力流动视角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保持不变的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会使流入地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增加幅度、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幅度均超过流出地。

共同富裕背景下职业教育对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CHFS微观证据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CHFS 2019)微观个体数据,探究职业教育促进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程度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教育每增加1个单位,工资性收入将会增加5.49个百分点;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户口样本中职业教育对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较大,在非农户口样本中影响较小,前者几乎是后者的10倍;PSM倾向匹配效果良好,相比于非农村户口样本,农村户口样本的匹配效果更佳;职业教育对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相比于中等收入群体,职业教育对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影响较大;“互联网使用”在职业教育影响居民工资性收入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劳动力回流则起到了调节效应。

中国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地级城市2000—2011年经验数据研究

基于我国2000—2011年地级城市的经验数据,利用我国地级单位构成的大样本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与消费差距的内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工资性收入差距成为影响我国城乡消费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城镇化、金融发展、教育水平、财产性收入、城市人口流入流出等因素对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也具有内在关联性,进而会对城乡消费差距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必须多措并举,扭转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水平、金融发展以及教育水平的现实差距,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有效缩小城乡居民的工资性差距,进而抑制城乡消费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与生活消费支出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关系检验

文章采用1984～2009年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与收入数据,利用回归分析发现工资性收入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已经超过了经营性收入,进而基于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ECM),建立了工资性收入与生活消费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调整关系。结果表明,在长期均衡中,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工资收入弹性为0.53;而从短期来看,误差修正项以57.67%的比例对下一年度的生活消费产生修正的影响。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与其工资性收入的关系说明,提高中国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能够避免政策的短期效应而达到促进消费长期稳定增长的效果。

农民工资性收入与城镇化关系实证研究

利用1978～2012年相关数据对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与城镇化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显著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化水平对农民工资性收入存在隐性的影响,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城镇化水平均存在明显的累积效应。因此,建议科学规划扎实推进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切实提高农民工资性收入,通过改革创新促进城镇化与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协调发展。

我国农民工资性收入波动及其环境因素的实证研究

我国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也是农民纯收入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利用1990—2008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考察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城乡就业结构、城乡收入差距、农村的工业化程度、政府对基本建设和教育投资等因素对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一个地区的经济越发达,工业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农村的工业化程度越高,当地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越高。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是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的主要途径。因此,地方应积极发展第二、第三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扶植地区企业和经济的发展,努力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等。

农民工资性收入变动趋势分析

农民工资性收入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收入的新生源泉和增收的主要动力,在迅速增长中逐步形成自身的特点。如工资性收入在快速发展过程中虽有反复,但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趋向提高,成为推动农民增收的主要力量;工资性收入增长在区域之间和不同农民群体之间极不平衡等。工资性收入的变动与经济规律作用相一致,且未来一个时期还将处于比较快的增长区间。实现农民持续增收,必须顺应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趋势,着力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

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居民工资性收入提高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决定工资增长率变化的动态经济模型,并基于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的系统广义矩(SYS-GMM)估计方法,研究了工资增长率的决定因素并侧重于分析三大产业间的差异对工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工资率的提高有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宏观经济持续协调的增长。

重点国有林区改革进程对职工工资性收入影响研究

以2001—2016年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87个林业局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重点国有林区林业局职工工资性收入影响因素进行估计,并采用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进一步分析改革进程对不同收入组林业局职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重点国有林区改革的持续推进有利于职工工资性收入的增长;改革进程对高、中、低各收入组林业局职工工资性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越高的林业局职工从重点国有林区改革进程中获益越大。因此,提出继续深化改革、关注天保工程资金在重点国有林区创造就业岗位及增加职工收入等方面的经济社会效益、关注中低收入职工群体等建议。

粮食主产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收途径探讨

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的关键是增加工资性收入,其主要来源是乡镇企业和城市企业务工的收入。讨论了影响农民务工收入的因素,并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相关途径。

农民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的障碍及对策研究

工资性收入已成为推动农民增收的最重要力量,但其在增长中还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歧视、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等因素的制约,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切实提高农民工素质,是推动农民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